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还长期致力于古代历史地理名著《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他掌握了《水经注》宋刊残本及明清以来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仅对《水经注》本身进行了精审的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对版本、抄本的因袭、源流、翔实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释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对古地理问题，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王国维在早期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研究哲学，他认为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可爱者不可信”，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纯粹之美学”，而严复介绍的实证论则是“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王国维作为科学家，倾向于实证论，但他又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哲学学说。近代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也反映在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上，这种矛盾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中，表现为既有对思辨哲学(他称为“纯粹之哲学”)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观的知识的实证精神。他能用实证精神对“概念世界”进行反思，并从哲学高度总结治学方法。他在分析批判传统哲学范畴和自觉运用实证方法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蔡元培曾说：“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王国维攻治哲学的成果，一部分已收入《静安文集》及《续编》，另有32篇发表在(教育世界》的论文，其中哲学总论2篇，中国哲学10篇(皆为论文)，西方哲学20篇(论文6，传记14)(今人谭佛雏先生辑有专集《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

王国维治美学、文学，与其治哲学并重，他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他向国人介绍荷马、但丁、莎土比亚、拜伦、斯蒂文森、歌德、席勒、黑贝尔、托尔斯泰等外国大文学家。他还研究中国文学，写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则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影响深远，他提出的“成大学问、大事业之三境界”内蕴深邃，至今广为传诵、脍炙人口。所作《红楼梦评论》，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论述《红楼梦》诸问题的重要论文，在红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突破性的重大意义。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独持风格，其《人间词》115首，长于抒情，风格多样，且含哲理，思深感锐，显现其睿智、敏感之灵光，清邃隽永，是他将其美学、文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

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史，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郭沫若曾指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末元戏曲考》)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性的成就，一直领导着后学。”王国维把他深厚的学术根坻及中国文学的修养，同西方先进的戏剧文学理论、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第一次揭开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勾勒出宋元戏曲发展史的轮廓，为戏曲史研究积累了系统的资料，把戏曲艺术提高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在文学史上为元杂剧和南戏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他著有八部关于中国古典戏曲史的研究专著，其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

王国维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站在维护新学与西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引进西方思想，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中华的热望。他提出了关于教育宗旨、知识论、高等教育、学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尤其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张，还提出了“完全之知识”的论述及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论述，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教育学论文及关于教育学及教科书的译著，主要发表在《教育世界)。

王国维在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期在学部图书馆任职时，积极介绍了国外新兴学科辨学(即逻辑学)、心理学等，编译英百科全书条目中所收《世界图书馆小史》，此译作被收入学部档案珍藏;他在介绍图书馆史的同时，还系统介绍了图书馆学概论及上古、中古、近世期图书馆的发展演变，尤其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美国、英国的图书馆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图书管理法。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王国维积极介绍国外图书馆的概况。其译作虽然30年代才公开发表，但译成后于内部流传，有一定影响，在三十年代，也作为图书馆学的一部重要学术译著，对当时的图书馆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国维作《库书楼记》、《查他山文集》、《敬业堂文集序》、《传书楼记》，记述清内阁藏书概况及北宋、明代至明末私家藏书之演变，是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宝贵的文献资料。王国维对目录学有深入的研究，曾遍校历史上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还编撰目录学著作，亲自纂目录、编索引，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等，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版本沿革研究的一大空白，他还勇于革新创造，其所校所勘所撰，言之甚凿，论说精当，在目录遗产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校勘古籍，所批所校书目190多种，所校诸本，皆成善本，大多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珍藏，以传后世学人。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他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遗著、佚著多种。

主要成就

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杰出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王国维抓住时代的契机，找到自己的道路，也为学术界指出新路。他青年时期走用西方的学术与中国的学术相化合的路径，开创学术的新境界。他中年后在“五大发现”中的三个方面，即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被公认为是这些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奠基者。王国维在学术上是置身于一个广阔的国际学术平台上来观察、思考问题的。

四、文学方面

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是其《人间词》与《人间词话》，这两者又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他词作的成就在境界的开拓上，而境界也正是《人间词话》所着力强调的。从具体作品分析，王国维的词作多摆脱了抒写离情别绪、宠辱得失的俗套，重在展现个体的人在苍茫宇宙中的悲剧命运，是对生命与灵魂的考问。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周策纵《论王国维人间词》），诗词中因此每每流露出哀伤的气息。如《采桑子》中言：“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发现人间的苦难，是与因循守旧、知足常乐的人生相对立的境界，是人的觉醒。如此，“境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他的词表达的就是一种哲学境界，而超越了伦理的境界。

《人间词话》中“无我之境”的“无我”，即为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教育学说》一文中讲的“无欲之我”；所谓“理想”与“写实”的提法，也是来源于叔本华使用的概念“理想”和“摹仿自然”。王国维将叔本华等人的哲学美学观内化为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并与中国的传统艺术实践进行了完美结合。《人间词话》成为中国美学史上融通中西、承前启后的理论巨著。后来王国维在戏曲研究、历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领域进一步做出突出贡献，也都与其极富创造性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导向有关。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自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梁启超称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这是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他以此词最后的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三种境界”论出自晚清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今人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等。大师的阐释与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合的。洞悉人生，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喜获丰收。而所有失败的个案大都是败在第二个环节上了。

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史学方面

王国维先生书法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观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大致包括八个方面：殷周研究、司马迁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辽金元研究、汉晋简牍研究、青铜器物、石经、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为卓著，贡献最为杰出。1925年新印讲义《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为其思想方法的理论总结，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的著名“二重证据法”。

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

他自己称以上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意思是运用地下的材料（考古）与纸上的材料（文献）相量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哲学方面

王国维在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梳理中国哲学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雏形。

有人认为，王国维是西方哲学的介绍和传播者，即所谓“早年西洋哲学之介绍”。而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王国维的“哲学姿态”虽然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所据文献的限制，因此主要是将其视为“中国美学的奠基人”。对于王国维的这种“失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从学术贡献而言，毫无疑问，他在历史和文学上的贡献要超过在哲学上的建树。其次，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持续的时间比较短。这使得他在职业分化越来越具体的现代知识体系内很难被归入哲学家的行列。

但是与同时代仅仅停留在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介绍的大部分学者不同的是，王国维不仅能对以叔本华、康德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发展脉络有了更深的理解，并做出自己的评论，而且能够运用以叔本华的观念来整理和分析中国哲学的问题和概念，这使他实际上在20世纪初的哲学介绍和研究者中显得高人一筹。

由于时代的限制，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其接受方式是一种“单一性接受的水平”。这种方式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基于接受对象的单一性而呈现出与接受对象的一致性，就从王国维的论说方式来看，他十分推崇叔本华的观点，从他的学术取向而言，他所选择的立场基本与叔本华相一致。另一方面，接受对象的单一性也使得王国维对于被接受者有着深入而正确的了解。分析和罗列，最后得出结论说：“哲学者，论自然、人生、知识等之根本原理之学也。”正因为明确将哲学规定为“根本原理之学”。王国维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建立在他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之上，这不仅从他的文章的写法了可以看出，更为重要的是他是试图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哲学的观念主要是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观念来整理和讨论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梳理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的范畴。

王国维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侧重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而缺乏纯粹的形上学的兴趣和成果。从范畴整理来说，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论性》、《释理》、《原命》这三篇文章。比如从王国维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作品《论性》、《释理》来说，其基本的立场显然受到他在1902年翻译的日本人元良勇次郎著的《伦理学》的影响。

王国维当时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人，但就他利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整理中国哲学所做的贡献之最大的，还在于他初步创立了作为现代教育的学科而存在的中国哲学的面貌。王国维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整理古代的哲学传统创立了一种范式，这种新范式有一些基本性的特征就是以西方的哲学问题作为出发点，对于材料的整理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依托。

人物评价

综合评价

王国维先生雕像 陆乐作 1982年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平日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与罗振玉、缪荃荪、沈曾植等人交流学术，交往较密，其《书信集》所收书信中就有与数十位学者的论学通信，他还与日本、法诸国学者有很多的学术交流。做学问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在史学上，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其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法开拓了史学的新向度，其于上古史、唐史、宋史等古史的研究，于历史地理的种种发明，于历代文物的精心考证、于敦煌学的拓荒，无不展现了王国维卓越的史学才能与博大的堂庑。在古文字、语言学方面，王国维于甲骨文、金文、简牍文、石经等呈功赫赫，丰碑巍峨；于传统的《说文》学、训诂学、音韵学、版本目录、校勘学，皆渊萃卓如；且纯熟地以小学沟通学术之林，为王国维治学中的一大法宝。

不仅在做学问方面讲究独立，王国维的为人也同样追求个性，不为人拘。在受西学浸染极深的清华校园，王国维头戴白棉布瓜皮小帽，穿大袍，勒条粗布腰带，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样，而且，他顶着一条辫子（那是在辛亥革命后重新续起来的）。王国维的辫子留得不合时宜，却也并非是为忠君而留——溥仪的辫子己经剪掉了。看来，保存一点对传统文化的纪念，作为与现实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征，才是这条辫子存在的意义。这种欲以一己之坚贞持守与社会相对抗的想法，如果仅就个人品格而言，自然有其可敬的一方面，但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则又显得极为愚执可怜。这种带有极浓重的悲剧色彩的选择，也注定了王国维在悲剧中度过他的后半生。

各家评价

梁启超：“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伯希和：“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鲁迅：“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

陈寅恪：“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

王攸欣：“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