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史念海先生由陕入渝，时隔三年再度见到恩师顾颉刚先生。之后四年多的时间，师生二人交往密切。顾先生在学术和生活上给予了史先生诸多帮助，不仅指导其学术研究，推荐参与自己的学术计划，还为其安排工作，争取解决生计难题。史先生也没有辜负顾先生的期望，学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努力帮助顾先生处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师生二人关系亲密，相得益彰，是近现代学术史上难得的佳话。

协助编辑《文史杂志》

1941年，顾先生应朱家骅之邀，由成都飞抵重庆担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实际负责《文史杂志》工作，其年10月13日正式到文史杂志社办公。此时，史先生离陕南下，前往位于重庆江津白沙镇的国立编译馆就职，途经重庆，便前往小龙坎拜访顾先生。史先生参观了顾先生主持的文史杂志社，后来回忆道：“在其附近还可瞭望到嘉陵江，景色亦殊可取。社址虽不甚宽广，由于人员不多，并不显得狭窄。”能够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又和老师再次晤面，可想而知此时史先生的心情是极为畅快的。

史先生曾三次与文史杂志社结缘。第一次是1943年2月。当时顾先生忙于边疆语文编译会和中央大学两方职事，无暇顾及社务，时任编辑不负责任，编发刊物久旷职守，所以顾先生拟请史先生出任编辑。当月25日，史先生自北碚来柏溪拜访顾先生，此后三天师生二人常常散步长谈，所谈之事应当以文史杂志社社务为主。但顾先生未能如愿，28日史先生即返回北碚。根据当时情况推测，史先生未应顾先生的邀约应有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史先生妻儿俱在北碚，家中需要照顾，来往柏溪办公不是很便利；第二，年初魏建猷自西昌来重庆，顾先生曾嘱其作三卷一期编辑后记，尚可人意，可替为杂志社编辑。

第二次是1944年8月。此时魏建猷在中央大学任教，不肯再来北碚；吴锡泽在军部供职，不在北碚，只得将稿件携至城中，不久也调任陕西，编辑实在无人可用。早在1943年10月文史杂志社已迁来北碚，史先生极为高兴，因为与顾先生同住一镇，可以早晚请益问难，而且每次新出的《文史杂志》能够先睹为快。此时，杂志无由续编，史先生便襄助顾先生整理稿件。但好景不长，史先生的编辑工作仅持续一两个月，因父亲在绥远被禁，必须离渝北上救亲，直到次年5月才返回北碚。

第三次便是1945年5月。此时，文史杂志社由一个党部机关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为节省开支，省去编辑费用，顾先生身边确实襄佑无人，史先生便协助编辑刊物。史先生白天在国立编译馆上班，晚上回到文史杂志社编刊，方便起见，便移居社中。史先生后来回忆说，“这又仿佛回到禹贡学会地时代。偶尔有所论著，可以随时送呈请益，并顺便作为《文史杂志》地补白”。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1946年顾先生东归，杂志社相应移居苏州，年底史先生也由北碚北归，因而不再负责编辑工作。

参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计划

抗战开始后，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顾先生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益盛，其事业心愈重，认为史学工作者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不仅应整理旧史料，还要创作新史书。作为顾先生门下弟子，史先生多方面参与到顾先生的学术计划中。

在整理旧史料方面，顾先生在齐鲁大学创建国学研究所，将整理并标点廿四史作为普及历史知识的一种方式。在1944年底顾先生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做工作计划中，便将史先生列为名誉研究员，并拟将廿四史复审工作交由韩儒林、贺昌群、邓广铭、史念海四位负责。但由于廿四史点校工作在顾先生离开重庆之前并未完成，所以史先生的复审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了。

创作新史书，便是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中国名人传》即是创作新史书的开端。顾先生在《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中明确提到，“《名人传》目录累经商榷，自周迄清得二百余题……期就此数百人之身而表现其各个时代与各个社会之背景，析之为皕册，合之为一书，而《中国通史》之雏形于是乎在矣”。顾先生有意借《中国名人传》使国人知悉先民创业艰辛及其辉煌的成就，并进而发扬光大，所以《中国名人传》作为一种通俗读物必须用字简易，且“读之盎然有味”。顾先生编排了一份能用字表，列出两三百个常用字，并指示，写作的用字要限定在这份“用字表”内。行文过程中还应讲究修辞，因为是通俗读物，所以不能使用较为费解的表达。史先生依顾先生指示撰写《娄敬传》，其中艰难，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是历历在目。至于中国通史的编纂，按顾先生拟定的编辑计划，史先生和傅筑夫、王毓瑚两位先生共同负责秦汉三国和隋唐五代两个时段，并与郑逢原先生负责沿革图的绘制。但实际上，此项工作也因人员变动而破产。不过，这些对史先生来说是项难得的学术训练，史先生自己也认为“这个时期我较多地致力于汉唐一段有关问题地探索，范围窄狭了，基本功夫更可打得结实一些”。

抗战后期，重庆物价飞涨，顾先生自身常常有经济局促、入不敷出之感，但仍为史先生生计考虑，安排其参与自己的工作计划。除了廿四史点校复审、《中国名人传》和中国通史的编写外，顾先生还推荐史先生加入自己组建成立的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参与历史图表的撰作等。顾先生的这些举措不仅仅是为了指导史先生的学术，也是借此让其不以金钱为难，解决后顾之忧，“发展他的个性，使文化事业得急速的开展”。

史念海先生的学术探索与成长

史先生在学术上对顾先生并非亦步亦趋，也在不断思索着自己的学术道路。史先生最初师法乾嘉学派，钦羡其考证史事，寻根究底，鞭辟入里，大学毕业论文即以《钱竹汀先生之史学》为题。禹贡学会时期，史先生延续考证之风，在沿革地理方面撰写了不少文章。七七事变之后，史先生辗转多地，开始思考当此国家大难之际，考证文章究竟于世何所补益？迁转重庆，史先生有了向顾先生求教的机会。顾先生也认为史先生的想法合乎道理，并且为史先生指了一条方向，“欲求有用于世，应于沿革地理之外，兼治地理之学”。不过，顾先生为史先生在国立编译馆安排的具体工作是编绘《西汉地理图》，仍是以考证为主。有别于一般的政区地图，顾先生要求“不以州郡图为限，举凡经济、交通、人口等只要能以图表示的，皆在编绘之列”。此项工作虽然还说不上能够有用于世，但已经突破了传统沿革地理以疆域建置为主的研究范畴，而且兼及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内容，有助于史先生在地理学方面的拓展。史先生回忆那时“虽然才力有所不足，但此心却是按捺不住”，工作之余，他注意到历史上诸多人工开凿的运河产生了相当显著的效益，但时过境迁，大多先后归于湮废，研究运河的变迁原委，待抗战结束，可作为水利开发的借鉴。这一想法顾先生深表赞同，指定了《中国的运河》这一书名，书稿完成后，并承其过目和安排付印，最终这本书于1944年9月由重庆史学书店顺利出版。史先生认为这本著作“未能稍离考据的窠臼”，未达到预期效果，但现在看来，虽仍有顾先生的指导，但是史先生已经在有意识或者说是自觉地进行学术转型。

顾先生也很明显地感受到史先生的成长。1939年，顾先生请史先生代作《东汉的西羌》一文，2月21日，顾先生修改此文并在日记中写道“筱苏之文，可作讲义而不可作论文，只得重集材料另作”。对于学术论文，顾先生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他在评价魏青鋩所作蒙古王公系统表时写道，“渠能文，有组织，有思路……重庆女史学家有渠及黄少荃，余则徒能教书编讲义耳”。可见，顾先生认为论文与讲义是学者的两个不同层次，史先生此时的文字在顾先生眼中还是略显不足的。在重庆的这几年，史先生在顾先生的指导和关心下，完成了不少优秀的学术论著。1945年5月，顾先生在准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课程时，即参考了史先生所作的《中国的运河》和《论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个政治地理的研究》。1946年12月，在接受蒋星煜采访时，顾先生被问及中国现在有哪些优秀的青年史学家，提到史先生，肯定了其在史学研究中取得的成绩。

顾颉刚先生向来喜欢与青年亲近，并加以指导，使其能发挥长处，为社会服务。他曾言，“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时时逼他们工作，必须肯工作能工作”才能有所成就。史念海先生正是其中典型的一例。顾先生对史先生的指导和关心无微不至，史先生追随顾先生就学也兢兢业业，一刻不敢松懈。两位先生久归道山，如今回顾这段师生间的交往，关系融洽，学术共进，堪称近现代学术界师生关系的典范。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