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他在战犯管理所见到的将军级的军统大特务有二十多人，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也不少，比如那个两番话撂倒王耀武和杜聿明的“扎心小能手”刘安国，大家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历史原型就是当过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中将处长的文强。

虽然文强被俘时的职务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但是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和沈醉）都认为他还是军统排得上号的大特务。

说文强是将军级特务并没有错，因为当年能在军统就晋升中将的少之又少，连在戴笠坠机后先后晋升为军统局副局长、保密局副局长、局长的毛人凤，在文强离开的时候，军衔还只是个少将。

戴笠死后的军统局代局长唐纵、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郑介民（也是保密局首任局长）因为在“国防部”和“内政部”有“兼职”，所以很早就晋升中将，而戴笠却因为死得早，一直没看到自己晋升中将的铨叙令——他挂的两颗将星叫“职务军衔”，曾被嘲笑为“同进士”、“如夫人”，气得他极少穿军装，也不愿意军统特务穿军装。

虽然特务们为了照顾“戴老板”的面子而尽量避免穿军装，但是对军衔还是极为看重的，如果文强不离开军统去“长沙绥署”，也有资格跟郑介民和唐纵、毛人凤竞争局长之位。

文强知道自己没有帮派，身份也很复杂，就主动退出了竞争，也失去了跟他校长一起逃跑的机会。

文强的身份有多复杂，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笔者也写过他的亲戚朋友圈，差点没发出去。

文强和沈醉一样，也写了不少回忆录，我们将二人回忆录放在一起对比，就会发现文强的水平要远高于沈醉：沈醉初中没毕业就在姐夫余乐醒（吴敬中和蒋建丰、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的介绍下跟随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多年来一直搞行动和总务，在文化素养上不如同样出身于名门世家又毕业于黄埔四期的文强。

沈醉和文强都是大宅门出来的，诗词也都写得很好，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将：文强1946年在主管东北特务系统时，就在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联名保荐、戴笠极力推举下晋升了中将；沈醉是在云南起义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于1949年末晋升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还没等他招兵买马，就被卢汉关了起来。

跟文强相比，沈醉这个“中将”的水分比较大，所以要是给我们熟悉的五个功德林将军级特务按职衔排座次，沈醉只能排在文强之后。

文强1975年特赦后进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当专员，当时负责全体专员工作学习的组长，文强当了三届十五年，沈醉给他当了十年副手。

2001年1月，全国政协举行了一个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致闭幕词的就是文强。文强在致辞后接受采访，当记者问他“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时，文强的回答令人感动：“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文强对自己的生活很是满意：“我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不吃烟不喝酒，天天记日记，生活很愉快，而且我的子孙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都生活得很好，都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们的能力，走在我们国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我的子孙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在军统，文强是沈醉的“前辈”，如果文强不走，沈醉可能也未必会起挤走毛人凤而自己当局长的心思：论能力、地位以及抗战期间的功劳，沈醉都无法跟文强相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文强属于黄埔系，而沈醉只能算野路子，不能得到老蒋的完全信任。

沈醉想当军统（保密局）局长，应该只是一厢情愿，估计即使毛人凤被他在昆明毒死，局长的宝座也轮不到他——想当局长，必须是黄埔出身，这个充分必要条件，沈醉根本就不具备。

文强要不是经历复杂身份特殊，可能比沈醉更有资格当局长，毛人凤和郑介民都对他进行过试探和拉拢：郑介民想让文强帮自己，毛人凤劝文强也分一杯羹。

文强知道自己的斤两，所以干脆主动退出竞争，甚至直接退出了军统：“戴笠也死了，我失掉了一个后台，军统局内分为三派，相互争得厉害。我看三派势 力都很强，我如果再在这里搞，就会出问题。他们哪一派都会随便把我打掉，我接近哪一派，都会有杀身之祸。我决定退出军统。”

文强比沈醉更会审时度势，在军统和文史专员办公室的职衔也都高于沈醉，但是跟康泽相比，可能就要略逊一筹了——康泽是跟军统戴笠、中统徐恩曾齐名的三大特务之一，连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在特务群中的地位都不如康泽，就更别说文强沈醉了。

沈醉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康泽：“这位曾任复兴社书记长和‘十三太保’之一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自成一系的特务头子，过去所领导的别动队，和德国当年的党卫军差不多，它有超人的权力，深得蒋老先生的信任，与戴笠、徐恩曾一样，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的头子。”

沈醉总是在不经意间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对老蒋的称呼，要是早二十年发表，可能还得回功德林。

沈醉后来确实曾经“回去”过，但却不是因为他写回忆录的时候说错了称呼，而是其他的原因，这里也不方便详细介绍。

据沈醉回忆，康泽的别动总队在搜集情报、捕人杀人的同时，还负责监督蒋军的工作：“康泽过去曾经很受‘老头子’器重的，在担任别动队总队长时，不但掌握生杀大权，而且他的别动队驻到什么地方，当地的军政人员都是畏惧三分。抗日战争期间，决定向延安八路军总司令部派遣联络参谋，到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时，‘老头子’都是叫康泽推荐或选派得力人员去的。为这件事，使得军统和军令部二厅的人都感到大出意外。无论按惯例和业务性质，都只能是由军统局选好人通过二厅派出去。但由于‘老头子’亲自决定，谁也不敢吭声。仅仅这一点，就可见康泽过去是如何炙手可热，深得“老头子”的信任了。”

康泽当特务时与戴笠、徐恩曾齐名，后来到了正规军，军职也比文强高。文强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而不是徐州“剿总”参谋长（该参谋长是李树正），即使他像李树正一样，也比不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我们熟悉的五个有名的将军级特务，职衔最高的无疑是康泽，紧随其后的是文强，接下来是沈醉还是徐远举、周养浩，这就是个问题了。

当然，在战犯管理所里还有几个特务级别也挺高，但是他们没有沈醉那么有名，也不像徐远举周养浩那么有权，所以暂且忽略不计，咱们只看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谁的职衔高。

周养浩和徐远举并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团结”，这俩家伙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当正副区长的时候就掐架，毛人凤劝不住，只好让名义上归徐远举周养浩管理的云南站站长沈醉出面调解。

保密局西南特区名义上下辖云、贵、川、康等省，说起来徐远举和周养浩也算沈醉的上级，但是在军统时期，徐、周二人的地位比沈醉还差了很多：周养浩一直管监狱，徐远举当行动处上校副处长，还是沈醉替他做通了处长程一鸣和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的工作。

徐远举周养浩“后来居上”成了沈醉的上级，但是沈醉听不听徐远举周养浩的命令，可能就只有他们三人心里清楚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县官不如现管，徐远举和周养浩想从昆明转机逃走，沈醉不给机票，他们就走不了。

毛人凤搞特务工作的水平远不及代理，但是拱火架秧子的能力却有过之而不及：周养浩和徐远举掐架，沈醉对徐远举和周养浩也不太感冒，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沈醉能甘心潜伏，毛人凤和老蒋还将其军衔晋升为中将，并给了个“云南游击总司令”的空头名分，看起来沈醉好像又比徐远举周养浩高了半头。

沈醉那个“中将司令”是空头的，徐远举和周养浩都未必瞧得起，于是最后的问题就出来了：据您了解的军统（保密局）内幕，在功德林这五个有名的将军级特务中，职衔第一第二高的如果是康泽和文强，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谁是第三、谁是第五？除了这五个，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还关着哪些高级特务？那些本文没有提到的大特务，职衔跟康泽、文强、沈醉相比，哪一个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