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大致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一、夏商文化。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即贯通夏商文化某些相同的制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都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与此时的宗教文化密切相关。
(一)诗歌。
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
夏商时代已有较完整的诗歌出现。
如夏启时的《九歌》,与祭天活动有关,应该是祭祀歌谣;商代如《诗经·商颂》五篇,歌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用于祭祀;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
诗歌内容或怨上刺世、申诉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手法,用韵参差多样,显示了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特点。
(二)散文。
巫史文化昌盛促进散文发展。
商代出现了完整的散文作品,其代表为《商书》;《商书》中《盘庚》是记录盘康迁都于殷时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是商人作品。
二、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巫术宗教文化被礼乐文化取代,自西周始中国进入以礼乐为标志的新文明(理性文明)阶段。
(一)“礼乐”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周代文化改革家们通过“神道设教”法,完成理性文化对原始文化突破。
(二)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史官文化”因此成熟,也随即出现了历史散文。
1、《周书》“诰”、“誓”以文献形式,记录周初征服商人历史,反映周初社会关系和政治理想;
2、鲁《春秋》经孔子修订,基本精神是“道名分”(《庄子·天下》),即讲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对历史事实选择以寓褒贬,寄托社会理想;
3、《左传》和《国语》继承发扬了《春秋》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倡导儒家敬德崇礼、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
4、《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顶峰之作,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之先河。
5、《国语》记言为主,言辞典雅、精练,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
(三)说理散文出现《论语》、《墨子》和韵散结合的《老子》。
1、《论语》是对孔子言行记录,是先秦礼乐德治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表达了孔子对现实关怀,它所昭示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
2、《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立场,倡导一种平等简朴、和平、宗教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发展了文章逻辑性,文风朴实无华;
3、《老子》见于社会混乱和罪恶,提出“无为而治”社会政治理想,表达对现实的反省和批判,直接导致道家成立。
(四)文学精神和风格体现为和谐、典雅,婉而多讽特征。
1、《春秋》、《左传》等“书法”,即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2、《诗经》以“比兴”为主要艺术手段,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含而不露、回环往复效果。
三、战国时“百家争鸣”局面。
1、西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2、西汉末,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
这些学派从不同出发点,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影响言,以道家庄周、儒家孟轲与荀卿、法家韩非及纵横家最为重要。
特点:
(一)立足现实,着眼现实,对社会现实深刻认识与尖锐批判。
(二)自觉创作精神,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风尚,表现出强烈个性和激情。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吾善养浩然正气”和庄子“讽刺、批判入木三分”。
(三)文学风格百花齐放。
1、原因:诸子生活经历、文化教养、所处具体环境、政治观点、文学观念不同。
2、表现:
(1)庄子运用“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奇思逸想,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言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
(2)孟子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人格力量,极具气势。《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比喻生动,文风至大至刚,饶有韵味;
(3)《荀子》有辩才,述理密,善譬喻,长铺排,郭沫若以“浑厚”二字概括其风格;
(4)纵横家充分运用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务使其语言具煽动性。《战国策》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
(5)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对现实政治有深刻认识,所论“势”、“法”、“术”,显示功利主义倾向。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淋漓酣畅;
(6)屈赋以参差错落句式,奇伟瑰丽词藻,丰富奔放想象,表现屈原美好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
清·章学诚,评论“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