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鬲谱系研究》这一部文集，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2014年7月编辑成书、出版发行了。回想这部文集的编辑过程，不免有些思绪难平。

记得那是2004年的时候，张忠培先生同我说起他预期实现的两个学术目标：一是要完成“鬲谱”；二是要完成“从村落到王国”。作为他的助手，我当即表示，在我担任他的助手期间，协助他完成第一个目标。因为我知道，这一个目标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还在吉林大学工作时就开始构想了。他在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北方考古教研室曾经专门设立过关于陶鬲谱系研究的项目，同时还指导他的研究生蒋志龙、王立新分别完成了《釜形斝研究》《单把鬲谱系研究》两篇硕士论文。只是该项目虽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并未能按照他的设想完成。我是从2000年5月开始兼任张忠培先生助手的。我协助张先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收集与整理陶鬲方面的相关资料。从2002年至2004年期间，张先生先后发表了《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2002年）、《客省庄文化单把鬲的研究——兼谈客省庄文化流向》（2002年）、《滹沱河上游和桑干河流域的正装鋬手鬲》（2003年在台北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会议上宣读）、《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2004年）四篇专门论述陶鬲的文章，总字数为14万字。他的这些著作，对于整个北方地区的空三足器作了深入的研究和阐发，从而掌握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导权。

2005年，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申报一项科研课题。课题的名称为：“中国史前与夏商时期长城地带陶鬲谱系之研究”。这一课题张忠培先生主持、我协助实施。2006年8月，该课题顺利地通过了故宫博物院的科研立项审批。当时计划争取利用四五年的时间完成这一课题。课题的基本内容分为史前的陶鬲和夏商时期的陶鬲两大部分。研究目的旨在通过各种陶鬲源流与谱系研究，界定考古学文化及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类型，以明晰考古学文化及其类型的文化特征、性质及谱系关系，同时探讨长城地带与黄河腹地以及长城地带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关系，求索考古学文化的演变模式。适值中央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之际，为国家开发西北地区的举措，提供自然与人文生态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乃是此课题设立的另一层深意。

2008年正当这一研究课题有条不紊地实施之际，张忠培先生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的理事长。沉寂了十几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可谓百废待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学会的各项工作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这一年我也因为要承担“中国史前玉器的考古学探索”这一项全国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项目，不得不暂停陶鬲的研究工作。2011年底当该项目的年限即将到期之时，张先生告诉我：此项目完成不了，就此结项吧！但有两个原因，促使我无法填写结项书。第一个原因，如上所述，关于陶鬲谱系的研究项目，已经有一次没能够按照张先生的设想完成，不能再有第二次了。第二个原因，我早已经做好了承担此项研究任务的思想准备。于是，我调整了一下思路，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将原有的研究课题，从时间、空间、人员这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大、拓展。即：时间上不局限于原课题设立的史前与夏商时期，而是要包括陶鬲发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空间上也不局限于原课题设立的长城地带，而是要涵盖所有使用陶鬲的区域；人员上广泛邀请张忠培先生的学生——现在还从事相关考古工作且对陶鬲有一定认知的同仁们一道来完成。简单地说，就是把张忠培先生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为上篇，把其弟子们后来的研究成果作为下篇，将上、下两篇组合在一起，编辑出版一部关于陶鬲研究的文集。我把这一部文集，起名为《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第一时间与时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的余辉先生讲了，很快地得到了余辉主任的赞同。因此，我没有填写“结项书”，而是提交了延缓结项的“申请书”。紧接着，我开始紧锣密鼓地物色下篇的作者人选，同时着手制作陶鬲的资料目录和陶鬲的资料卡片。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2012年的8月5日，我邀请了13位同仁，前来北京共同商议此事。我讲明了文集的编辑意图，并拿出了制作好的陶鬲目录和陶鬲卡片。大家就《中国陶鬲谱系研究》这一部文集的形式和内容达成了共识，还确定了各自的分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研究员，负责撰写“晋中及陕晋豫地区的陶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研究员，负责撰写“京津冀地区和豫北冀南地区的陶鬲”；中山大学教授许永杰博士，负责撰写“甘青宁地区的陶鬲”；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炜林院长、马明志研究员，负责撰写“陕西和山西北部地区的陶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坚博士、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曹建恩主任，负责撰写“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陶鬲”；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博士，负责撰写“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陶鬲”；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博士、吉林大学教授李伊萍博士，负责撰写“东南沿海地区的陶鬲”；武汉大学教授余西云博士，负责撰写“华中地区的陶鬲”；天津文史馆陈雍馆长，负责撰写“张忠培陶鬲研究的学术思想简述”；我自己负责撰写“中国陶鬲研究综述”。下篇的这些作者，不仅对各自的研究对象相当熟知，而且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已经有所作为。另据许永杰博士的建议，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已经发表的《中国境外发现的鬲形陶器》一文也收入下篇。这样一来，中外所有使用陶鬲的区域，全面囊括在文集之中。为了做好这本书，我还决定由辽宁大学的张星德教授负责上篇内容的转录和附录中陶鬲资料目录的补充；由科学出版社考古编辑部的宋小军主任担任特约编辑，负责稿件的审核工作。

因为2014年是我们最敬重的恩师张忠培先生八十寿辰。为了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大家一致相约：最迟要在2014年8月之前出版这部文集，作为奉献给张忠培先生八十华诞的贺礼。到2013年的5月，临近交稿的最后期限了。大多数同仁如期交来了文稿，但是陈雍、王炜林、马明志三位因故无法完成所负责的相关任务。经过反复的考虑和协商，只好临时改换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田建文研究员来承担“张忠培陶鬲研究的学术思想简述”的撰写任务，由吉林大学段天璟副教授来承担“陕北地区陶鬲”的撰写任务。田建文和段天璟两位临危受命，不负众望，如期地完成了任务。这样在2013年的11月，终于汇齐了全书所有的文稿。

《中国陶鬲谱系研究》分为上、下两篇和附录三个部分。上篇为收录了自1980到2006年间发表的8篇文章，为张忠培先生及其他主导的著作，体现了张先生三十余年来陶鬲谱系研究的成果。下篇为集结15篇文章，张忠培学生们的著作，除一篇已发表外，其余各篇都是最新的研究成果。附录中收录历年来发表的陶鬲研究文献目录和陶鬲研究资料目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有些区域因故未能展开论述的不足。值得一提的是，“陶鬲研究资料目录”中明确记录了陶鬲数量、年代等重要资料，还对可复原的情况进行了统计，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加完备的基础平台。

《中国陶鬲谱系研究》这本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古代陶鬲研究的首部文集。其作者阵容之强、内容形式之丰富、资料研究之翔实，应当是前所未见的。这本书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要明确阐述以陶鬲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历史及其特点，这项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大的现实意义。其宗旨既要体现以张忠培先生为首的关于陶鬲谱系研究的全面成果，又要为今后的研究搭建起稳固、坚实的平台。

诚然，我深知中国陶鬲谱系研究是一个年代跨度大、辐射面广的难题，还存在着很多尚需探讨的问题。苏秉琦、裴文中等考古先驱开创了这一研究领域，邹衡、张忠培等考古前辈拓宽并深化了这一研究领域。作为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更有义务，让考古先辈们未竟的事业薪火相传，将中国古代陶鬲的研究推进到一种全新的、更稳固的基础之上。这一本文集就是在这种思路下的一次粗浅尝试。之所以说是粗浅的尝试，一是因为现在出版的内容，实际上与原来追求的目标，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二是踏上了陶鬲研究之路后，更感到前面的道路崎岖且漫长，但继续前行，上下求索，仍将是我们的追求。

在《中国陶鬲谱系研究》这本文集的策划、编辑、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同志与朋友的热心帮助。这部文集可以说是一项集体智慧的结晶。

（原文发表在《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作者：杨晶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