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有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神宗就是万历皇帝，这句话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全归于万历是过于偏颇了，但是万历的消极怠惰，的确对明朝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作为一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君主，他治国态度的转变其实是多方面且痛苦的。

一、年轻有为的皇帝

1585年，年轻的万历皇帝在天坛举行了祈雨活动。由于1584年以来北京大干旱，河流干涸，庄稼枯死，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传统儒家道德体系中，人们往往把天灾视为人祸，每当天生异象之时，君主作为天之子，就要向上天进行祈祷，检讨自己的罪过，以求上天宽宥。但历代君主往往只是走个流程而已，并没有谁真的把祈祷放在心上，但是万历皇帝却不一样，这次祈祷之前，他依次斋戒、敬告祖宗、面禀太后，并要求全体人员步行前往天坛。

万历皇帝

阳历五月十六的黎明，皇帝携百官步行前往天坛，一路上百姓不用说该有多么震惊了，堂堂天子，为了黎民百姓，竟然步行祈雨，我相信当时北京城的百姓看到这个相貌端正、身材微胖的年轻人时，一定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代明君。十里路程，对久居深宫、足不出户的万历皇帝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且当时的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万历到达天坛后，在同心圆的最下一层石阶上跪下、祈祷、上香，又向上天叩头四次。礼毕后，万历又向群臣进行训诫，并不顾宦官们的劝说，执意步行回宫，等到达大明宫时，已经是下午时分了，天气正当炎热，百官解散后，万历皇帝还要去向列祖列宗汇报祈祷过程，之后还要参见太后。这一系列繁杂的活动，对于万历来说，坚持下来的理由并不是出于对于上天的敬意，甚至万历本身对于风水迷信并不热衷，甚至于冷淡。深究其原因，只能说万历皇帝在这时依旧坚信根植于内心的儒家仁义道德，这种道德要求万历不得不向百姓表明自己是一个事必躬亲、仁德爱民、克尽厥职的优秀君主。

但是令人错愕的是，作为大明十六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并没有成为一代明君，泽被百姓，而是创造了将近30年不上朝的历史，甚至到了御史上奏折直言万历懒惰奢侈、贪图淫逸的地步。难道御史已经忘了这个为了百姓宁可步行20里祈雨的身影了吗？这不禁让人好奇，万历究竟经历了什么才能有如此大的变化？

二、张居正风波

提起万历皇帝，不少人都会想起万历的老师和内阁的首辅——张居正这个名字。由于皇帝年幼、太后支持加之与权监冯保的联合，张居正得以自信满满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整顿吏治、规范税收，他亲自审核账目，严查边境人马，对犯法官吏不加宽宥，重用能吏看轻文人，一度使明朝富强起来。如果不是张居正英年早逝，也许会成功地改变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从他去世的那一刻就已经宣告结束了，他的改革措施除了一条鞭法全部遭到废除，实际上，就连一条鞭法也因为国家财政涉及面太过复杂而难以起到大的作用。张居正在死后仅仅半年，就沦落到万夫所指的地步，反张派对他大肆攻击，甚至盖棺定论，说他是大奸大恶的罪臣，万历对于张居正的言行不一感到十分愤怒又伤心，尤其是想到张居正百般要求自己要节俭，背地里却接受下官赠与的名贵珠宝、书画名迹 、大片地产，不能不对他曾经信任的先生张居正乃至整个文官群体感到失望。

张居正

三、立国本之争

如果说张居正风波只是万历转变的导火索，那么国本之争就是万历态度转变的直接原因了。万历的皇长子朱常洛是万历和一个宫女所生，并不受宠，万历真正喜爱的是和郑贵妃生的三皇子朱常洵。遥想当年，18岁的万历和年仅14岁的淑嫔郑氏一见钟情，并且终生不渝。郑氏不同于其他妃嫔，她和万历不仅是名义上的夫妻，更是精神上的伴侣，他了解万历的痛苦，还敢于奚落甚至嘲笑万历皇帝，更重要的是，她能在万历需要安慰的时候给予他鼓励和信心。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万历皇帝决心要立三皇子为太子。但是，这件事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抵制，文官们要求万历遵循立长的传统，对此万历采取了消极抵抗的对策，他不立朱常洛为太子，也不让朱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出阁读书，没人想到这种对抗居然持续了10年之久，最后万历皇帝终于认清现实，向文官集团屈服了，他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三皇子封为福王。

皇长子朱常洛

四、万历的反抗

随着万历皇帝年龄的增加，他越来越认识到文官集团的虚伪，尤其是经过了10年之久的立国本风波，万历想要立幼废长即以三皇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的希望落空后，他发觉自己手下的文官集团想要的并不是一个有主见、有作为的皇帝，他们想要的并不是国家的处事者，而是一种权威的象征，越是听从文官的摆布，文官就越称颂皇帝的英明。在这种情况下，万历能想到的对文官集团最大的报复就是不配合，于是开始了对文官集团长久的消极对抗。他开始找借口不上早，并且把经筵日讲一并停办，甚至一推再推，于是这些活动就无限期地延迟了。不仅如此，万历越来越不愿意接见那些虚伪的文官了，他把自己隐藏在深宫里。更让文官头疼的是，万历宁愿把高级的职位空着，也不让人补缺，对于臣下抗议的奏章，皆扣押在宫中不再批示，这种种做法无形中封锁了文官们上升的通道，文官们只能借仁义道德的名义攻击万历，却不能流露出自己对于名位的向往。万历深知文官们的虚伪的秉性，他利用“无为而治”的借口，来逃避文官集团的骚扰，让这些文官有苦难言。

万历皇帝的变化本质上可以归结为道德观的变化。传统道德观即儒家经典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万历年少时所熟知的、所信任的信条，成为了文官们相互攻讦的借口。这种情况下，万历治国的热情消失殆尽了，文官们不许万历立三皇子，不许他练兵，更不许他带兵打仗。再加上成熟的文官集团足以在皇帝消极怠工的同时维持大帝国的日常运转，万历只能在深宫里和内侍们赌钱为乐消磨时间，成为了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活着的祖宗”。

万历皇帝陵墓-定陵

文史君说

万历皇帝的变化本质上来说是皇权与文官集团对抗失败的结果。万历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制度的产物，文官集团才是政权的实际操控者，他不想再费尽心思地对抗文官集团，他只想顺着自己的心意去追求自己的快乐。与此同时，他也放弃了自己作为帝国统治者的部分责任。对于明朝的衰亡，万历必须负一定责任。

参考文献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

张义勇：《从君臣矛盾看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兰台世界》2015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