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谈的“文史哲”，并非山东师大办的学术期刊《文史哲》，而是想通过对这三种人文学科类别的对比梳理，厘清三者的关系，旨在自醒以前在学习方法上的谬误，从而可以更好的走出一条偏学术化的路来。

文史哲，顾名思义，为文学、史学、哲学的总称，俗语说：文史不分家。我觉得这句话只能算半对，因为一方面若将这三个类别进行排列组合，则至少可以有六种说法，从逻辑上来讲这六种两两组合都是成立的；另一方面，由于在说这话时对象是不同的，各有侧重，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三者特点各有不同：史学重叙述，故以求实为最低标准，当然由于各自时代的“史学观”不同(这里史学观要分东西，西方史学阐述之流变依我之见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神话史学(蒙昧期)、宗教史学(发展期)、实证史学(高峰期)、多元史学(转折上升期)；东学史学几乎一直是整合型的史学，重实效而轻义理，中间略有变化)，学术界对史学的地位界定也会随之变化，但总体上仍逃不过通过文本载以信笔叙实的任务。

文学重欣赏，“好文共赏析”，它相比史学而言对世道人心更具有形而上的作用，如果说文学脱离史学可以独立，其只不过又多了一份残缺之美的话，那么它若脱离了美学则真是一种文学的不幸了。

哲学重思辩，它也是求真，不过它求的是真理，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终级关怀，哲学从“仰望星空”开始，这在无形中意味着它的纯粹至高性，真正的哲学是“苏格拉底式的”，从讨论与争辩中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满足，“真理愈辩愈明”，若没有怀疑与思辩的逻辑，又怎么去谈哲学呢？

因此，相比较而言，史学是其中最容易的，文学其次，哲学则最难。如果将任意两者组合，其中一端必少不了哲学，因为通过哲学可以对史学和文学进行理论的创新，从而不断地推动文史的发展而不衰。史论家刘几知在《史通》中明确指出“文史要分途”，这一点我不是很赞成，我倒是更倾向于“史蕴诗心”的说法。

诚然，文学家多性情中人，想象力与联想力过度的丰富，这与历史的实证精神无疑是相悖的，不能否认的是历史同样需要联想与想象，以做到“了解之同情”，但这种“想”是具有史家性质的，它并不能漫无边际。因此，文学家充其量只是历史的初级学徒(述史)，他们并没有能力去“作史”。

同样的，由于史家的思维已成定势，很难去突破“史才”而进入“文才”范畴。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实的需要早已不是单纯的将历史进行还原所能满足的了，它更多的是能从历史中找到一种可以为现实所用的哲学精神。于是，诸如“文本的史学”(阐释学分支)“解构主义史学”“重技术性的史学”(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等一系列后现代主义史学层出不穷，这无不是史学与哲学相结合后的结果。我们从上述各种新史学的流派中不难看出：新史学正处在一个由单一向多元转折的时期，百花齐放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促进史学史的良性发展。

而且，新史学更加人性化了，它使史学注入了诗性的成分，这就把史学从神坛上请了下来，做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这不正是钱穆先生所主张的治通史而非一味去考证吗？我想其原因无非是在强调史学的现实作用不在于还原而在于启迪，若是如此，则史学将会与文学成为一对“连体双胞胎”，不分彼此却仍能保持一定区别，何乐而不为呢？

文史哲是一个只能从大处着眼的话题，也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而且对它们的理解也只能是见人见智，不会有定论结语。那就且让我这初学者作以上如是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