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清华大学校门

梅贻琦

梅祖彦：大楼与大师

1931年，父亲梅贻琦在北平就清华大学校长职演说中谈到了他教育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和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或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还是后来在新竹的清华，办学的目的都是围绕这样的核心思想：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他很早就看到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不学无术将使国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极为惨痛的教训。

他为此坚持了两项措施，即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来校任教。就是在这次就职演说中他提出了有名的“大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大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主张突出了高层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且把他们的作用提到很高的程度，此后清华大学延聘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一时清华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使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及研究院得以充实并发展。

（《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

冯友兰

冯友兰：教授治校

1928 年以后，清华建立了一些制度，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教授治校。这个口号本来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但是在清华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1928 年以后，清华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有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所推举的评议员组成。有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长组成。各院院长的产生，是由教授会提名，每院二人，由校长于二人中择一聘任，每二年改选一次，但连选得连任。照理论上说，校长只有权聘任教务长和秘书长。在校务会议和评议会中，校长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教务长和秘书长共三个人，其余的人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当时清华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出席校务会议的有五个院长）。照理论上说，教授会对于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这就是所谓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王国维

孙敦恒：王国维的辫子

当时在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他们的背影，就知道是谁，这两位先生都在国学研究院，一位即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虽是国内乃至国际的著名学者，但对衣着却从不讲究，天冷时穿一件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一条黑色汗巾式的腰带，上套一黑色马褂。夏天，穿一件浙江特产的丝织熟罗，或夏布长衫，也叫大褂。脚上总是穿一双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冬腊月也是如此。帽下拖着的那条辫子，更是他的特有标志，使人一见辫子，便知他就是王国维先生。另一位便是梁任公了。他的两个肩膀一高一低，走起路来也是一边高一边低，也很引人注意。

王国维先生的辫子，令人疑惑不解，更给家人增添了不少麻烦，每天早晨起床后，漱洗完毕，夫人就得帮他梳头。有时潘夫人因事过忙，或遇有什么烦心事，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王国维却慢声慢语地回答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梁启超

李任夫：梁启超的口才不及文才

梁启超先生每次来校，坐的都是自备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他真是一个好学不倦的人。

他讲授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详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当中，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大家。

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他的话确是我们研究学问的指针。

梁先生是文满天下的人，凡是读过梁先生文章的，无不为其带感情的笔锋所吸引。他的文章议论纵横，笔锋犀利，而又深入浅出，是人所共知、自成一格的。可是出乎意外，他的口才却赶不上他的文才。在行文上他是思如泉涌，下笔万言，得心应手。然而在讲演上，他不是口若悬河。他虽循循善诱，但在紧要关头，我们发觉他往往是将两手交叉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态，非常紧张。

我平生听过不少名人讲演，很少看到这种表情。即以孙中山先生的讲演而论，在他讲演的时候，时间长了，也偶尔将两手往后交叉，但是他的态度却是从容不迫的，他的这种动作，反而引起人们的兴趣，能提高听讲者的注意力，决不像梁先生那样使人发生急迫感。这确是一个鲜明有趣的对照。也许是梁先生在讲演上的训练不及孙中山先生的驾轻就熟吧。

（《回忆梁启超先生》）

朱自清

汤杰：朱自清与清华图书馆

朱自清先生对清华大学图书馆所作的贡献很大。他当中文系主任期间, 为图书馆购置的书籍很多。他常常开了一篇很长的书单让人去购办，更多的是经常自己去琉璃厂的书肆选购，每次都满载而归。有一次，燕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去世了，他的家属想把其藏书卖给清华，转托一位陈老师向朱先生说项。

朱先生看完开列的书单，仅购了其中的部分书籍，但这位陈姓老师再三强调要全部买下，朱先生板着脸说道：“究竟我当中文系主任，还是你当中文系主任？”原来朱先生的购书是有其一定原则的。他要买的是具有研究价值的书、馆藏中欠缺的书，或者是借阅流量大的书，决不愿意乱花购书专款中的一分钱。

朱先生的教学很认真，对学生的作业总是精批细改，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肯放过。他教的课，常要学生默写和背诵，错了就要扣分，以致有些学生不敢选修他的课。求他审阅文稿，向他征求意见的人，不管是学生还是同事，他都认真地阅读并详尽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撰写的《古代文学杂论》，其中解放前所写的部分原稿，就曾请先生看过；在昆明时，我以汉朝大将灌婴为笔名，发表的一些旧体诗，多曾经他过目。

（《余冠英先生谈朱自清》）

赵元任

陈康定：“没有一句褒语”的赵元任

国学研究院的教学方式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赵元任开出的演讲课有“普通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的范围有“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和“中国现代方言”等。附带还在大学部教音乐欣赏课。赵元任所开设的“中国音韵学”，虽然是一门传统学问，但是运用了历史比较法讲解中国音韵学的历史，比清代音韵学家前进了一大步。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等就出自赵元任门下。王力1926年夏天考入国学研究院, 同班32位同学只有他跟随赵元任学习语言学。王力的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是在梁启超和赵元任两位导师的指导下写成的。梁启超给这篇论文很高的评价。他在封面上写了一个总批：“精思妙语，为斯学辟一新途径。”论文中还写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赵元任的做法正好与梁启超相反，专找王力论文中的毛病，没有一句褒语。

若干年后，王力为纪念赵元任去世，影印出版这篇论文。他在《序》中说：“我们要像梁启超先生那样鼓励我们的研究生，使他们有信心攀登科学的高峰；我们更应该像赵元任先生那样，严格要求我们的研究生，指出他们的缺点，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学者。”

（《记语言学家赵元任》）

内容选自《民国趣读老清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民国趣读编委会，责任编辑张春霞、牛梦岳、高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