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辛亥革命元老、著名民主人士周素园追随红军长征，得到中共中央红军领导的关心。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干部局离休干部邓达夫在《朱德总司令和民主人士周素园老先生过草地片段》（未刊稿，写于1981年5月）里回忆，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的当天，就被接到中共中央联络局（对外称为苏维埃政府外交部）的招待所里。

1954年9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贵州省代表组在北京合影。前排右七为周素园。（资料图片）

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随红军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在周素园的印象里，“长征途中周总理是个大胡子”（杨锡寿《我与素园老人相处七年见闻录》，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萃》）。周素园见到比自己小19岁的周恩来，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赴渝开会打算重新取得联系

周素园到达保安后，党组织和同志们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周恩来多次接见他。周素园之子周定一、外甥王葆和撰文回忆说：“（周素园）到达保安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追随红军长征到来的这样一位民主人士非常重视，多次亲切接见周素园，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鼓励他继续学习和工作。”（《追随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周素园先生》，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

周素园在延安时，足疾复发未愈，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为不给组织增添麻烦，他请求返回贵州工作。1937年10月23日，周素园离开延安，1938年5月回到毕节。他尽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却努力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并与毕节地下党组织保持秘密联系。据《周素园年谱》（236页）记载，1939年秋，贵州地下党省工委委员秦天真根据中央青委的指示，派毕节地下党负责人王芸生到周素园家中联系，请周素园写一篇关于贵州青年运动史的文章。周素园写好文章后，将其交给王芸生，通过秦天真转交中央青委。

毕节革命前辈宁启枷在晚年时回忆说：“1939年，贵州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同志通过党内交通员带信给我，要我请周老提供贵州辛亥革命运动的回忆录。过了不久，周老叫人送来一部《民党痛史》的稿子，并嘱咐我说，只能由自己的人携带，不能用邮寄。我们就通过交通员带交秦天真同志。”（宁启枷《一个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典范——回忆周素园老先生》，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1940年底，毕节县工委委员葛发声将国民党军统特务杨秉深之妹发展入党，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致使王芸生、邱在模、孙煊等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周素园在1941年2月10日写给周宁一、周定一的信中说：“过去廿余日，毕节发生了一事：甫由外边回来的邓光表和开书店的孙某、阮某，又一王某（去年在旅成处吃饭的那个）、邱某（女性，在先之妹）都被捕了，听说铁锁锒铛的。随后又闻邱在先、葛发声在贵阳也被捕。”（《周素园文集》1029-1031页）毕节地下党组织彻底遭到破坏，周素园因此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1945年7月7日至22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作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周素园打算利用参加会议的时机，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这次会议为蒋介石粉饰其独裁统治而召开，遭到中国共产党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抵制。周恩来没有出席此次会议，周素园因此未能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刘裕远写有《周素园先生参加国民参政会》（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详细回忆周素园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经过。

周素园到重庆后，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因患病到中央医院住院治疗，直到会议闭幕还未出院。周素园在医院里，写了《致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函》（因故未向大会提交），就国大问题写有书面意见。“我和李思齐、程国勋，感到周先生身体有病，不能草拟提案，就主动提出代拟提案的意见，周先生同意。经我们三人商议，由李、程二人执笔，写出主张国共合作、共建祖国的提案。”周素园看后，笑着说：“你们的想法是对的，难为你们，但是国共合作问题，国民党是没有诚意的。我这次来，只想听听而已，不想发言，也不准备提什么提案。”

周素园后来说：“余对国大坚决否认十年前选出之旧代表，以为既不合法且不合理，直无讨论之余地。中央医院病榻上承李思齐见告，已代余草就该问题之提案。余于出院之第一刹那，急捡取李稿阅视，则恰恰主张承认旧代表，与鄙怀大相刺谬。还好，他还留待我过目，没有发表出去，因付之字纸篓中。”周素园清醒地认识到，“且该问题（国大）如何决定，当局早拿定主意，决不因某几个人之提案而生影响，遂予撕毁（国大专册提案），与李稿一同埋葬。”（《周素园文集》901页）

握手叙旧邀请出席政务院会议

1949年11月27日，毕节迎来解放，周素园被推选为毕节县支前委员会主任，为解放军准备粮草，维持地方秩序。1950年2月，72岁的周素园应贵州领导同志的邀请，到贵阳参与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

1950年9月30日，在第一个国庆节到来之际，周素园在9月29日晨阅览报纸，“见国庆贺电可能减至六百四十元一封，很高兴地打算把许多过去通信联系建立起来”，“致林伯渠秘书长、周恩来总理、邓颖超电共一封”，“再把广告仔细检阅，却是每字六百四十元”，故“迅速的放弃了这一念头”（《周素园文集》1141-1142页）。

1951年10月4日，周素园在高言志（秘书）、杨锡寿（医生）、梁泽学（警卫人员）、李队长（警卫人员，入京后即回贵阳）的陪同下，从贵阳乘车起程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0月13日8时20分，周素园到北京车站下车后，入住王府井大街北京饭店418房间。

周素园到北京后，立即写了四封信（由周素园口述、杨锡寿代笔），送交大会秘书处，转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李维汉等中央领导。杨锡寿在《我与素园老人相处七年见闻录》里回忆说：“一到北京，周老就叫我替他写四封信分别送给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李维汉部长，信的内容大致相同。首先是问候，告诉领导同志素园已到北京想见见他们，周老口述信的内容，由我用毛笔书写。当然我只好尽最大努力，端端正正用楷书写好，送交大会秘书处转。”

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隆重开幕。周素园出席开幕式，认真聆听“毛主席致开幕词，周总理作政治报告”（《周素园文集》1191页）。在开幕式上，周恩来报告了目前形势、外交与国防、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政权工作、民族关系和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全面介绍新中国诞生两年来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188页］。

11月1日，会议通过各项决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补选委员18人名单，周素园名列其中，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休息时间，周恩来走到周素园面前，与他握手叙旧，并邀请他参加拟于3日召开的政务院（扩大）会议。周素园在日记里写道：“休息时间，周恩来总理握手话旧，也说此来不易，可多玩一会。我告以西南开会在即。他又说，政务院拟于三日召开一个会，要我参加。这是当然要参加的。”（《周素园文集》1194页）杨锡寿回忆说：“后来周老（周素园）还告诉我，周总理实在太忙，没有时间来北京饭店，但在开大会时，专门走到周老前问候并谈了些话。周老说长征途中周总理是个大胡子，现在显得更年轻更精神了。”（《我与素园老人相处七年见闻录》）

11月2日，周素园接到会议正式通知。他在日记里写道：“政务院通知，三日下午三时，开一〇九次政务院会议，讨论地方政府工作的各项问题。”（《周素园文集》1194-1195页）11月3日下午，中央统战部通知周素园，毛主席两点钟在中南海接见他，他因此没有参加政务院第109次政务（扩大）会议。周素园在日记里写道：“午后，正准备出席政务院会议，统战部电话通知，毛主席两点钟在中南海接见，因此改变了我的预定计划。”（《周素园文集》1195-1196页）

在政务院第109次政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作了题为《关于地方人民政府工作》的讲话，要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都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来确定工作任务，即既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资的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的重点建设”［《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191页］。

《贵州日报》刊载周恩来等悼念周素园的唁电（资料图片）

收到请柬因故缺席庆祝大会

1954年，周素园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他在1954年7月6日的日记里记载：“看来九月之行必未可免。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盛会，参加是光荣的。但一考虑到精力衰退，身体又远不如1951年，真有些内怯起来了。”（《周素园文集》1295页）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周素园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周素园可以享受第四类照顾，“照顾是中央的关怀，出席是自己的良心。论年纪，贵州组算我最大，他们也声明依第四类照顾。”周素园尽管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仍集中精力参加会议，认真聆听报告，履行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此次来京，共出席大会十次，小组会议四次，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三次，尽管还是打折扣的话，也勉强完成任务了。”（《周素园文集》1312页）

9月30日，周素园收到周恩来总理的具名请柬，晚上6点在怀仁堂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周年庆祝大会，要求参加者须半点钟前到达，服装整洁，不许早退。周素园已75岁高龄，“我体力来不及，嘱小刘以电话告知。”（《周素园文集》1313页）

北京城满目秋光、金风送爽，天安门广场前摆上了各种鲜花，一派喜气祥和的景象。当天下午4时30分，周素园偕杨锡寿、小刘、梁泽学及汽车司机老张，到西单牌楼全聚德分店吃烤填鸭，还喝了一两多老白干，回到住所时天已断黑，由此可以看出他心情之高兴。

195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国庆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周素园不到5时就起床，6时30分到北京饭店，在七楼的游廊上观看阅兵式和群众示威游行。“因为参加天安门大典要矗立好几个钟头，自揣吾力不胜，故早由小刘去接洽，始知情况与我相若者正大有人，所以由交际处负责招待。”（《周素园文集》1313页）

周素园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本来可以有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会面的机会，却由于各种原因而错过了，因此流露出“就是这样当面错过了”的惋惜之情。他在10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此次来京，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以及林伯渠、邓小平各位统统没有求见。一来是知道他们很忙，二来我自己又很懒，就是这样当面错过了。”（《周素园文集》1314页）

从黔入京途中，周素园拟作腹稿长诗《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返回贵阳后补记于1954年10月27日的日记上。诗云：“忆昔风云会，屠龙意气豪。坦怀招寇盗，挥泪哭朋僚。伟业空中幻，余生死里逃。不谈刘与项，颇识桀和尧。愁甚饥寒逼，拼将笔砚烧。火星燃北国，潮浪袭南朝。另辟新天地，全开旧锁镣。斯人守寂寞，群众得甄陶。已见规模立，欣闻阶级消。时来红色尚，老至白须飘。大法谘邦彦，中心指斗杓。为言真理在，得食需服劳。”（《周素园年谱》372-373页）

周恩来对周素园坦诚相待、关怀备至，让周素园铭记在心。“两次上北京，除了周老去开会的时间外，其他时间基本上由我陪着。因此我也听过他摆过不少往事……谈得最多的是长征途中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对他的关怀和信任。”（《我与素园老人相处七年见闻录》）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因病在贵阳逝世，享年79岁。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此十分惋惜，纷纷发来唁电表示深切悼念。2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发来唁电：“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并转周素园副省长家属：兹悉周素园副省长不幸逝世，特电致哀。周恩来。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