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广州市政府决定出资2000万元编纂一部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广州大典》。2005年4月30日《广州大典》的整理编纂工作正式启动。2015年4月30日，《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大功告成，举行了首发仪式。广州市政府为何要出巨资编纂这部丛书？这部丛书又是如何编纂而成的？它的主要价值和意义何在？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增进读者对《广州大典》的认识与理解，而且也有助于从侧面了解广州市政府在传承历史文献典籍，推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

一、《广州大典》的编纂缘起

广州是一座有2200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名城。它是中国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以及中外文化的交融地。广州历史文化资源丰厚、文化典籍众多，它们在各自所处的历史阶段，从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载录了广州城市的历史风貌。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历经自然风化、蠹鱼蛀蚀、兵燹水火之灾，很多文献古籍漫漶、老化、破损严重，濒临毁坏、失传。

为了整理、保护珍贵的古代文献典籍，广州在历史上曾有两次整理、出版文献的高潮。第一次是阮元倡导的学海堂刻书。清朝嘉庆年间，著名学者阮元出任两广总督，以提倡学术文化为己任，创办学海堂，开始大规模刻书，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共刻书3000余卷，如《学海堂集》90卷、《皇清经解》1400卷、《学海堂丛刻》28卷、《国朝岭南文钞》18卷等。第二次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倡导的广雅书局刻书。张之洞于光绪12年(1886)创设广雅书局，先后刻印了经、史、子、集、杂著、丛书等上千余种，包括刻印《广雅丛书》、翻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辑刻《纪事本末汇刻》等。

在广雅书局之后的百余年，广州没有出现过更大规模的文献编撰与书籍刊印。为了及时抢救、保护、开发、利用现有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广州城市文化建设，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于2005年开始策划、启动《广州大典》的编纂工作，由此揭开了广州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与刊印的序幕。

二、《广州大典》的编纂体例

《广州大典》是一部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古代文献典籍和传播广州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

其收录文献范围，包括广州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述及广州版丛书；时间范围为1911年以前，个别门类延至民国；地域范围包括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

其编纂方式，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编排，其中丛部收综合性丛书与专科性丛书。各部分辑编排，未能及时入编相应各辑者，留待日后汇辑出版。个别内容完整、史料特殊的文献，独立成辑出版。

其编纂原则，坚持“不选、不编、不校、不点”的“不干预”原则，力求保持所收历史文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科学性。

其版本择用，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为基础，海内外各公藏机构和个人藏书为补充，对符合收录范围的文献一般不作裁选，以保证收录的系统性和完备性。同一种图书有多个版本，择善而从；个别有特殊价值者，可多个版本并用。在版式规范上，按统一规格缩印，个别特殊者另作处理。底本原有的批校、题跋、印鉴和刻印的墨迹等概予保留。底本版面漫漶缺字，概不描修。底本有残缺者，仅以相同版本补配；有缺页者，在相应位置标注。每种文献均标明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版框尺寸及底本收藏者。

其索引编制，各辑编讫，另编制总书目、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以便检索。

其书籍装帧，采用国际通行的大16开本，天然丝封面，纯棉纸，精装。每页大体按四合一拼版，保留古籍原来的版式和内容。每册800页左右。书名“广州大典”字体集自秦木简字，暗寓岭南文化始自秦赵佗，四字古拙朴茂、峻秀遒劲，力透纸背，别具一种沧桑历尽的韵致。

三、《广州大典》的文献征集

根据主编陈建华先生制定的“底本征集要全”、“底本选择把关要严”的编纂方针，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和《广州大典》编辑部邀请相关专家学者组成课题组对广东文献进行普查，全面了解国内外广东文献的收藏情况、存佚情况、版本源流、作者(或辑者)基本情况、基本内容、文献价值、前人研究情况、编纂特点等，并提出入选《广州大典》的建议。

在此基础上，《广州大典》编辑部再组织专家学者对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类的入典书目进行反复论证，确定了3000多种拟入典的文献。后来，又陆续有所增补，成书的《广州大典》实际收录文献达到4000余种。

《广州大典》编纂中最为困难和关键的工作，是底本的搜罗与征集。4000余种拟入典的文献，大部分集中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余分藏于海内外近百家文献收藏机构，征集十分困难。为加快出版进度，《广州大典》编辑部采取的主要做法：一是积极争取文化部、国家图书馆及各文献收藏单位的支持；二是底本征集责任到馆、归口落实；三是底本征集、书目整理、底本扫描同步推进。其征集文献的要求是：

●时间、地域范围：古代—1949年以前出版；地域包含今广东省、海南海、香港、澳门等地。

●内容：反映上述区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图书、期刊、报纸、地图、拓片、信函、票券、照片等。

●方法：各公、私藏机构和个人可先向编辑部提供所藏广东文献目录，经编辑部选定后，将汇编入《广州大典》。若收藏较多的机构与个人，其提供的文献可酌情独立成辑出版。欢迎捐赠、出让文献底本，也可由编辑部复制后奉还文献底本。

●奖励：图书出版后，提供文献的机构和个人享有相应的署名权，并可获按国家规定的相应稿酬和由编委会颁发的荣誉奖状。

10年来，通过多方努力，共征集到国内外77家图书馆4456种底本(包括木鱼书)。其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558种，中山大学图书馆246种，内地其他54家图书馆2450种，港澳地区3家图书馆27种，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外18家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珍藏175种。

四、《广州大典》收录的文献

《广州大典》第一次发掘性地将海内外珍藏的广州文献典籍几乎尽收其中，入选文献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数量之浩大，令人叹为观止。《广州大典》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采用边整理边出版的方式，先编纂出版广州版丛书，然后再出版经史子集各部文献，先后共编纂、出版图书540余册，收录广州古代2000余位作者文献4000余种。兹将各部分内容简述如下：

《广州大典·丛部》收入文献37种，共分为102册。其内容包括综合性丛书和自著丛书两类。综合性丛书，收录了《广雅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岭南遗书》等广州版丛书14种。自著丛书，收录粤人著述23种，所录明清广州知名学者湛若水、陈遇夫、林伯桐、梁廷枏、何若瑶、陈澧、桂文灿、朱一新等著作，全面、集中、客观地反映其一生行事和整体性学术成就，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完整、丰富、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凸显了明清广州乃至广东学术发展脉络；著述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佚闻掌故诸问题，深度反映广州数百年社会历史风貌。

《广州大典·经部》收入文献133种，共分为56册，辑录自晋代尤其是明清以来广州学者有关经学著述，分为总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四书类、群经总义类、小学类等11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历代广州学者在经学上的研究成果。

《广州大典·史部》收入文献1011种，共分为198册，辑录从汉代至清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广州史学著作，分为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时令类、地理类、方志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金石类、时评类等15类，内容宏富，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民国以前广州政治、经济发展的轨迹，广州史学发展演变的脉络，对研究广府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史部》中也收录了不少外国人撰写、广州人翻译的文献，如日本人中村五六编的《万国地理志》、秋鹿见二撰写的《世界诸国名义考》、日日新闻社纂的《明治政党小史》、山本利喜雄撰写的《俄罗斯史》、松平康国撰写的《英国宪法史》，英国人艾约瑟 辑译的《罗马志略》、罗柏村撰写的《公法总论》、玛体生撰写的《考工记要》，德国人花之安撰写的《德国学校论略》、来春石泰撰写的《德国军制述要》，等等。这些译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末广州人主动接受国外先进文化、变革图强的精神。

《广州大典·子部》收入文献523种，共分为63册，内容涉及自晋至清百余名广州府学者及寓贤的有关文献，包括儒家类、兵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小说类、类书类、释家类、道家类、诸教类、蒙学类等15类，内容包罗万象，可谓古代广州的一部百科全书。《子部》中也收录了不少国外人撰写的文献。如英国利稼孙与华得斯辑、傅兰雅翻译的《制火药法》，英国仲斯敦撰、秀耀春译的《农务化学问答》，法国麦尔香 撰、朱树人译的《穑者传》，美国夫敦氏撰写的《畜疫治法》，美国嘉约翰撰、孔庆高译的《内科学》，以及日本吉田健作撰写的《草木移种新法》、奥村顺四郎撰写的《烟草精制法》、日本池田日升三撰写的《农事会要》等，这些书无疑也反映了广州人积极地汲取外国先进的器物文化为我所用的文化心态。

《广州大典·集部》收入文献1824种，共分为123册，辑录广州古代诗文、词曲和文学评论等著作，作者众多，内容丰富，分为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类和曲类，比较全面、充分地反映了广州地方文学特色之全貌，是研究广州乃至广东古代文学的重要典籍，对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问题也有重大参考价值。

五、《广州大典》的主要价值

《广州大典》作为地方文化部门主持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对传承广州的历史文化，培育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新岭南文化中心等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首先，《广州大典》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的集成，抢救和保存了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大量珍稀文献。它所收录的文献来自海内外近百家图书馆和文献收藏单位，许多文献长期藏在深闺难得一见，而大典的整理编纂，使得一大批长期束之高阁的珍稀古籍文献变得为人所共知，为人所易得。例如《广州大典·史部杂史类》收录的 《夷氛闻记》、《触藩始末》、《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赵沅英稿本》、《粤东军变记》(稿本)等为研究鸦片战争以来广州政治、军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政书类收录的 《善善堂租簿》、《买物归来价值记》等稿本对于探究晚清广州社会经济颇有价值，而大量广东咨议局的档案报告更是晚清立宪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传记类所录大量晚清广东乡试课卷则是研究清末广东科举历史、教育变迁的原始资料；地理、方志类广录历朝府、州、县志、乡土志和山水专志等，除《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录广州地方志咸备外，新发现并收录一些罕见方志，如康熙 《清远县志》等；子部农家类收录的番禺赵古农撰 《龙眼谱》、 《槟榔谱》、《烟经》为古代岭南关于这些作物的唯一专谱；南海区金策撰 《岭海兰言》是广东历史上唯一的一种兰花谱；南海陈启沅撰 《广东蚕桑谱》则是清以前广东最早的蚕书，地方特色鲜明，文献价值大。

其次，《广州大典》作为地方文献丛书，辑录了众多直接反映广州历史文化与风俗民情等方面的书籍。如史部地理类中收录的南朝沈怀远的《南越志》，唐房千里的《投荒杂录》、刘恂的《岭表录异》，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清吴震方的《岭南杂记》、邓淳的《岭南丛述》、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调元的《南越笔记》、范端昂的《粤中见闻》、仇巨川的《羊城古钞》等。子部杂家类收录的清代钱以垲的《岭海见闻》、张渠的《粤东闻见录》、关涵的《岭南随笔》、檀萃的《楚庭稗珠录》、刘世馨的《粤屑》、罗天尺的《五山志林》、黄芝的《粤小记》、陈徽言的《南越游记》、梁松年的《梦轩笔谈》、颜嵩年的《越台杂记》等。集部总集类的《岭南文献》、《广东文集》、《广东文选》、《广东文献》、《粤东诗海》、《粤东文海》、《羊城竹枝词》、《西关集》、《岭南即事》等。这些古代文献典籍，真实地记载了广州2200多年历史文化绵延发展、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为广州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例如，我们从不少文献典籍中就可以探寻广州这一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的变迁和发展轨迹。如《史部》收录的《广东通志》《粤海关志》《南海县志》等方志和游记，均详细记载了我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对外经贸往来和民间交流的历史。《子部》记载了伊斯兰教从海上传入的重要过程。《丛部》里的《海山仙馆丛书》收集了很多明清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等写的几何学、天文地理和火器制造类的书籍，是清代人了解西方科学的重要平台，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集部》里收纳的明清两代学者诗人的文集中，大量诗文谈及外商到广州经商及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的情况。诸如此类的文献记载，不仅详实地反映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原貌，而且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再次，《广州大典》具有独特的城市形象宣传价值，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提供了有效途径。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往往浓缩在其所在地域的文献典籍中。《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汇聚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广州珍贵文献，这个由分散到集中、由集中到广泛传播的过程，既传承弘扬了广州的历史文化，增强海内外研究者对广州历史文化的关注和兴趣，又能增进海内外对广州这个千年商都的全面认识，极大地提升广州的城市形象与文化影响力。

六、《广州大典》的研究与传播

《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为繁荣广州的学术文化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广州市有关部门已采取了多种措施，全面开展《广州大典》的研究与推广，力求为繁荣地方学术文化研究、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奠定扎实的基础。

其一，政府设立专项研究资金，开展深层次的历史文化研究。2013年，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设立了“《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金”，每年安排300万元，支持、鼓励和引导海内外专家学者积极利用大典丰富的文献资源，从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发掘与研究，组织开展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民俗学、城市史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深入研究收录文献的史料价值和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着者生平和文化贡献，深入研究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渊源与独特创造，深入研究广州历史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争取逐年出版一批学术价值高的研究成果，逐步培育“广州学”品牌，增强广州人的文化自信，提升广州的文化影响力。2014至2015年，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就立项资助了67个有关《广州大典》的科研课题。

其二，成立大典研究中心，凝聚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为了更好地推进《广州大典》的研究，2012年广州还专门设立了“《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重点研究基地”，组织中山大学、广州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专家开展大典专项研究；同时，还在广州图书馆成立广州大典研究中心，设事业编制，拨给专项经费，从事专职研究工作；并且以研究中心为依托，汇聚和整合广州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等机构人才力量和相关资源，深入系统开发和利用广州文献资源，条件成熟时还打算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中心立足长远，放眼世界，持续地、更广泛地收集与广州有关的历史档案文献、海外出版文献等，目前已启动《广州大典》(1911—1949、1949—1979)续修计划课题研究。研究中心还将发挥专业培训、文化交流、学术研讨等功能，力争在编纂出版古籍文献精品的同时，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古籍学术研究队伍和编辑出版队伍。

其三，构建网络共享平台，开展全方位面向公众服务。文献典籍数字化和数字化资源开发，是发挥《广州大典》文化学术功能的重要环节。为此，广州市依托广州图书馆，来着力推进《广州大典》数字资源库(官网)建设。研发大典全文数据库，建立集文本、图片、声像为一体，提供网络信息查询、共享、交换功能的数字化特色文献信息数据库，使广大读者能通过网络平台浏览和欣赏广州珍稀古籍文献，提高《广州大典》的使用频率和效率。在大典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建设一个开放性的网络共享平台，及时呈现大典编研动态和研究成果，既作为专家学者整理、研究广州文献典籍的科研平台，也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的共享平台。通过网络共享平台，推动广州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交流与转化应用，增强大典的文化服务功能。

其四，加强宣传策划，广泛传播，不断提升《广州大典》的品牌影响力。《广州大典》既是研究广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基本文献，又是广州的标志性文化出版工程，承载了广州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为此，广州市在《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过程中，通过精心策划，利用海内外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媒介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开展传播工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香港文汇报》等报纸，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州电视台、广州电台，以及中新广东新闻网、新华网广东频道、网易、新浪等，不断地跟踪报道《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进展，宣传其编纂的宗旨、体例、价值等，有效地扩大了《广州大典》在海内外的社会影响。

广州市编纂出版 《广州大典》，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此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推动广州文化走向世界。2012年上半年，陈建华市长在出访美国休斯敦、纽约、智利圣地亚哥城、科威特城、迪拜等国际友好城市交换赠品时，赠送了已出版的 《广州大典》丛部，对方如获至宝，由衷惊叹广州源远流长的城市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城市文化，加深了对广州的认识，这就是一套古籍丛书所产生的巨大魅力。2013年下半年，陈建华市长出访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法国里昂等市，并赠送《广州大典》；2014年年底，陈建华市长以《广州大典》作为友好城市之礼，赠与悉尼、洛杉矶、奥克兰等友好城市。2015年 《广州大典》全部出齐后， 广州市政府专门制定了赠送计划，将《广州大典》作为珍贵礼品向国内国际知名图书馆、国际友好城市、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各大学及科研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等200多家单位赠送，并向海内外发行。如今《广州大典》已成为广州对外交流的珍贵礼品，赠送到国内外的姐妹城市和国内外重要的图书馆。通过全方位的宣传推广， 《广州大典》已逐渐成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一面旗帜、传播广州城市形象的文化名片、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一块厚重基石。

（本文原载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