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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离婚与再嫁

一

中国封建社会“离婚之原因，依礼与法，其要有三，曰违律为婚，曰义绝，曰七出。三者而外，更有以其他原因而离异者，随代多有”（陈鹏《中国婚姻史稿》，606页）。“违律为婚”就是“依律不合作婚，而故违者”（《唐律疏议》卷14《户婚》）。唐律所定违律为婚应行离异者十二条，这些条文多数在元代仍起作用，如同姓结婚、有妻更娶、居父母夫丧嫁娶、奴娶良人为妻等。至元八年（1271）二月，“中书省奏定民间婚姻聘财等事”，其一是“有妻更娶妻者，虽会赦，犹离之”（《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这项规定便在“依律不合作婚”之列。其他如同姓结婚、奴娶良人为妻、居丧嫁娶等违律为婚判处离婚的条文，后来亦陆续公布。“义绝”指夫对妻及其亲属有打、杀、奸等行为，或妻殴詈夫之亲属、与夫之亲属通奸、妻欲害夫等。从元代具体案例来看，定为“义绝”的行为有将妻转嫁卖休、逼令妻妾为娼、男妇告翁奸、翁调戏男妇、女婿虚指丈人奸女、殴伤妻母、夫虐妻损伤身体、强奸妻前夫男妇等（《中国婚姻史稿》，608—611页）。“旧例……犯义绝者，离之，违者断罪”。“旧例”指的是金朝法律，元朝政府对此是认可的（《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七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离婚条件，“旧例：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嫉，七恶疾。虽有弃状而有三不出之理。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而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即不得弃。其犯奸者不用此律”（《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七出”最集中地表现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一条重要的法律，历代相承。但是，从现存元代文献来看，以“七出”为理由判决离婚的事例为数甚少。“违律为婚”和“义绝”两类案件很多。

此外，离婚还有其他原因。比较常见的，一是夫逃亡听离。至元八年（1271）二月“中书省奏定民间婚姻聘财等事”中规定：“一，为婚已定，若女年十五以上，无故五年不成（故谓男女未及婚年甲，或服制未阙之类，其间有故，以前后年月并计之），及夫逃亡五年不还，并听离，不还聘财”（《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校注》，162页）。一是夫犯罪听离，但限于未成婚者。“诸女子已许嫁而未成婚，其夫家犯叛逆应没入者，若其夫为盗及犯流远者，皆听改嫁。已成婚有子，其夫虽为盗受罪，勿改嫁”（《元史》卷103《刑法志二•户婚》）。元朝法典《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收了四个案例，三个案例是“定婚未嫁，其夫作盗”，允许离婚，另行改嫁。一个案例是男女成婚“已有所出，虽曾作贼经断”，不许离异（《校注》，164—165页）。但更多的是夫妻不和导致离婚，大多都是男方提出的。当时把离婚称为“休弃”、“休妻”，说明是男方的主动行为，女性是被动的一方，双方是不平等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周舍为了另娶赵盼儿，便把原来妻子宋引章休了（关汉卿作，《元曲选》，193—205页）。亦有女方要求离婚之事，则多因男方贫穷之故，在赘婿婚中时有发生。杂剧《朱太守风雪渔樵记》中，刘二公嫌女婿朱买臣贫穷，“不肯进取功名”，便要女儿玉天仙提出离婚（作者佚名，《元曲选》，859—881页）。《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朱太守风雪渔樵记》都是文艺作品，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提出离婚，都要经家长同意：“又嫁女、弃妻皆由所由，若不由所由，皆不成婚，亦不成弃。”（《通制条格》卷3《户令•嫁娶所由》）。“所由”即所主、所从，指家长。

二

凡离婚都须立休书。元朝政府规定，“若以夫出妻妾者，分朗写立休书，赴官告押执照，即听归宗，依理改嫁，以正夫妇之道”。也就是说，离婚后男方一定要给女方“休书”，经地方政府核准，才算完成（《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休弃•离异买休妻例》）。女方提出离婚，也要男方出具休书。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周舍为了娶赵盼儿，便将妻子宋引章赶走，给了她“一纸休书”。休书上有周舍的“手模印五个指头”。后来打官司，休书成了重要的物证（《元曲选》，203—205页）。杂剧《渔樵记》中，玉天仙向朱买臣索要休书，上面写道：“任从改嫁，并不争论”，并有“左手一个手模”（《元曲选》，868页）。应该指出的是，大德七年（1303）发生一起离婚案件，“东昌路王钦因家私不和，画到手模，将妾孙玉儿休弃归宗。伊父母主婚，将本妇改嫁殷林为正妻。王钦却行争悔”。刑部认为，“王钦虽画手模将妾休弃，别无明白休书，于理未应。……今后凡出妻妾，须用明立休书，即听归宗，似此手模，拟合禁治”。中书省批准（《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据此可知，原来用“画手模”休弃妻妾的做法是流行的，到大德七年才被禁止，要求必须“明立休书”。元代休书的文本已不可见，推测大德七年前的休书应是在纸上写明休妻或妾，写明“任从改嫁，并不争论”，画手模（五个指头）为证。大德七年后的休书则写明休妻或妾，除上述文字及本人手模外，还应有相关人氏的签名或手模，并经官府印押认可。《救风尘》、《渔樵记》中的休书是前一种，如在大德七年以后，就不能在打官司时作为证据了。

元代文献中常见“卖休买休”字样。丈夫以休弃为名卖妻称为卖休，他人出钱要丈夫休妻称为买休。至元八年（1271），御史台的一件文书中说：“陕西道按察司申，‘体知得京兆府一等夫妇不相安谐者，卖休买休。’若不禁断，败坏风俗。”（《通制条格》）这是因夫妻不和引发用钱买卖妻子。杂剧《救风尘》中，妓女宋引章被周舍诱骗成亲，屡遭毒打，写信回家向姐姐赵盼儿求救。赵盼儿对宋母说：“妳妳，我有两个压被的银子，咱两个拿着买休去来。”宋母回答道：“他说来，有打死的，无卖休买休的。”（《元曲选》，198页）赵盼儿的意思是将银子给周舍，让他休妻，以此使宋引章获得自由，即买休。这对周舍来说就是卖休，但周舍坚持不肯“卖休买休”。至元三十一年（1294）御史台的一件文书说：“山东廉访司申：‘去岁灾伤，百姓饥荒，以致父子兄弟离散，质妻鬻女，不能禁止。又有指称买休，明受其价，将妻嫁卖。’礼部议得：‘父子夫妇，人伦至重，比年阙食，往往嫁卖，俱系违法，拟合禁约。’都省准呈。”（《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卖妻妾》，《校注》，194页）这是因贫困收钱卖妻，却用休弃的名义。桂阳路谭八十一“为过活生受，写立休书，得讫谭四十三财钱，将妻阿孟转嫁与本人为妻。据谭八十一与本妇已是义绝，又系卖休买休，俱各违法”。地方官府判处“谭四十三与阿孟离异归宗，其谭八十一元受财钱依数追没相应。各人罪犯已经钦遇释免。别无定夺”（《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休弃•离异买休妻例》）。在这起案件中，谭四十三是买休，谭八十一是卖休。无论是夫妻不和或是贫穷导致的卖休买休，都是用钱赎买的，女性完全成了商品。

三

离婚的妇女以及夫死的寡妇，都会面临再婚改嫁的问题。从秦汉到宋朝，尽管有人提倡守节，但妇女再婚为社会所认可，再嫁妇女一般不受歧视。到了元代，一则是前代社会风气的延续，二则是受蒙古收继婚的影响，女性再婚改嫁现象，无论在北方或是南方汉族居民中间，都是普遍存在的。大德七年（1303）江南行御史台的一件文书中说：“江南风俗浇薄……夫亡不嫁者，绝无有也。”（《元典章》卷42《刑部四谋杀一•误杀•打死强要定亲媒人》）这是江南的情况。至大四年（1311）上都留守的一件呈文中说：“妇女夫亡守节者甚少，改嫁者历历有之，乃至齐衰之泪未干，花烛之宴复盛。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官民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这是北方的情况。元末诗人陈高感叹道：“烈女无异志，兹事今罕闻。风俗日以降，朝寡暮求姻。”（《汪节妇诗三首》，《不系舟渔集》卷3，《四库全书》本）可与以上文书相印证。郑州（今河南郑州）妇女尹氏的例子很可以说明问题。郑州霍耀卿，妻尹氏。“至元间，尹氏夫耀卿殁，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妇之行一节而已，再嫁而失节，妾不忍为也。’姑曰：‘世之妇皆然，人未尝以为非，汝独何耻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尔。’姑不能强”（《元史》卷200《列女传一》）。从这段婆媳对话可以看出，妇女再嫁不仅是普遍的，而且为社会舆论所认可，并不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元代的日用类书《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刊载有妇女再嫁的《聘启》和《回启》（《别集》卷3《婚礼门》），另一种日用类书《事林广记》载有《夫亡无子告据改嫁状式》（至顺本《别集》卷4《公理类告状新式》），这些文字格式堂而皇之出现在当时流行的日用类书中，正是再婚普遍和社会舆论认可的明证。大剧作家关汉卿的《望江亭中秋切鲙》中，官员白士中娶寡妇谭记儿为妻，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社会各阶层女性都存在再婚现象。富贵之家虽然衣食无虞，但夫妻生活是人类正常的生理和心理要求，而且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寡居有诸多不便，特别是容易受人欺凌，因而即使是富贵人家的离异女性或夫死寡妇亦很自然向往再婚。元末陶宗仪在他的著作《辍耕录》中记录叶县军人李清之妻张春儿殉夫事，为之感叹道：“春儿生长寒微，不闲礼节，而知夫妇大义如此。顾世之名门巨族，动以衣冠自眩，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岂不为春儿万世之罪人也与！”（《辍耕录》卷20“夫妇同棺”）另一位元末文人孔齐说：“表兄沈教授圭常言：‘妇女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兄弟以不分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此论若浅近，然实痛切，盖因不得已而立是言也。……今大家巨族往往有此患，守志之不能终，阴为不美，同居之不能久，心怀不平，未若此言之为愈也。”（《至正直记》卷2“妇人不嫁为节”）可见名门巨族的女性企求再婚亦是普遍的。《望江亭中秋切鲙》中改嫁的谭记儿，原来便是学士的夫人。她说：“我想做妇人的，没了丈夫，身无所主，好苦人呵。”于是，“若有似俺男儿知重我的，便嫁他去了罢”（《元曲选》，1657页）。至于贫困的家庭，寡妇生活更是备极艰辛。当时有人说：“妇人之苦，莫苦于家贫、子幼而夫早丧。”（梁寅《刘节妇传》，《石门先生集》卷3）元、明之际著名作家宋濂说：“呜呼，妇之青年丧夫最号多艰。傥居贵富，家有仆媵足以备驱役，阖庐足以蔽风雨，粟帛足以供衣食，犹可自安。苟或茕茕吊影，室如悬磬，忍寒夜织，机声与候虫齐鸣，达曙不休，自非铁石心肠，未必不为之动也。”（《王节妇汤氏传》，《宋文宪公全集》卷27）宋濂笃信理学，写了不少颂扬妇女贞节的文章，但他不得不承认守节对妇女来说是很艰难的事情。上述夫亡无子申告改嫁的《状式》中写道：夫亡无子，“当目户下别无事产可以养赡，委是贫难生受。若不具告给据改嫁，情实寡居过活生受”。这种因贫困而被迫改嫁的状况相当普遍，所以才会列为一种《状式》。应该说明的是，女性再嫁一般并不需政府批准，但对于夫亡无子的人户来说，妇女再嫁就意味着这一户在户籍上消除，所以要经官府核准。

四

元朝政府尽管提倡贞节，但对妇女再婚一般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只对几种情况加以限制。一种是服内改嫁。元朝沿袭前代的制度，妇女在夫死后需要守制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守制期满后，便可改嫁（《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嫁娶•舅姑不得嫁男妇》）。如在守制期改嫁，就要断罪判离。至元十五年（1278）漳州路（路治今福建漳州）妇女杜阿吴丈夫在正月十二日病死，二十八日便改嫁他人。被告发后，判决杜阿吴“杖断七十七下，听离，与女真娘同居守服，以全妇道”。后夫、媒人分别断四十七下、四十下（《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服内婚•焚夫尸改嫁》）。后来类似的案例，改嫁妇女杖断六十七下，离异。媒人等亦断罪（《元典章新集》《户部•婚姻•服内成亲•夫亡服内成亲断离与男同居》，《至正条格断例》卷8《户婚•居丧嫁娶》）。“守服”就是守制。另一种是朝廷命妇，至大二年（1309）九月，元武宗在立尚书省的诏书中宣布，对官员父母妻子行封赠之制（《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封赠•流官五品以上封赠》）。至大四年（1311）上都留守上言：“见今尚书省奏准封赠流官父母妻室，颁行天下，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吾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立为定式。如不遵式，即将所受宣敕追夺，断罪离异。”他的建议得到礼部和中书省批准施行（《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官民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延祐三年（1316）中书省颁发“封赠通例”，其中规定：“妇人因夫、子得封者，不许再嫁。”（《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封赠•流官封赠通例》）到了延祐四年（1317），又有监察御史提出，“除蒙古人外，汉人职官正室如系再醮失节之妇，不许受封。庶几士夫之家敦尚节义，妇人女子亦知有耻”。亦经皇帝批准施行（《元典章》卷11《吏部五职制•封赠•失节妇不封赠》）。不许受封妇人再嫁和不许再嫁之妇受封，实际上是一回事。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朝廷一再重申不许命妇再嫁，仍有命妇公然反对：“某帅妻诣官自陈，愿上所受封，比齐民得自嫁。”（程文《节妇汪夫人传》，《新安文献志》卷98，《四库全书》本）这位“帅妻”是很有勇气的。当然，她敢于这样做，主要还是当时再嫁在社会上并不受歧视。

此外，朝廷还不许几种妇女再嫁。一种是交趾（今越南北部）出征军人的家属。至元二十六年（1289）广南宣慰司的一件文书中说：“出征交趾军人多有隔绝溃教，各家为见久不回还，父母将各军妻小改嫁，以致分居，殆失人伦，咨请定夺。”礼部认为，“出征军人未知存亡，抛下妻小，其父母不合一面改嫁，合咨本省改正。仍将主婚人等断罪相应”。中书省批准这一意见（《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军民婚•出征军妻不得改嫁》）。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对于其他地区出征军人家属也应是适用的。还有一种是两广官员的遗孀。大德三年（1299）广东道廉访司的一件文书中说：“切见广东烟瘴重地，北来官员离家万里，不伏水土染病身死者不可胜数。抛下妻妾不能守志，改适他人，将前夫应有资财人口席卷而去。亡殁官员骨肉未寒，家私人口已属他人。况在广亡殁官员老小，出广已有应付站船定例，如蒙行移合属，严加禁约，今后在广仕宦官员，若有身故抛下老小，听从本处官司依例起遣还家，不得擅自改嫁。如有违犯事发到官，断罪听离。前夫家私若有散失，勒令陪偿。”礼部同意这一建议，中书省批准（《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官民婚•广官妻妾嫁例》）。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规定是不许官员遗孀在广东改嫁，要将她们起遣回家，至于回家以后改嫁，则不在限制之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一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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