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主编的《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下称“《编年史》”)第一辑四卷本是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界所瞩目的一件大事。从全书纵横交错的结构、不厌其详的史料以及微言大义的述论中，不难看出编纂者已具备相当成熟的个人治学理念。

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提出了“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的辞章之法，突出了作文赋采的重要性。《编年史》的一大特色是文辞灵动，注重“属辞比事”(《礼记·经解》)的春秋学方法，有意为其论述做减法，从而突出微言大义的述史特色。正如书中《凡例》所示，全本“以征引文献为主，辅以客观陈述”，以兼容并包的眼光择取及评述史料，对以往学界所冷落甚至忽略的保守派文人诗词、民初各派政党诗词及其交往唱酬、以东亚为重心的域外诗词史实、年久失收之现代旧体诗词等，都有相当的关注与公允的论述，从中颇能体察出编者由文入史的治学路径及其古今会通的学术视野。

作为中国文学的治史者，对于文献史料的发掘与辨析乃是研究能力之体现。有关现代文学旧体诗词的研究，长久为学界所忽视，这与该领域文献史料缺乏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考辨与分类有关，也使得与之相关的述史工作难以深入展开。作为学科基础性建设的重要工作，《编年史》第一辑的面世，以四卷430余万字的庞大体量，对来源多样、储量丰富且历史跨度较长的现代旧体诗词文本进行辑录汇编，在文献搜集与整理的具体方法上师法古典文献学，讲求“求全兼备，竭泽而渔”，具有别开一格的开创性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文献史料“事以时序，时以类次”的编年体叙录，翔实地呈现出各时期旧体诗词的自然发展情状，由此可进一步探察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整体样态，为日后相关研究的深化提供坚实基础。

从《编年史》中可以看出编者义理求善、史识求新的学术志向。作为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姚鼐曾反复阐述文章“义理”的重要性，推崇“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述庵文钞序》)的境界。李遇春对于现代旧体诗词的搜集与整理也可作如是观。这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对旧体诗词何以入史、怎样入史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而这又牵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调整与重评。正如编者自述：“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百年来的现当代旧体诗词文献资源，在此基础上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新模式。”《编年史》以现代旧体诗词文本为基础，以新的现代性视角为切入，重新提出、定位并评估了民初革命者旧体诗词、抗战文人旧体诗词、流寓作家旧体诗词以及现代媒介传播视角下的旧体诗词等的意义。从具体而微的史论到整体史观，《编年史》在打破既有的常规文学史论述的同时，进一步拓宽了学科视野，从而具有创新的大文学史观特色。

清代章学诚有言：“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任何文学史研究背后，都离不开著者深切厚重的人文关怀以及载道明理的治史信念。面对长期遭到冷遇、遮蔽甚至遗落、散佚的现当代旧体诗词文献史料，编者以“六经责我”的担当，打破新旧文学壁垒，连通古今文学边界，将胡以谨、吴昌硕、钱溯耆、刘炳照等旧体诗词家与郁达夫、康白情、陈独秀、郭沫若等新文学家一同纳入研究视野，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与《新申报》《国故月刊》《公言报》等报刊同叙，体现了作者重新勘探中国现代文学史版图的抱负。而书中编者所引用的“词客有灵应识我”(温庭筠《过陈琳墓》)一句，更是将其问学治史现代旧体诗词的赤诚之心表露无遗。

《编年史》以古今会通的大文学史视野，拓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视域；以“垒土成山”的气度，成文献史料搜集之功，对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