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不应算重读，而是新读。虽然这辑论丛出版于1978年7月。

《中华文史论丛》以丛刊方式创刊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案，中华书局组建于辛亥革命翌年1912年上海，1954年总部迁到北京，但许多古籍旧版铅版仍留在了上海），至1965年共出版了6期，文革停刊。1978年复刊，因此在第七辑括号内专门注有“复刊号”三字，以示这一在国内已经有了地位的文史丛刊杂志有了它的继承性。

复刊号上，首先是“编者的话”值得重视。一、申诉这一丛刊的初衷为“坚持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文史研究工作者、古籍整理工作者提供一个发表研究成果、交流心得体会的园地”。二、由于“万恶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肆义迫害学术研究人员、禁锢学术研究活动”，因此打倒“四人帮”后，打破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复刊正基于此。复刊后的论丛“将坚决贯彻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还就办好期刊提了具体的三条要求。

复刊号的作者（包括复刊准备前的讨论作者），现在看来，无一不是在文史领域里如雷贯耳的大家。计有：朱东润（案《中华文史丛刊》此前和复刊后的主编）、周谷诚、郭绍虞、顾廷龙、顾颉刚、金景芳、王元化、谷霁光、袁珂、谭其骧、章巽、陈子展、徐中玉等。除了一般性的发言外，复刊号上主文，几可以说是当时或直到今天都是学术上的翘楚文章。如《奴隶主与经古今》（周谷诚）、《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金景芳）、《龚自珍思想笔谈》（王元化）、《〈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袁珂）、《〈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谭其骧）、《记旧抄本古航海图》（章巽）、《六义说考辨》（郭绍虞）、《梅尧臣诗的评价》（朱东润）等。所抄数文目录，都是当时或现在都还在各自学术领域的高峰之作。即便顾颉刚的头条《彻底批驳“帮史学”，努力作出新贡献》一文带有政策（包括政治性和学术性两方面）的拨乱反正意义。但就其专业来说，一谈及其作者“古史辨”的身份和本领来，作者便写道“无汉学基础即不能有宋学，无宋学基础亦不能有清学。清学原为明代空谈心学的反动，而一般人随声学舌，乃集矢于宋学。”这段话除了强调中华学术的继承与发展外，还就宋明学案纠结一事提出了作者鲜明的看法：宋学不仅承前启后，而且它本身的意义有等今天重新认识。对于刚刚才过去的文化专制的文革，这样的言论是需要勇气的——见识和学问两方面的勇气。

这本复刊号，现在看来最值得关注的是陈寅恪的遗稿*《论〈再生缘〉（上）》（（下）刊布在《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即复刊后第二期）。《论〈再生缘〉》是陈寅恪双目失明后的第一部长文。此长文前承《元白诗笺证稿》，后启《柳如是别传》，为陈著的文史互证模式和文史通识（“通识之人”和“通识之才”是陈一直的愿景和实践）的重要著述。此其一。其二，此书为大陆首次印行（后收于三联出版的《陈寅恪集-寒柳堂集》）。据说此书的1954的油印本（网上已炒到2000元左右）传到了香港。消息又回到了北京。当传到北京之后，引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管文化的周扬等关注，而又因其他原因，与此书相关的传到了中央高层康生、周恩来等处（见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与展望》）。足见此书对当时学术（还有政治）方面的震动。其三，刚魂归道山的海外一代史家余英时，治史治文从早年到中年都关注陈著，早年治陈的巜论〈再生缘〉》，中年治陈的诗稿。仅此可见，陈著在海外华人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

*、《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即“复刊号”出版时，陈寅恪（1890-1969）、阿英（1900-1977）已成古人。今天，第七辑的作者，除一二外，都已是古人。写此小文便是对先辈的致敬。今天的学人还能如他们之初吗？

另：像这类印于七十年代开八十年代的古籍，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善本了。（202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