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州文史重磅事件！首部滨州通史出版发行-米儿火

天下文脉，以史为宗。一部好的通史著作能指引我们从历史走向未来。

日前，历时六载、全面系统记载滨州发展历程的《滨州通史》终于出版发行。《通史》共四卷，洋洋洒洒110余万字，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国著名文史大家李学勤、安作璋为学术顾问并作序。

（四卷本《滨州通史》）

《通史》全面记述了滨州自史前文明以来8000余年的文明演进历程，填补了滨州没有通史的历史文化空白。全书分为先秦—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金元卷、明清卷、民国卷，展现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弘毅进程，细数滨州社会形态的第次变化，生动地呈现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典章制度和重要历史人物，囊括着滨州历代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的历史波澜画卷。

通史编著是滨州人的寻根之旅，找准文化坐标坚定文化自信

每天行走在滨州大地上，我们对于脚下这方土地的历史过往又了解多少呢？在我们的记忆中，滨州很长时间以欠发达地区“自居”，兄弟市地相聚只能“敬陪末席”，“追赶超越”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主题。

打开《滨州通史》，穿越历史长河，你会发现，滨州曾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书写过众多浓墨重彩的篇章。她或曾是富庶一方，或曾是独领风骚，或曾是通衢要津。在滨州大地上上演过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有些甚至被搬进了教科书。然而，岁月流淌，风尘弥漫，曾经鲜活的记忆慢慢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和故纸堆中。

（滨州历史沿革）

滨州形成的农耕文明和河海文明交汇的特色文化，在历史上先后出现多次大繁荣，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的一笔，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如今，我们重读历史不是让大家再做旧梦，而是踏上滨州人的寻根之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所言，坚定起滨州人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可以说，《滨州通史》的编著是一次漫长的寻根之旅和圆梦之行。借助文献资料、考古研究成果、民间传说、馆藏文物等史料，编著者站在全省乃至全国的高度来梳理梳理从史前文明到新中国8000余年的滨州历史，为我们厘清了滨州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而也回答了“从哪里来，现在怎么样，到哪里去”等根本性问题。

只要找准了属于滨州人的文化坐标，深刻地了解滨州人“从哪里来”，才能对“到哪里去”满怀文化自信。

说起《滨州通史》编著的缘起和梦想，还得从十多年前说起。2002年，《滨州通史》主编李象润到市政协文史委任职后发现，政协曾组织出版了很多文史资料资料，但是缺乏系统的课题研究。2005年左右，在他的组织下，政协文史工作由“撒网式”向专业化、课题化研究转型。

（《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考略》等三部系列作品先后荣获首届“泰山文艺奖”和“山东省社会科学奖”，来源网络）

此后，《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考略》《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研究》《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论坛》等专题研究型著作先后出版。《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考略-研究-论坛三卷》先后荣获山东省政府首届“泰山文艺奖”和“山东省社会科学奖”,开创我市历史文化课题研究的新境界,并且开始了编著《滨州通史》学术长征。

（《滨州区域文化通览》的编纂在全省17地市中尚属首家，成为滨州第一部系统的、具有史论性质的历史文化书籍，来源网络）

2012年，在组织编纂《山东区域文化通览》滨州分卷的同时，滨州市借势编纂县区文化通览《滨州区域文化通览》，这在全省17地市中还属首家，成为滨州市第一部系统的、具有史论性质的历史文化书籍。中央文史馆员、清华大学博导李学勤教授认为，“是我国地方史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创新探索和成功模式”，走在了全国地级市的前列,受到中央文史馆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评价。

《通览》完成后，以此为基础，受《山东通史》主编安作璋先生的启发，李象润下决心利用《通览》编纂凝结出的学术成果，组织和团结一批较高水平的专家学者，与滨州学院的几名博士一起组成了编著团队，淬炼典籍精品编著《滨州通史》。

“文章要做百年想”，用足笨功夫打造学术精品

“文章要做百年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象润数次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希望一百年后，子孙后人从学术上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积极努力。”

“看到《滨州通史》较高的学术水准，我眼前为之一亮。”对于《滨州通史》的出版，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教授很是激动。

（李学勤教授，来源网络）

能让这位当代史学大家“眼前为之一亮”，这很不简单。全国300多个地市州盟，能够写出通史著作只有极少数地市。之所以难写与体制等因素有很大关系。“现在优秀的文史精英大都集中在大城市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在地市一级编著通史著作着实困难，尤其学术团队难以组织。”李学勤先生在序言里直言不讳地说。

“打造学术精品很难，需要用足笨功夫，需要搞好顶层设计，也要敢于班门弄斧。”对于如何将《滨州通史》打造成一部精品，“操盘手”李象润事后总结说。

所谓“用足笨功夫”，首先就是最大限度汲取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同时将滨州高校、县区、史志等部门单位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研究和吸纳。

在《通史》编著过程中，编委及编审李沈阳、王凤翔、刘宝德、张基地、侯玉杰、张卡、张永军、徐清刚、王剑、李观伟等专家学者分工负责，放弃周末、节假日的休息时间，不计名利，甘于奉献。

（《滨州通史》编委开会研讨编著过程中的成果与困惑，来源网络）

大家每日都有所思，每周有所计划，每月有一次学术会议，每个季度要有一定成果。“2014年大年初一，我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耳边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手中拿着的是滨州通史的书稿，”先秦—魏晋南北朝卷编著者张卡说，“心中没有落寞，满满的都是欣喜，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从事特别有意义的事儿，感到很光荣。”

隋唐宋金元卷编著者刘宝德在编委中年龄较长。“真是当了一回小学生，从没接触过电脑，打字更是难上加难，年纪大了，记忆力又不好，一遍遍地问孩子一些简单的问题。”说起如何克服难题，刘宝德一脸的兴奋和自豪。“我对着电脑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弄懂一个小问题就高兴地不得了，六年下来，愣是练成了‘一指禅’，啃下了一个个硬骨头。”

张基地，明清卷编著者，因为家住博兴，每次编委会开会，他都会一大早就起床，赶公交车到市里来。一次编委会开学术会，恰逢大雨倾盆，老伴心疼他，劝他别去了，他不紧不慢地说，“你看看外面下的啥啊？”“下大雨啊！”“只要不是下刀子，我就得去。”他的坚持让老伴无话可说，只好打电话给儿子，儿子请假开车送他到了滨州开会。

李象润说，创作过程中的这些感人的故事不胜枚举，大家都是克服一些想象不到的困难，兢兢业业，奋力拼搏，终于历经六年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

除了花费笨功夫，通史的编著更需要“顶层设计”：确立统一的学术标准和体例，尽可能发挥每一个团队成员的学术专长。

《滨州通史》的编著，学术水准上除借鉴传统史志“通纪”“典志”“列传”体例外，还参考了《中华文明史》《山东通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等著作编纂体例及语言风格方面的精华，立志淬炼一部学术精品。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华文明史》，来源网络）

（安作璋先生主编的《山东通史》，来源网络）

此外，编著者各展所长、各司其职。从事考古研究的张卡编著先秦时期，李沈阳编著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凤翔、刘宝德编著隋唐宋金元卷，明清史专家张基地编著明清卷，侯玉杰、徐清刚编著民国卷。

李象润提到的“敢于班门弄斧”，就是贯彻学术民主集中制，组织学术讨论沙龙，大家就某一问题相互争论启发，有时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六年来，共召开编委会议50多次，形成了15多万字的会议纪要。“光这会议纪要就足够出一本书了”。会议纪要的执笔者刘宝德颇为感慨和自豪地说。

此外，每遇重大困惑，团队难有统一意见时就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文史馆、山东大学等院校单位的专家学者请教学习，特别是向学术顾问当代史学大家李学勤、安作璋两位先生请益。

（安作璋先生，来源网络）

作为组织者，李象润表示，《滨州通史》不但是写出来的，更是跑出来的，逼出来的，讨论修改出来的。编著过程中，大家不光坐在书房里写，还南到邹平於陵故城，北到北海经济开发区帝赐街村，走遍滨州大地，实地考察全市各县区、乡镇的文物古迹、遗址等，甚至周边各地市的博物馆和有关古迹也都去考察过,如为考察黄河变迁,专门组织专家到江苏淮安和天津大沽实地考察。

（李象润与刘宝德在黄河大坝实地考察，来源网络）

“优点不讲跑不了，缺点不讲改不了。”对于第一个写出初稿的刘宝德，李象润随即组织大家“学习刘宝德(精神)，批判刘宝德(稿子)”，不仅唱红脸还唱白脸，软硬兼施，“逼着”大家抓紧写好。

《滨州通史》有两大创见，即首次明确提出滨州是齐文化的发祥地和源头；滨州位于我国古代“东西古道”与现代中国“南北干道”的交汇处

作为对滨州历史的第一次系统的学术梳理和著述，《滨州通史》的编著工作带有开拓性和探索性。通读《滨州通史》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创见。其中首次明确提出滨州是齐文化的发祥地和源头；在中华民族历史“东西交济”“自北至南”发展进程中，滨州始终处于历史的制高点和交汇处。

“种种迹象表明，姜太公建立齐国是从中原地区，顺流而下，在济水下游，今黄河两岸的滨城、博兴一带建国的可能性最大，而从陆路到临淄直接去建国的可能性极小。”李学勤指出。

编者梳理研究认为，姜子牙落脚地点选在位于古济水下游的薄姑故地，即今滨州的博兴、滨城一带建都立国。滨州一带遂成为齐国文化最早的发祥祖庭。

（西周分封示意图，来源网络）

齐国前七世从战争到稳定建国的240年间曾两徙其都，先后立国营丘，然后在平定“三监之乱”后迁都薄姑城。两者皆在薄姑境内。到了齐献公时，为经略胶东和平息内乱，其都城才开始由西北的古济水下游的滨州一带迁往东南的淄河西岸的临淄，而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相应地逐渐由滨州一带转移到临淄一带,滨州兰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证明”葘国”源于滨州。

“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自信地说，滨州是齐文化源头，而不是之一。李象润很是坚定地说,充满着满满的文化自信。

随着商王朝的东进，至少到商朝晚期，山东北部滨州境内便形成了三条横贯中原与海岱地区的东西交通大道，滨州也成为这三条“东西古道”上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

（黄河与济水不同历史时期走向图，来源网络）

古黄河及古济河作为贯通东西的两条主河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作用。两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流经滨州境内，形成南济北黄的格局。黄河下游与济水下游流域，是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京津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最早融入中原文化的区域。

（现在的蒲园应是济水故道的一段，来源网络）

这两条水路也相应成为商人东进的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也是商代晚期商人控制滨州一带海盐资源的重要运输通道，进而使河济之间的广大地区成为商王朝经济、文化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并发展成为商王朝最稳定的大后方。

至少到商代晚期，在河济古道的南边，鲁中山区的北麓，开始形成了一条横贯中原与海岱之间的东西陆路交通大道。东西陆路古道在今滨州南部的邹平礼参、长山等地经过，与现在的胶济铁路线基本平行，略微靠北。

滨州邹平正处于这条“东西古道”的中心位置。齐国建都临淄之后，这条位于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古道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周王朝控制山东地区的主要经济、文化、交通干道，也成为齐国从中原通向半岛的主要军事交通线。

此外，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由北而南的转移过程中，包括时至今日东部沿海隆起领跑的新时代，滨州始终处于中国“南北干道”的交汇处。

除了上述两大创见，《滨州通史》还尝试梳理总结了一系列大家关心或颇为疑惑的学术问题。

最早的滨州人从哪里来？

编者通过一系列考古研究得出结论：在距今8500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滨州南部山前丘陵地带即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在此后长达5000多年的时间里，滨州先民由南向北艰难开拓，跨过现在的小清河、黄河，达到北部沿海地区，直至覆盖整个滨州大地。

（最早的滨州人出现在邹平山前丘陵地带，来源网络）

（后李文化遗址分布图，来源网络）

在这过程中，他们与周围地区的先民一起，先后创造了有别于中原同时期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五大文明，为中华远古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距今约8500—7500年的后李文化揭开了滨州境内人类历史的序幕，而龙山和殷商文化时期，在滨州历史上迎来了两次文化大繁荣。

大禹在滨州治过水吗？

据古书记载，大约尧、舜、禹时期，中国东部大地多有洪水泛滥。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集中在九州之一的古兖州。

（大禹治水，来源网络）

（禹贡九州图，来源网络）

据编者考证，滨州古属《禹贡》“青”“兖”之地，“禹疏九河”的故事许多发生在滨州一带。当时九河的主要入海口就在今天滨州无棣碣石一带。可以说，滨州是大禹治水的主战场。禹在东夷人首领皋陶、伯益和商人始祖契的辅佐下，带领滨州先民在内的夷夏人民疏九河，定九州，在与自然灾害不屈的斗争中缔造了灿烂的“九河文化”。至今，滨州一带还保留着九河中“徒骇”“钩盘”“马颊”“鬲津”等河流名称，民间流传着许多大禹治水的美丽传说。

东夷人创建了多少方国？

编著者根据滨州境内远古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发现，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至岳石文化，它们的创造者都是土著的东夷人。现滨州全境在那时也尽属东夷族辖地。滨州在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邦国林立的时代。夏商周时期，滨州大地上更是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方国。编者系统介绍了此时的方国：时、邹、鷞鸠氏（季草字头则、逢国）、北齐国、薄姑国、落姑、有鬲国、斟寻（斟灌）、夫于、於陵、重氏国、甾国等。

（薄姑国是商代在东方最为发达强盛的东夷大国，来源网络）

夏商之交，东夷人曾与商人联盟共同灭夏，直至商朝迁都殷墟之前，商夷之间还一直是一种近乎平等的联盟关系。商迁都之后，加强对滨州一带的统治，包括滨州在内的河济下游、渤海西南岸地区也成为整个商王朝境内人口最为密集，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并发展成为商王朝最稳定的大后方。薄姑国成为商代在东方最为发达强盛的东夷大国。

滨州的行政区划成型于何时？

整个隋朝及唐朝初期，是一个从大乱到大治的调整期，直到唐贞观年间才基本固定下来。此一时期设置了棣州，至此，滨州之域基本有了地望轮廓。

（隋开皇六年，改渤海郡为棣州，来源网络）

开皇元年，隋文帝废乐陵郡，徙渤海郡，治阳信（今滨州阳信南）。后行州县二级制，开皇六年，改渤海郡为棣州，领阳信、庆云、乐陵（今乐陵东北）、无棣（今无棣北）、高成（今河北盐山东北）、南皮、浮阳（今河北沧县东关）等县，属于青州总管治下。此为棣州见诸史册之始。

五代时，滨州正式建置，始见于史册。后周显德三年，割渤海、蒲台两县置滨州，治渤海。五代新置的滨州是渤海、蒲台两县组成。今滨州地域在五代梁、唐、晋、汉大部属棣州；后周始置滨州，地域分属棣州和滨州。棣州和滨州的先后设置，奠定了今天滨州的地域范围和发展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后周设置滨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更好地管理食盐专营事务。因此，滨州是因盐兴而设置。

滨州人老家在山西洪洞大槐树吗？

元末明初，元朝统治者对红巾军起义的血腥镇压、朱元璋北伐元朝的统一战争、朱棣夺帝位“靖难之役”的报复性残杀以及频繁的河患、旱涝灾害等天灾人祸，使得大清河下游、黄淮平原一带满目疮痍，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萧疏、荒芜景象。滨州地区更是备受战乱煎熬，人口锐减。

针对山东一些地区因战乱造成大批民众逃亡、土地荒芜的状况，明朝廷多次从人口较多的山西、河北等省移民至山东地区。其中，规模较大的移民潮出现于洪武、永乐年间，源出地集中于山西洪洞和河北枣强一带，因此当地遍传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等歌谣。

（山西洪洞大槐树，来源网络）

总结明代移民迁入滨州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第一，从鲁西转迁而来。第二，从枣强转迁而来。或迫于生计自行转迁，或朝廷分发派遣。从整个滨州的情况来看，明代立村是普遍现象，在具体的年代上则有所差别。如原滨县（今滨州滨城）的枣强移民村落设立于洪武二年的居多，计有188个，占该县枣强移民村落总数的42.44%。阳信县计有武邑、枣强移民村落436个，建于永乐年间的有267个。博兴县的枣强移民村落的建置时间也以洪武、永乐两朝为主。全县272个枣强移民村落中，建于洪武二年的有209个。惠民县的移民村落主要建立于宣德时期，在1056个枣强移民村落中，建置于宣德朝者达283个。

滨州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

编著者通过查阅县志等史料，认为清朝乾隆时期，不少行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要表现在织布、酿酒等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部门中。

在19世纪后半叶，传统的手工业遭受破坏之后，草辫、花边、发网业是为适应国外市场对农产加工品及工艺加工品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手工业。此外，肇兴于光绪年间博兴县的花边业、邹平县的发网业，也都是因国际市场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手工业。

清代在滨州农村中普遍出现了农业雇佣劳动，这在清代的滨州地方志中多有述载。这些雇佣劳动中，有些已具有资本主义自由雇佣劳动的性质。从乾隆以后发展起来的经营地主，除生产的棉花等经济作物明显地作为商品出卖外，即使生产的粮食也大部分作为商品粮运往集市销售。滨州境域的专业植棉趋势有明显的发展，如在大清河流域的滨州，植棉户口已占到了本地农户总数的十分之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