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却跨入文学的门槛，成为文学经典，进入中国文学史，这与其本身的文学因子直接相关，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史记》的特点是“以文运事”，即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施展文学才华。但《史记》能成为文学经典，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以不同形式进行的经典建构，这个过程包括文化制度的变化、文学思潮的发展、评论家的阐释、文选家的认可、文学家的接受等。唐代是建构《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虽在《史记》文学阐释评论方面没有后代那么丰富，但以韩愈、柳宗元为领袖的古文运动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推崇与接受、学习，是唐代《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基石。

《史记》是古文家“文以载道”思想的重要来源

古文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将《史记》建构为文学经典。首先，他们重视《史记》深刻的思想内涵。根本而言，古文运动由中唐时期儒学复兴和政治革新所触发，从而带动文体改革，其核心思想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发挥文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政治改革的宗旨和“挽狂澜于既倒”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古文家越过六朝华丽骈文，把眼光投向先秦两汉散文。先秦两汉散文古朴深邃，内涵丰富，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思想主张，无论政论文还是史传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古文运动把先秦两汉散文作为典范，《史记》自然是学习的榜样之一。正如元代刘埙《隐居通议》所说，韩愈“尝自泄其机矣，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所谓两汉，非班、马耶？”《史记》体大思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显示出独特的思想价值，也显示了司马迁在大一统时代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史记》成为古文家“文以载道”思想的重要来源。

其次，古文家高度认可《史记》的文学风格、文学价值。韩愈、柳宗元把司马迁作为汉代古文大家而纳入文学的领域。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也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而已。”白居易《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说：“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刘熙载《艺概》说：“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太史公文，韩得其雄。”可见，韩愈文章的雄健风格来自《史记》。柳宗元以“峻洁”称赞《史记》的总体风貌，在《报袁君陈秀才书》中说“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峻如马迁”。清蔡世远所编《古文雅正》卷九说柳宗元“文笔酷似子长”，可见柳宗元对《史记》文风的认可与学习。古文运动的另一重要人物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云：“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古文家对《史记》的推崇与学习也使他们自己的文学地位得以提升，如对韩愈、柳宗元的墓志铭，章学诚《文史通义》言道：“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古文家对《史记》叙事的认可与学习，说明《史记》在文学上的地位已树立起来。

再次，古文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理论与实践有所继承与发展。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强大动力，实质上阐明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身世遭遇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古文家对此理论有新的发展，如权德舆在《梓州刺史权公文集序》中明确提出文章“舒愤懑”的主张。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一文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进一步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其“不平则鸣”理论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在唐代的进一步发展。从实践上看，柳宗元的发愤创作最有代表性，他在“惊风”、“密雨”的政治环境中表现出文人大无畏精神，不幸的政治遭遇却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正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所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可见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及在逆境中立言的精神，为古文家树立了典范。

古文家叙事、记人等手法受《史记》影响

古文运动不只在理论上认可《史记》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韩愈、柳宗元等人在文学实践上学习《史记》，从人物传记的类型到文章的章法结构，从创作风格到语言的运用，都有《史记》的影子。韩愈在《进学解》中说自己作文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宋代李涂《文章精义》说：“退之《圬者王承福传》，叙事议论相间，颇有太史公《伯夷传》之风。”宋代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一云：“退之《获麟解》……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元代刘埙《隐居通议》卷十八说：“韩文世谓其本于经，或谓出于孟子。然其碑铭，妙处实本太史公也。”元代程端礼《昌黎文式》卷二云：“《送幽州李端公序》，……此篇似《史记》文。”明代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云：“《毛颖传》是继太史。”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张中丞传后叙》云：“通篇句、字、气，皆太史公髓。”这些评论足以说明韩愈从《史记》中汲取力量。柳宗元的散文以峻洁著称，他在《答韦中立书》中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所谓“洁”，不仅指文字的简洁，更重要的是指剪裁精审且能把笔墨用到要害处。清代方苞《方望溪先生集》文集卷二指出这一点：“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柳宗元的叙事文章不仅深得《史记》荡漾疏散吞吐之妙，而且在取材上和司马迁一样有爱奇倾向。如《童区寄传》的区寄年仅11岁，却能机智勇敢地杀掉掠卖自己的两个豪贼。清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评之曰：“事奇、人奇、文奇。叙来简老明快，在柳州集中，又是一种笔墨。即语史法，得龙门之神。”柳宗元往往借传记发表议论，如《种树郭橐驼传》，传记是次，议论为主，可见受到《史记·伯夷列传》等作品的影响。柳宗元其他人物传记如《段太尉逸事状》等也颇有《史记》神韵。他笔下的山水游记虽无奇事、奇人，但颇有奇气，也可说是“得龙门之神”。总体来看，韩愈、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量选择下层人物，且富于强烈的批判精神，充满浓厚的感情色彩，这些特点都体现出《史记》的影响。

《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建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唐代古文运动高举学习先秦两汉散文的大旗，这对《史记》文学经典的确立起了积极作用。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指出“司马迁是被后来的古文家所认为宗师的。其中几乎有着'文统'的意味”，此论颇为中的。可以说，古文运动确立了司马迁古文宗师的地位。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13BZW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