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金一南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第2558期1版
文 | 金一南
有人说周恩来是“共产党人的圣人”。我想,这些说法都不错,但我更愿意用另一个词来概括他,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
灵魂人物
在党的历史上,周恩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曾说,周恩来是党内组织协调的灵魂人物,他把党内的力量“聚焦”起来,为我们党作出了重大贡献。
长征之初,博古是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有人说,他在长征时不想带毛泽东走,想把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不是博古不想带毛泽东走,而是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交到博古手里,表示自己不走。毛泽东在信中说,首先,他与红一、红三军团的领导交换过意见,部分领导同志同意留下来,和他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其次,他要求红九军团留下一个师,和他们一起在苏区坚持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
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等在延安
于是,就有了周恩来找毛泽东彻夜长谈的故事。那一晚,他们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最后,周恩来告诉博古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这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句话!后面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因为有毛泽东在长征队伍里,才有了湘江战役后红军转向西南,才有了遵义会议,才有了红军走出困境,最终到达陕北。
长征中,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史上最危急的时刻。下一步向哪里进军,将决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这时,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放弃原定去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要知道,当时毛泽东已经失去军事指挥权两年多了,他虽然在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但在中央是“人微言轻”。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要知道,周恩来当时是党内军事指挥方面的最高负责人。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召开通道会议,参加者有博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七个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的赞同,但李德仍然顽固坚持原来的计划。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从此实际上开始参加军委领导。六天后,周恩来主持召开黎平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部分成员飞返延安。这是他回延安后和毛泽东、朱德在一起。
因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和当时有着“国际代表”光环的李德疏远了,以致李德在多年之后仍耿耿于怀。但是,历史证明周恩来是正确的。没有他的支持,毛泽东是很难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核心的。博古原本是反对毛泽东的,但是周恩来说服他逐渐改变了态度。博古后来说,周恩来有句话对他影响至深:中国革命靠什么去取得胜利?靠谁来领导去取得胜利?确实一定要由一个懂中国的人来领导,才能取得成功。
这就是周恩来,这就是周恩来的历史自觉,也是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非凡作用
在历史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我们一定不要忽视了周恩来的军事地位,因为最早摸到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就组织、筹建了中共第一支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著名的叶挺独立团。毛泽东后来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的。”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
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接触军事、最早组织“抓枪杆子”的。而且,周恩来还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军事部部长(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部长),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更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
讲到周恩来的非凡作用,就不能不提他与陈毅、朱德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与陈毅是老朋友,两人早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南昌起义时,陈毅的职务还是周恩来委派的。而周恩来与朱德的关系更不一般。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2年,周恩来在德国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周恩来又是朱德的直接领导。两人关系十分亲近。
而且,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曾激烈反对自己亲自起草的中央“二月来信”。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对毛泽东并不太了解,彼此也没有深入接触过,与陈毅、朱德却交情弥深。
周恩来与陈毅在万隆会议上
陈毅夫妇与周恩来夫妇在一起
对朱毛之争,周恩来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在处理朱毛分歧的时候不是采取“改组”、更换领导人的方式,而是一再强调要支持红四军前委的领导,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威信。关于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周恩来直指朱德和陈毅的观点错误。他批评陈毅说:“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敏捷、步调一致、便于行军作战。你们(指朱德、陈毅)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有关。”
周恩来用第二十九团在湘南的溃散来说明毛泽东是对的,军队必须集权。
周恩来之所以受人尊敬,不仅因为他长期居于中央高位,更因为其思想与言行早已超越个人情感、个人恩怨和个人利益,一切以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为准则,以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准则。后来在处理红四军党内矛盾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央“九月来信”,就是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谈话、做工作的结果,最终把陈毅的思想转变过来。
周恩来特别赞成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党对军队的指挥……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指挥部指挥政治工作”的主张。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周恩来说,“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时人事关系紧张了点,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出了不仅属于闽西,更属于全国的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宝贵经验”。这是当时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高度肯定。最终,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陈毅在信中写道:“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自此,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44年,李富春、聂荣臻、毛泽东、陈毅、彭真等人在延安机场
独特贡献
周恩来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终身为了组织牺牲个人。他通过大量组织协调工作,为党提供软性的力量。
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到杭州游玩
尼克松有一段评价,不太着边但也着了点边。他说毛泽东是一团烈火,周恩来是一个控制火势的人。更合适的比喻是什么?一个手电筒照10米,光芒尽失;而一束激光能在几千米之外烧蚀钢板,激光的能量来源于高度聚焦。周恩来在党内终身从事的事业,就是完成党内力量的聚焦,把脾气各异、兴趣各异、志趣各异的领导人集中起来,心往一处想。
周恩来晚年病重,叶剑英曾经交代周恩来身边的护士、警卫:总理肚里话很多,他一定要说的,你们把它记下来,昏迷中讲的话都要记下来。结果直到周恩来去世,护士、警卫交上来的都是白纸,周恩来什么都没说,昏迷中也没说,把所有回忆都带走了。他一生为了组织牺牲个人,给共产党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周恩来与叶剑英在会议期间
周恩来在长征途中与博古还有一次谈话。1946年,博古因飞机失事牺牲了,牺牲之前多次与潘汉年讲到周恩来与他那次彻夜长谈,那次谈话影响了博古的一生。
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不太适合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了,要让张闻天出来承担。博古不愿意交权。这时,中央的两副“挑子”都还跟着博古,一副“挑子”是中央印章,一副“挑子”是中央文件。
一直到中央会议之后20天的1935年2月5日,长征队伍走到川滇黔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核心是劝博古交权。周恩来与博古谈话,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批评博古,开篇就讲:你我都是留过洋的、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对中国的国情都不是那么了解。周恩来就讲自己,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你、我当领袖都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老毛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他能搞成,我们共同辅佐他把这个事情搞成。谈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博古的两副“挑子”全部上交中共中央。
1917年9月,周恩来(后排右一)赴日本求学
后来,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博古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博古也不站在王明一边,而站在中立的位置。这是周恩来极大的历史自觉。
(本文节选自金一南著《正道沧桑》,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作家文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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