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指从西汉文帝继位的公元前180年到景帝去世时的公元前141年间，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为指导，实行轻赋薄瑶、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用了近40年的时间使一个战乱后民生凋敝、衰败不堪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井井有条、民风淳厚的治世。

秦朝大兴土木，赋役繁重，其中建阿房宫、修骊山墓所耗民夫就达70万之多，据历史资料统计，当时服兵役的人数在二百万以上，占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占壮年男子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工程开支，统治者强征暴敛，人们的赋税奇重，导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统治者更是以严刑峻法严酷的统治人民，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秦朝灭亡后，又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致使汉初人口稀少、经济萧条、大量田地荒芜。汉文帝刘恒继位初，国库虚空、民生凋敝、诸侯王实力膨胀，为巩固统治，发展生产，仍奉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以保证农民生活的安定，恢复和促进社会生产。

汉文帝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节俭皇帝，勤政爱民，轻徭薄赋，政简刑清，宽大爱人。景帝受其父亲影响也非常节俭克己、勤政爱民，文景两代几乎无大兴土木的工程。汉文帝不仅自己克勤克俭，还对后宫严加约束，妃子衣不曳地，筛帐不用文绣。在汉文帝身体力行的率先垂范下，下属官员也不敢奢靡，在汉初的统治阶层形成了勤政爱民、廉洁自律的清廉之风。

文景之治是什么时期（文景之治是什么时期的）

汉景两朝，重视农业生产，汉文帝在“十五税一”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赋税，将田租税减到“三十税一”，甚至连续全年免田租，以鼓励农民重回田地，从事农业生产。他还亲自参加劳动，劝课农桑，“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景帝也规定“不受献，减太官”“省徭役”，但这并非是政治作秀，而是真正地体会到民生的不易。

经过汉景两代的休养生息，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到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铜钱由于多年不用，穿线的绳子都腐烂了。在封建社会，皇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缺乏相应社会机构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制约，因此统治者的自身素质和品德修养往往是决定社会统治的重要因素，文景父子，克勤克俭，勤政爱民，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仁政，且两代仁君一贯如此，保证了政策的持续性，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成果。

汉初时期，经济萧条，盗贼猖獗。而改变民风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发展，使人民能够衣食无忧，文景父子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并下诏劝课农桑，亲身参加劳动，百姓受到感化，自食其力，勤于耕作，形成了勤劳务实的社会风气，促进了农业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正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最终使“海内殷富，兴于礼仪”。文景两帝宽刑慎罚，对于醇厚民风的形成意义重大，正所谓“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文景二帝曾多次大赦天下，宽刑博爱，及时废除了很多秦时的严刑峻法，使受严刑峻法控制已久的人民如逢甘霖。文景父子在“治民”策略上，重视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实行以德化民，以孝道和重礼之风治国，以大象无形之法涵养民品。

汉朝初期，社会矛盾丛生、经济萧条、破败不堪，经过汉景两代40年的励精图治，使社会变为“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的治世实属不易，这为以后汉武帝的大统一奠定了物质和政治基础。文景时期“与民休养”的政策虽然给农民阶层带来好处，人们生活也相对富足、安定，但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农民，而是地主阶层。减免田租，获利最大的就是地主富商，入粟拜爵在提高粮价的同时，也提高了地主、富商、豪强的政治地位。在文景之治社会稳定、富足的背后，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社会财富占有悬殊，在休养生息的政策下，地方豪强势力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文景之治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是在西汉初年经济极度贫困、百废待兴的基础上通过轻徭薄赋来实现的。文景所奉行的“无为而治”国策，并不是指无所事事、放任自流，而是避免官府过多地干扰而影响农民的生产活动，努力为农民创造稳定宽松的生产生活环境，并保证农民得到足够的劳动回报，从而能够安心生产。其看似“无为”实际上是积极地“有为”政策，非常适合于西汉初年的社会状况，最终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实现了社会的康宁和谐发展。文景之治虽为封建变革，带有很多封建色彩和封建限制，但其成功的治世经验仍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