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满脑子虚妄，偶尔会在黑暗中想象：将来的人们，会怎样讲述这个时代？

我知道我是在想象“历史”。不是我们经过的一切都是历史，相反，我们格外牵之发肤的那些，大部分注定不会是历史，而只是史书中行间的空白。

宽宽心，将来的历史主要意味着将来的人们怎样看待他们自己的时代，既然以史为鉴，又何必有“作为一面镜子的伤感”？这般幽情，可与“替古人担忧”相映照。

但恐惧自己在后人的世界中消失，这在中国自古以来相当普遍。相比“替古人担忧”所遭受的嘲讽，这种恐惧却一再被肯定，它的一大成果就是普遍的对著书立说修史作传的热衷。我不愿在未来消失，那我就干脆去塑造今天留给未来的面目。现实中被去势的司马迁一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激励了多少掌握叙事能力的读书人前赴后继。宋以后士人时代降临，笔记体盛行，民间出版大兴，一个离权力中心再远的书生，也会夜夜在油灯下煞费苦心写日记，心里装着万千他死后莫须有的读者。《围城》里方鸿渐那不入流的令尊方遯翁，一定要掏钱把顾影几十年的日记付梓。这种事几乎比棺材还重要，以至于搞历史的愁宋以前资料少，更愁宋以后资料太多。

与其说这个民族历史传统深重，不如说是文史传统深重。文史者，文书记事也。《汉书》云“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点出了历史叙事的神秘魔力，很超前。本期嘉宾杨早称“不认为历史是求真的学问”，“对史料的叙述与解释才构成历史”，这在今天已是较一般的学术认知。当然国人不必因这个“超前”而得意，注重田野考查的西方现代史学才更有底气说这个话。在实证面前，直觉再灵验，也理应保持谦逊。

司马迁的被去势，对于沉迷文史魔力的书生们来说始终是个令人难堪的譬喻。要塑造当下留给未来的面目，有些人拥有比“立言”更强大、直接的力量和工具。有人反驳：太史公还是能在史书里说说汉武的坏话啊。你懂的，这么干代价之高不论，就是你想支付这个代价，有没有机会都还是个问题呢。

谌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