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书于1937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自编为《人文生物学论丛》第二辑。我读的是群言出版社2014年5月版，属于“民盟智库”丛书。

潘光旦，我国老一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字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899年8月13日生于宝山县罗店镇，1967年6月10日逝世于北京。先后在上海光华、复旦等大学任教。1934年至1952年间任清华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他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间，作者不揣固陋，于优生及与优生相涉之事物，续有论列。兹因第一辑再版之便，就较长在六千言以上之各稿汇为第二辑，名之曰《人文史观》。——“引言”

从我们人类的眼光看来，文化是演化过程中最后的一步。

人类的多形现象，不比别的动物，一半 自然是文化环境的势力所造成的，这谁都不能否认，但是生物学家也相信诗人、画家、科学家等等，无论你怎样利用教育功夫和训练功夫，决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一定要一个人的变异的倾向中间，有可以做诗人、画家、或科学家的基础因子，再加上文化环境启发的效能，这个人方才可以成为诗人、画家、或科学家。

一个民族的变异品性和每一品性的变异性，往往因为历史的背景和地理的环境关系，和别的民族不同。品性有多少，而每一品性的变异性有大小，品性多，各种人才也多，而文化的表现也就多变化，不拘拘于一二方面。（注：变异是人才发展的关键因素，每种品性的变异性越大，人才的才力才可能更加强，民族的文化造诣才更加未可限量。）——“文化的生物学观”

人与文原是不可须臾离的，有了人，接着就有文。……文教对人，有模铸熏陶的大力量，究其极，我们可以得到“有文斯有人”的结果。

作者是一个人文论者。人文论者在在以人为前提，以人为重心。他相信“有人斯有文”，以为不但在生人之初，文化的发轫，要靠少数人的聪明智慧，到了后来，文化的能继续维持，或代有累积，继长增高，也得靠少数人的聪明智慧。

人文论者则以为形成人才的因缘是极复杂的，归纳之为三类，一是属于生物遗传的，二是属于文化背景的，三是属于平生遭际的。（注：作者是中国优生学的开创者，对于遗传因素很看重。）

人文论者以为人治法治缺一不可，人与法的关系，犹之人与文的关系，彼此处的是一种互感共发的关系，这是中立的说法。但上文说过有人斯有文，法是文的一部分，就等于说“有人斯有法”，所以虽重法，而始终以人为归。

法治论者须得进一步的推寻人才所由“产生”的原因，人治论者须得进一步的推求人才所由“消灭”的原因。前者进一步，就明白遗传的重要；若是人们的遗传本质日趋下流，任你有什么好的制度，终不免于破坏。后者进一步，就知道社会制度的势力，和自然界的势力一样，有选择淘汰的效用，就是，教“适者生存，不适者死亡”的力量。（注：人治与法治的论争，就是遗传与制度的影响。作者从优生学角度出发，提出“保障了好人的血统，好法的维持与进步也就得了保障。可以保障好人血统的法始终存在，好人也就生生不已，且得继续的提高其好的程度”，总让人觉得变成了血统论，不太容易接受。）——“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

人口与民族，自其远者与大者而观之，既自然生长，殆终不免自然消灭之一日，然自其近者与局部者而观之，其盛衰兴亡固不必循一定不易之铁则也，自然势力与文化及意识之力固在在足以左右之，左右而有当，则运命长而生活笃厚，否则生无益，死无闻。——“意国奇尼教授之民族自然兴替观”

世无平等之事实，世仅有平等之理论。然世人不加思考，动辄以平等二字相号召，一若实有其事者。名之不立，祸变随之，是不可以不辨。

不平等之自然现象不仅于品性为然，于所谓心理品性亦无不然，所不同者因性质有殊而量断有难易耳。故生物学者有曰，生物界最不变者莫如物种变异之现象，换言之，物种间最平等之一端，亦莫不平等之现象若，而人类不在例外焉。

夫平等论为求社会效率与社会公道而发者也；及其结果，平等之观念愈深遍，则社会效率愈低降，而社会不公道之迹愈显著，诚非卢骚、渥温之辈梦想所及也。不考生物事实、不据人类经验而妄立社会学说之殃祸，我于平等论见之矣。（注：作者从基督教伦理、政治、经济、教育、女权运动、人生哲学、行为学派等角度分析了平等的不可能，并提出了解决方法：“一曰，昌公道，二曰，励自强。”）

《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演化论之大原则亦曰：竞则进，苟安则退；竞则存，苟安则亡。竞与争不为一事。争者求胜，必先损人，故胜则自肆，败则自馁；竞者以损人而胜为耻，故胜不自肆，败不自馁；故领袖者不骄人，服从者知安分；自强之至意，其在斯乎？君子无所争，而竞故不宜废也。人与人以自强相竞，群与群以自强相竞，而社会不进步者，未之有也。（注：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平等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