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库》首批书籍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事。建省六百年来，第一次对本省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这是我省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我省文化史、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提高我省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增强我省文化软实力，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贵州文库》能在此时出版，并非偶然。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结果，是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社会的安定，过去有所忽视或力所不及的文化建设，被党和政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强力推进。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家在影印《四库全书》之后，编辑出版了《续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目丛刊》等大型古籍丛书，各省纷纷编纂出版本省的大型文献丛书，如浙江的《浙江丛书》，湖南的《湖湘文库》，广东的《岭南文库》，安徽的《安徽古籍丛书》，湖北的《荆楚全书》，四川的《巴蜀全书》，云南的《云南丛书》《续云南丛书》等。我省也不甘人后，奋起直追，于去年三月启动了大型文献集成《贵州文库》的编纂出版工程，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顾问，分管领导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有关部门参加。

我省文献的整理，始于清代瓮安傅氏之辑《黔风》三录、铜仁徐氏之编《全黔诗萃》，独山莫氏兄弟、遵义黎氏叔侄、贵阳陈松山之纂《黔诗纪略》前后编，然仅限于诗。全面的文献整理，则始于民国。彼时为续修《贵州通志》而设立贵州文献征辑馆，修志的同时，编辑出版《黔南丛书》。实际上每次修纂通志，都是一次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但并未编印传世，得而复失者非少。民国续修，惩于前戒，总纂任可澄先生倡议编印《黔南丛书》。原拟编印二十集二百七十六种一千零九十八卷，终因战乱频仍，政局波动，经费支绌，出版六十八种二百一十八卷后即告停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省文史研究馆刚刚恢复建置，因痛心于十年浩劫中文献的损毁、文化的断层，立即开始组织力量人员点校历代贵州通志，文献整理方重新开始。三十年来，文史馆已经点校出版了明代图经志一部、通志两部、民国通志大部，清代康、乾两通志之点校业已完成；新世纪之初，在点校出版《黔南丛书》后，又继前人未竟之业，编辑出版《续黔南丛书》和《民国贵州文献大系》。不到十年间，整理出版数十种，皇皇三十巨册，成绩不可谓小矣。然与存世文献总量相较，不过开端而已。且文史一馆，势单力薄，通省文献之整理出版，非由省委、省政府主持其事，举全省之力而为之，不能收全功。

改革开放三十馀年来，我省与全国一样，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近十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出现了高歌猛进、后发赶超的强劲势头，文化作为软实力受到高度重视，省域文献的全面系统整理成了势所必然。

二

省文史馆是贵州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的参加单位之一。作为全省唯一的具有大型文献整理能力和经验、凝聚大批文献整理人才的机构，省文史馆在《贵州文库》的编纂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顾久馆长出任总纂、专家组组长，专家组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史馆老领导、馆员、特聘研究员、工作人员，我省文史学界、文献学界的著名学者黄万机、张祥光、张新民、史继忠、何光渝、冯祖贻、李立朴等先生都在其中。馆里将文库编纂列入本馆业务工作，还派出业务部门的骨干人员参加。编纂工作的重要机构总纂办公室的组建，是在顾总纂的领导下，由馆文献办公室完成的。组成人员十人，全部是文史馆的领导、工作人员、特聘研究员和文史馆主管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

总纂办公室的职责是拟定书目、起草凡例、确定规范、选择底本、遴选点校者、审订书稿，最后由总纂终审签字付印。可以说总纂办公室是所有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编纂工作的核心，承上而启下，关系着文库进度和质量。所以，总纂办汇集文史、文献、方志、版本目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如总纂顾久先生是省文史馆馆长，著名学者、教授，学识之渊博、人格之高尚、声望之隆盛，凝聚了一大批人才，他的工作是起草总序、综合协调、终审书稿，是整个编纂工作的核心领导；王尧礼先生是文史馆文献办负责人，出版过文史随笔、文献点校本多部，主持文史馆古籍文献整理的具体工作，有比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深厚的文献学功底、丰富的编辑经验，又是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与文史界、文献学界有广泛的联系，他负责拟订了初选书目，遴选编纂人才，承担书稿二审；李立朴先生是文史馆特聘研究员，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理事长，古代文学专家、出版家，主持过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他起草了文库出版说明和凡例，负责书稿二审。承担初审的几位先生、女士也各有优长：颜建华先生是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安顺学院教授，长期担任学报主编，出版过学术著作、古籍点校本多部；汤序波先生继承家学，古汉语和古代文学的功底很深厚，出版著作多部，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编辑家；陈琳、罗丽丽两位女士是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从事图书馆工作，熟悉本省文献及版本，与全国图书馆界有广泛联系，还参加过文史馆组织的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多部；罗克彬先生是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全省有名的土司研究专家，著作文献研究多部；李黎女士是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四川大学古代文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虽是外省籍，却致力于贵州古代文学研究；最年轻的桂珍明先生，贵州师大硕士研究生未毕业，就参加了文库编纂工作，扎实的文史功底、认真到苛刻的态度，使他完全胜任工作，初审工作外，还承担办公室事务。还有一位何萍女士，省文史馆退休职工、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应总纂办之邀，出色完成了文库的装帧设计。大家以宗教似的虔诚和敬畏，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勤奋工作。

省文史馆党组对文库的编纂非常重视，减少了参加编纂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又特设临时机构文献办公室（兼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处），使相关人员得以发挥专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编纂工作，而且可以通过文献办这个平台聚集人才，壮大点校、整理队伍，使文史馆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展示文史馆在我省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独特地位。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首批成果问世。计有点校本七种，分装四册分别是明代《思南府志》《普安州志》《铜仁府志》的合印本，清代我省诗人田榕的《碧山堂诗钞》，民国学术著作《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政书类的《花溪闲笔》《贵州民政十讲》的合印本。影印本三种，分装四十九册，分别是《莫批施注苏诗》《大定府志》《蟫香馆使黔日记》。第一批书的出版，也主要是依靠文史馆的力量，点校者、整理者、底本收藏者大都是文史馆馆员、工作人员、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在一些环节里，起到了其他工作部门、其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如《大定府志》影印本，是以省图书馆所藏道光原刻本为主，但此本中有一卷是抄补的，其他地方也有残缺。为了恢复原刻本面貌，编纂罗丽丽、陈琳两位女士利用她们从事图书馆工作几十年的人脉资源，从福建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补齐。

省文史馆在《贵州文库》首批成果的整理出版中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点校本七种种，有四种利用了文史馆旧有整理成果，在此基础上再三校订而成。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史馆的旧成果，文库第一批点校本现在还不能出版。

三

《贵州文库》第一批书籍出版，只是工作的开始，距完成任务还很远，存在的困难还很多，如人才、底本、各工作部门的配合协调等，如何克服困难，做好以后的编纂工作，并对我省文献展开研究，充分发挥文献在建设多彩贵州特色文化强省中的作用，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事情。

诸多困难中人才奇缺是第一位的。我省从事本省古籍文献整理研究的人很少，目前从事这项工作的大多是老年人，需要培养新生力量。目前我省高校没有文献专业，从外省毕业的文献专业人才，又往往被分配在非文献岗位上工作，用非所长。高校和科研院所有很多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的中青年人才，也可以从事文献整理的，他们也并非不愿意做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但是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文献整理不算学术成果，所以他们虽有此心，而付诸行动很难。《贵州文库》开编后，总纂办公室在高校、科研院所广泛宣传，希望吸引青年才俊参加整理工作，结果是关心的人多，行动的人少。反倒是社会学术组织——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的会员响应最积极，成为目前主要的一支力量。

有人寄希望于省外高校，似乎登高一呼，就应者云集。其实省外高校同样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愿意参与者必然寥寥。其次文库开出的稿费标准乃是国家指导标准的最低限，根本没有吸引力。如果不是热爱脚下的这块土地，谁又愿意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呢？再次，省外人士缺少贵州知识，整理贵州文献困难颇多，整理的质量未必尽如人意。所以，《贵州文库》的整理最后必然要靠贵州人自己。同时，通过文库的编纂，培养一批热爱乡邦文献的人才。我希望主事者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四

《贵州文库》的编纂，必然会培养一批文献人才，如何在编纂出版完成后，继续凝聚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呢？窃以为还应该建立一个全省性的文献研究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很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专门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主导、牵头作用的组织协调机构，指导这项文化传承的基础伟业。随之，各省市也根据自身的条件，相继成立了文献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可是，我省至今尚未成立省级文献整理研究的机构，使得贵州的文献整理研究远远落后于全国各地，也使得贵州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弘扬相对迟缓滞后，有碍贵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开拓、创新。虽然文史馆等单位也做了一些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全省文献总量相较，仅仅是开端（据不完全统计，贵州文献约有一千八百多种，已整理者不足百种），而研究几乎是空白。原因是没有一个机构来统一规划、协调、指导这项工作，散兵游勇似的东一枪西一炮，形不成规模，也造成人力和资金浪费。

所以，成立省级文献整理研究机构，作为在全省发挥主导、牵头作用的组织协调机构，负责我省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全省文献整理人才的培训、市州地县文献整理的指导等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机构可以叫做 “贵州省文献研究院”，可考虑挂靠在省文史馆，在馆属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处的基础上组建。

省文史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建置后，立即开始整理贵州文献，在没有正常经费保障的条件下，陆续整理出版明以来的历代省志、民国编纂的《黔南丛书》，又继前人未竟之事业，编辑出版《续黔南丛书》《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等大型文献丛书，是我省唯一从事文献整理的机构，有经验、有能力承担“贵州省文献研究院”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贵州省文献研究院”应有固定的专职工作人员与经费保证。研究院应有专职研究员十人左右，可考虑用事业编制解决。人头经费加业务经费，每年三四百万即可。我想一个省每年拿出三四百万，不该有什么难处。据说修建一公里高速公路需要一亿元，一年少修二十分之一公里高速公路，“研究院”的经费就绰绰有馀了。

如果省委、省政府能批准成立“贵州省文献研究院”，贵州的文献整理研究的现状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有力地推进我省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