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千百年来，秉笔写春秋的方志人，板凳一坐十年冷，笑把清汤当酒尝，给志书以生命，给历史以灵魂。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涌现出一批十分优秀的方志人，走街串巷，不计得失，一字一句拾掇起中山的历史文化，记载这一方水土之上的人和事，延续了中山的共同记忆。

修志为用，守住历史传统的根脉，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一代又一代的方志人，不忘初心，记录历史，传承文化，为中山人民打开面向世界的门窗。

阜峰文塔。图 | 李志梁

见证香山“前世今生”

“县城东南山陵，西北水泽，设治于屿北，而四围皆海，居然一小蓬岛也。”

如果没有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修纂的《香山县志》，我们可能想象不到，460多年前的香山依然是一座海岛县，而且被喻为“小蓬岛”。

“中山有编修地方志书的优良传统。”据中山市档案馆馆长、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陈岚介绍，中山（旧称“香山”）自1152年立县以来，在明清两代修志八次，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展了两轮修志，为城市留下了记录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文献。

中山市档案馆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明嘉靖《香山县志》。（图片由中山市档案馆提供）

“香山县修志与广东省内不少府、州、县一样，是从明代才开始的。”陈岚说，明代永乐中叶，约1413年前后，此时距香山立县已有260多年，香山县开始了第一次修志。

乡贤容悌与被士大夫们一致推举编纂第一部县志，容悌与，香山乌石人，厚学博行，曾署本县儒学事（县最高教育机构教职）。可惜容悌与主编的这部“香山县初志”，最终没有流传下来。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修的《香山县志》是中山市档案馆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陈岚说，这部志书是现在中山、珠海、澳门三地共有的现存最早、最系统、最权威的地方史籍。

作为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成文县志，明嘉靖《香山县志》在旧志“详于鸟兽草木而名宦人物则略”的基础上，“补其未备”，共设“风土、民物、政事、教化、官师、黎献、艺文、杂志”八卷，记载了香山建县以来至嘉靖年间的方方面面。

明嘉靖《香山县志》香山县境全图。（图片由中山市档案馆提供）

现存的《香山县志》中，清康熙年间香山知县申良翰主修的县志最先录入县全图、县治图、学宫图、前山寨图及濠镜澳图五幅图，为后人了解香山早期舆地状况提供了比较直观的资料。

“澳门一岛，状如莲花，香山尽处，有路名关闸砂，直出抵澳，若莲花茎焉。”从清康熙《香山县志》的文图记载中，可以清楚看到中山、珠海、澳门的“前世今生”，香山一脉，历史绵延。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地方志事业，中山市秉承“盛世修志”的传统，市镇村三级修志之风盛行，已进行了两轮大规模的地方志书编修。

第一轮修志于1986年启动，经过11年的“孜孜以求，默默奉献”，首部《中山市志》于1997年编纂出版。第二轮修志2002年启动，于2012年出版第二部《中山市志》。

中山市已出版或刊行志书、年鉴、文史地情文献115部。图 | 周宏陶

地方志人坚持“秉笔著信史”，在搜集资料撰写稿件的过程中，必须统筹协调各方资源，细心核准资料，以一腔事业心实现“众手成书”的目标。

“成立至今，市地方志办公室已出版或指导出版志书、年鉴、地方史地情文献115部，含镇区志、部门志，共7878万字。”说到这，陈岚很为同事、特别是默默耕耘几十年的老同志感到骄傲。

全媒体时代综合数字方志管理利用、普及推广平台——中山市数字方志馆即将启动建设，2021年将启动全市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这两项工作将引领中山地方志事业进入3.0时代。”陈岚说。

带着感恩的心服务地方志事业

早就听说：中山这么多镇区、行业，想要知道哪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不得，可以去找吴冉彬请教。“就算碰巧她不知道，她也知道该问谁。”

吴冉彬是中山资格最老的地方志编辑之一，深度参与了两部《中山市志》的撰稿、编辑和总纂工作，主持编纂两部人物专志《广东省志·孙中山志》和《郑观应志》，创办首部《中山年鉴》并统编、核改和执行主编20部《中山年鉴》。

吴冉彬从业34年，主导编纂51部志书。图 | 蓝子健

这个从业34年的资深方志人谈吐间散发着睿智、博览的魅力。但令人印象更深的，却是那股子敢闯敢干、勇于探索的“拼命三娘”的劲头。

1985年，25岁的吴冉彬参加了首部《广东省中山市地名志》的编纂工作。

在录入文稿时，她常向地名志主编提出众多恰到好处的修改意见。很快，主编就授权她对全部文稿进行编辑修改，并由市政府办公室发文正式任命其为中山市地名志编辑，承担10多个镇区的组稿和文稿编写工作。

得益于对地方志工作的喜爱及勤于笔耕，吴冉彬很快成长为一名修志好手。

吴冉彬（左二）常常到镇区“上山下乡”，实地调研、查阅建村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90年，在党校任中文教师的她，被借调去承担首部《中山市志》中的人民生活、宗教、婚姻家庭、风俗等志稿的撰稿任务。

2002年8月起，吴冉彬按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部署，主持启动第二部市志——《中山市志（1979-2005）》的组稿、编纂工作。

至今，吴冉彬已主持编纂20部《中山年鉴》、3部人物志、1部方言志、2部地方史志（并撰写其中1部）、10部地情书，指导和审改13部专业（部门）志、镇区村志33部（含镇区志25部、村志8部），再加上2部市志，总共参编84部地方志书，约7051万字。

一支直笔写青史 ，笑把清汤当酒尝

李毅然2007年退休，后来成为专业方志人，并非偶然。

2011年，中山市政协开展“百年中山文史系列丛书”的编写，因为其中之一的《水文与人文》一书，李毅然被组织召唤。

他是土生土长中山人，上山下乡当知青也是在中山。之后，曾任中山市神湾镇镇长、中山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等职，在中山市水利局副调研员任上退休，这些元素构成他走向《水文与人文》主笔的铺路石。

有了这次的牛刀小试，后来便有机会编写《中山市志（1979-2005）》，《中山市人物志（开埠-2005）》，参与编写《中山市南区志》《中山市神湾镇志》……一发而不可收，终成妥妥的“专业方志人”。

李毅然说：“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通过修志就知道了。这个过程我很享受。”但这条路并不好走。

李毅然把马乐山赠送的手模视为珍宝。图 | 黄小鹏

孤案青灯，将形神埋入史料书海。一条信息要走访很多人很多部门。从政府文书到村落族谱家谱，有时候还要跑兄弟镇甚至兄弟市。核对，采访，编写，整天不是在走就是在写，“写开就不愿收手，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李毅然试过一手打电话一手做笔录，差不多一个小时没停手。

少则三年，多则十年，板凳一坐十年冷。如何才能从这份琐碎漫长而寂寞的工作中获得幸福？

李毅然说：“资料齐集，又或者搜集过程中发掘到新料，对方志人来说都是很舒服的事。”

李毅然曾经幸运遇到沟通顺畅的地方部门对接人，为修志配备了独立办公室、电脑、两位助手。不久这名对接人轮岗调去别的单位，新来的对接人对方志不感冒，坐冷板凳的感觉就来了，两个助手被调走去干别的事，大热天的冷气坏了不修不换，电工都看不过眼，偷偷搬来一把电风扇救急……

“为了可以继续编写，这些心理落差也是要克服的。”这位头发斑白的老同志说。

南区把一间卡拉OK场馆改建成广东省第一家乡镇方志馆。图 | 胡家庆

开心舒坦的时刻也不少，譬如遇到“宝藏式”的采访对象。李毅然说起当年编南区志的时候采访“史努比中国之父”马乐山老先生的故事。

一开始，马老先生招待他的方式是让助手“拿支水来！”继续聊下去，变成“冲壶茶来！”再后来聊得兴起，马老说：“你别走了，留下吃个饭吧。”

李毅然没有留下吃饭，但“斗胆”提了个小要求，问马老可不可以送他一个手模公仔，马老手一挥说：“随便挑！”李毅然选了一个小小红卫兵手模，马老主动提笔签名其上，李毅然视为珍宝。

“对于采访对象，一来你尊敬他，二来你们有共同话题，采访过程就会很酣畅，说到底这也是态度和专业的问题。”

李毅然说，现在不少地方志的编写是承包出去做的，其工作态度和专业水准堪忧。有些作者连地名都写错，例如将“马鞍村”写成“马安村”，某栋建筑物本是“迁建”却写成“重建”，这些都是态度上的有失严谨。有些地方镇志主笔是以写民间文学见长的作者，其优美的文辞在李毅然看来却是志书的败笔。

“修志不是写文章。根据国家方志条例，不准使用形容词、修饰手法，不准发表评论、感想，要客观，真实。”

走街串巷是方志人的日常，村民的闲谈中也可能有重要的信息。图 | 胡家庆

大涌镇志责编的几位老同志呈交的初稿全部用A4纸打印出来，用白线装订好一叠叠一本本，李毅然审读的时候对这样的劳动成果肃然起敬，需要修改的每一页都写了眉批，指出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双方都很喜欢。

李毅然修编《中山人物志》时，大涌镇志修编人提出：我们大涌有个人，看看能不能上人物志？

这个人是萧祖强。当年日本侵华舰艇两次在中山横门登陆，时任中山第四战区第一游击区司令部参谋长的萧祖强带队打响抗击日寇第一炮。民国政府嘉许以“捍卫乡邦”的牌匾，至今依然悬挂于大涌镇南文村的萧家祠堂。

“土改时期，萧祖强以恶霸地主罪被枪决。最后上书为萧祖强平反的人是曾任中山人民抗日游击队大队长的欧初。”作为身后的荣耀，抗日战争胜利60、70周年纪念章被颁发给了萧祖强的后人。

“写方志更重要的是历史担当，敢于实事求是。”

在李毅然看来，历史是有个性的。人们很多观念受传统影响，经过多方核对查证，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如果通过修志重整历史，可以为一些“史书命定”的人和事正名，对方志人来说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一支直笔写青史，笑把清汤当酒尝。李毅然说，这些年写方志，他学到了很多，丰富了自己，虽累犹甘。

放大镜下的编志路

“你帮我去小榄敬老院，坐下来修编一本小榄镇志吧。”

1981年，新中国启动第一次地方志编修，时任小榄镇党委书记萧养根让当时负责镇宣传文教工作的梁华海义不容辞投身志书事业。他组织了七八名老干部及社会名流开始编镇志，任小榄镇造船厂技术人员的李广明，亦被抽调过来。

对于理工科出身的李广明来说，第一次“转文”就要面对如此庞大的史料，实在有些“心惊胆战”。“要如何做，当时真的一无所知！”

人称“泰公”的麦天泰“入组”较晚，但他藉工作机会，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在2003年小榄镇启动第二次修志时“带资进组”。他把孙女从出生到高中的照片贴在桌上，每一个码字的日子里，感觉累了，看一眼，就能立刻打起精神，奋笔疾书。

他们就这样一头扎进了“史海”，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每天，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审阅，时而疑问，时而讨论，甚至争论，用心打磨着“文章不写半句空，用心打磨万代香”的有声岁月。

小榄方志人梁华海（右二）、李广明（右一）、麦天泰（左二）以及经常帮忙“跑腿”收集资料的麦广麟（左一）。图 | 周宏陶

作为小榄镇志编修的主要带头人，梁华海、李广明曾受邀到中山大学学习新中国方志的编修体例，是中山第一批学习新体例的人。李广明还曾两次参加全国方志编修培训。

修志本来就非易事，尤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梁华海回忆，在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利，技术匮乏的时代，单是搜集资料的难度就非常大。例如，中山县档案馆、图书馆没有影印设备，资料又不允许外带，只好一字一句抄写回来。

“一个人负责翻书，找到和小榄有关的资料，另一个人就负责抄写。看到什么抄什么，回去再归纳整理。”

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每次都会带一份糯米鸡作午餐，吃完就继续埋头抄。

“常常连续一个星期都窝在档案馆或图书馆里。”“没有专车来回，每次都是坐公共汽车去。”

资料也不是一次就能找到、找齐，要去两次、三次，甚至数十次。当时中山还是县级市，归属佛山地区，一些资料还要到佛山专区的档案馆和广州图书馆找。

那时也没有电脑录入，全书20多万字都是一笔一划用钢板刻写的（用钢板垫底，将字刻在蜡纸上，然后印成书），写得太久，手指都抽筋了。

“当时没觉得多辛苦，因为有兴趣、很投入。而且能够留下更多历史给后人，心里觉得很光荣。”明叔爽朗的笑，瞬间便将过去的苦累化为乌有。

东奔西跑，屁股一坐两年时间，《小榄镇志》（原名《小榄镇初志》）初稿出炉。又经过长达三年时间的修改、校准，至1986年基本定型。不过，由于1986年12月镇、区（公社）合并为小榄镇，这本志书没有出版，只印刷了11本给时任党政班子成员。

中山市第二轮修志期间编成的镇区志、村志和部门专业志共三个系列的地方志书成果。（图片由中山市档案馆提供）

2003年5月，小榄镇又开始编修第二轮镇志。同时，为第一本镇志增补了小榄区（公社）1949-1979年的资料。海叔解释说，之前编修的版本不包括小榄公社部分。

时间来到21世纪，各方面条件都比以前要好，中山市档案局、图书馆内已配备了影印机，省了手抄的烦恼。他们和档案馆、图书馆等相关工作人员也混熟了，提前打个电话，资料就会准备好，有时都不用自己亲自去。

“还有茶水费，每月800元。”梁华海透露，以前抽调过来的干部都靠原单位发工资，但长期对原单位没有贡献，工资常常打折扣。“有些人还是义务工作的，每天按时上下班而一分钱不拿，靠的是什么来坚持，那份责任心呀！”

前后历经七个春秋、记录了小榄镇从1152年至2007年850多年历史的《中山市小榄镇志》（上下册）于2012年正式出版面世。2015年8月，入选第一批“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成为广东省入选的两部镇志之一。

修志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往往一开始，便是“青灯黄卷十余载”。“最难的是什么？”“对史料的考证。”李广明表示：“有些历史事件，正史、野史都有记载，还有民间传说，版本可能都不一样，甚至颇存争议。”

小榄镇有一历史人物何吾驺，官至内阁大学士，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明史》记载何吾驺“引疾辞出，卒于家”，而《永历实录》则记载“吾驺逃入海中，死”。何氏家谱本传及清《广东通志》记载，何在广东三水抗击清军时，兵败失踪，卒于乱军。

他们采信的一种说法是“于1651年抗击清军兵败，后卒于广州府署”。引据的是1959年在凤山挖出来的墓志铭。墓志铭记载，何当时封太傅，领兵于广东三水抗击清军，后因粮草匮乏，后方又有奸人作梗，不发一粟，致其粮草断绝，最后被清军击溃俘虏。被捕后，终经不起残酷的摧残，死于陋室。

时过境迁，往事依稀，史料纷繁复杂，要重新追溯查找，一一核实，少不了下乡进村、走街串巷，不顾日晒或雨淋，他们常常需要“到村民中间去聊聊天”。这方面，泰公的腿脚最勤快。

小榄镇曾有“百楼镇”之称，因为全镇有99座“镬耳屋”。现存22座。图 | 梁迎湘

小榄镇曾有“百楼镇”之称，因全镇有99座“镬耳屋”。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不得而知。泰公利用上班之余的时间，一间一间去找，最终在大榄、小榄找到22座，重新记录入镇志。

后来，他又不厌其烦去数还剩多少府邸。泰公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府邸的牌匾通通被摘掉，有的连建筑都拆了。“靠什么去分辨？”“看门上有没有两个孔。”原来，府邸要挂牌匾就要在门上钻两个孔，泰公就去找这些孔，后来，他找到了100个府邸。

“战时中山县政府曾经短暂迁址小榄镇。”“传闻的崇文书屋其实叫崇文书院。”“曾有革命烈士被抹掉了名字，现今查证回来了。”……如果不是编修志书，就连他们都可能不知道这些历史。

听说的都是传闻，不深入就无法探清事实。实地考察印证之后，将传闻、现实情况记录下来形成档案，就比较准确、真实，可信度高。这中间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不计，计不清楚！”泰公摆摆手说道。

小榄镇一直非常重视著书留史。泰公记得，乡贤何仰镐在民国时期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准备写镇志，后被全部没收，后来是编写组的老人几经周折才将资料找回来。

除了收集文史资料，泰公还经常在街边小贩手里买些旧印章、旧书，以及一些民间小玩意。时常到文史室“报到”和兼职“跑腿”的麦广麟总是说：“泰公有一种记录历史的‘职业病’。”

85岁的泰公，腿脚愈发不灵活，手里时常拿着一把长柄雨伞当拐杖。这几年，他将以前收集下来的资料全部交给麦广麟，虽没有明说，却已然当他是自己的“接班人”。

麦广麟并非编写组的人员，他与三老相识，始于八年前。

他对历史有兴趣，尤其是家族史，便到文史室查找资料。来来去去，经常看到这群老人，拿着放大镜，窝身阅读或者书写。“那种认真专注的精神，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很少见到。”

令他更触动的一件事，是老方志人的陆续辞世。

“前一天我还和他聊天，第二天就听说去世了，好几个老前辈都是这样。”麦广麟说，这些老同志是用生命在诠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

1997年，第一部《中山市志》首发仪式。（图片由中山市档案馆提供）

在敬佩、感谢之余，麦广麟也开始投身于志书事业，虽然自己的公司很忙，但仍然抽时间到处去收集资料，拍照片，采访村民，有时还要远赴外地，多方寻找，“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四年前，麦广麟组织了一个“四点钟茶会”，每天下午四点，他和海叔、明叔、泰公等一众方志人士便会集中在麦氏祠堂，喝茶，聊天，说历史，至今已持续四年。

“很多想找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个时间去那里找我们。”

麦广麟出生于东升镇高沙农村，祖籍小榄镇。他14岁才随父母回到原籍地。在其学习、成长过程中，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老前辈呕心沥血撰写的志书，读到家族的历史，了解家乡的发展。

麦广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新一代志书人，将自己参与过、见证过的历史记录下来，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