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海文史研究馆结有三缘：“血缘”、学缘与文缘。

先说“血缘”：认老馆员邓珂云为姑妈

1979年8月2日我在《解放日报》上发了篇《赵一曼、曹聚仁及其它》，不赞成讲老作家曹聚仁是“反动文人”的传统说法。几天后，我所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的领导陈虞孙总编在走廊里看见我，笑眯眯地示意我到他办公室来。坐下后，他正言厉色地质问我:“你在外边给我惹了祸，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我明白，在那年头，写作是专吃批评饭的差事。什么祸不祸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再看看陈虞老的脸色，像是戏言又不像戏言，我硬着头皮听下去。

陈虞老看我摸不着头脑，又接着说:“你想为‘反动文人’曹聚仁翻案，是不是？”

“是的！我读了曹聚仁二十几本书。”

在哪读的？”

“我1977年在红旗杂志工作（借调）时看的，都是在港澳出版的，别处看不到。读了他的书，我感到他并不反动。曹一生可能写过五十余本书。”

陈虞老微微一笑，说:“□□□（某人）告你与曹聚仁的夫人邓珂云是亲戚？”

“我与邓珂云五百零一年前是一家。她是广东人，我是安徽人。不过，我正想向邓珂云这位没有见过面的‘姑姑’借曹聚仁的书，读完五十本以后，再写。”

“好！希望你看完五十本以后，再写。如果看得起我，写好后给我看看，让我学习学习。不要去理睬那老左派的！回去看书吧！”我刚起身离开，陈虞老又补充一句：“邓珂云是文史馆老馆员，人很好。她家就离这里（当时大百科在人民广场市府大楼里办公）几步路，南京路几号我记不得了。你去问吧！问不到再来找我。”

陈虞老是杂文大家，风趣幽黙。他曾任解放日报副社长、文汇报总编、市文化局副局长，他还有一个职务很多人不知道，他是上海文史馆一至六届的副馆长。根据陈虞老的指点，我贸然按了邓珂云老人家的门铃。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是借书以后，她热情地欢迎我进来。她说：“书都在书架上，你爱看哪本拿哪本。”我要留借条，她说不用。前前后后我大约去她家一二十次。大概是第三次或者是第四次去她家时，我把有人“告我状”的事讲给她听。她好像已有耳闻。她稍微向我透露了两句解放前曹聚仁与告我的那位老人之间的小疙瘩、小罅隙。不过，她毫不计较，既不计较过去的疙瘩，也不计较今天的告状。我在讲了我跟陈虞孙老馆长讲“姑妈”的故事以后，对她说：“我以后不称你阿姨，就称呼你‘姑妈’吧！”她很高兴，说：“我收下你这位娘家侄子。”有次我去她家，她女儿曹雷也在。曹雷一开门就说：“你姑妈在等你。”我在上海广播电台办《邓伟志信箱》时，遇见曹雷的丈夫李德铭副台长，问他：“你岳母身体好吗？”李副台长说：“你姑妈很好……”

我这位“姑妈”是作家。1938年她作为女记者到离我家乡不远的台儿庄战役采访，受李宗仁接见，那时我还在母亲肚子里。读完了曹聚仁的书以后，在姑妈的指导下，我后来写了篇有关曹聚仁如何爱国的长文。发表后，那位告我状的老新闻工作者仍不服气，又在北京一家民主党派的刊物上发文章不指名的批评我，讲曹聚仁如何如何不好。我学习姑妈的豁达大度，没当回事。就在这时和这以后，我与那位告我状的老新闻工作者多次一起开会，彼此见面仍然一如既往客客气气。我认为，作为中年人的我，能够受老前辈关注是好事。就算老人批评得不对，也是小事一桩。在观点上寸步不让，在相互关系上和谐相处。

再说学缘：文史馆是所综合性大学

我告别学生岗位和学生称呼已有一个甲子，除了当年的同学和老师还偶尔称我“同学”以外，很少有人称我“同学”了。可是，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以后，我深感文史馆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自己是小学生。“术业有专攻”，馆员各有各的专长，他们懂的我不懂，甚至是一窍不通，这就促使要自觉地主动地拜馆员为师，甘当大家的小学生。

上海文史馆里有位沪剧名演员，知道我不懂也不爱看沪剧。是的，我这个乡下人连沪语（上海话）都说不好，还懂什么沪剧！这位沪剧演员对我说：“你不是喜欢山歌吗？我们沪剧就是起源于山歌。”又问我：“你看过巴金的《家》没有？”我说：“看过。”她说：“你看一场沪剧的《家》，书中的人物形象会比你想象的更生动。”——呃！她这几句话启发了我看沪剧的兴趣。

上海文史馆里有位书法家高式熊，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台湾书法家、蒋介石的代笔杨家麟先生在上海办的书法展开幕式。杨先生送我俩书法。我们自然要回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三人的书法摆在一起，我那几个字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当我自己羞愧地讲我的书法差劲时，杨先生说：“你写的意思很高超。”我不能学阿Q，要听懂他的弦外之音，明白他的言下之意。后来我结识了馆内吴孟庆、游伟、汪观清、汤兆基等好几位书画大家。他们看我的书法不仅不好，而且也没有向好的积极性，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我。这位说：“你不是提倡社会结构要匀称吗？我们书法也讲结构匀称。”那位说：“你不是写文章大谈和而不同吗？我们书法也讲和而不同。”第三位说：“你不是常讲辩证法吗？我们书法也是讲究书法哲学的，讲曲与直的关系，断与连的关系、粗与细的关系、方与园的关系，讲温而不柔、杂而不乱、违而不犯。老兄：请你参与讲讲我们的书法哲学，好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书法哲学”四个字，意味深长，启发我开始琢磨起书法来。不管怎么说，这几年因为常同馆员书法家见面聊天，让我的书法略有长进。

上海文史馆里有位历史学家王家范教授，我们同龄，都是“三八式”，都属虎，彼此过往甚密。有次我们一起听一位专家讲顾炎武，我拿笔记录，认为专家讲的都对。讨论时，家范兄指出了专家发言中的三个史料错误。那位专家口服心服。我也开始在旁边反省自己刚才的囫囵吞枣，同时，对家范兄的渊博更加钦佩。散会后，我当众称家范兄是“活着的顾炎武”，大家笑了起来。多年来，时不时地听到不少朋友也称他“活着的顾炎武”。

上海文史馆里还有位名演员叫焦晃，我们交往几十年，因为他演过好几个朝代的皇帝，我见面不喊他的名字，称他“皇帝”。有次文史馆联欢，“皇帝”上台朗诵，不看文字，一字不差地朗诵了七八分钟。事后我问他：“‘皇帝’，你怎么记得那么牢？”他回答：“靠逻辑。”——天哪！我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人能一口气背下来，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逻辑不严密呢？“以帝为师”，我深深地拜他这位“皇帝”为逻辑老师。

文史馆里类似上述的老师还有很多，如姜义华、叶永烈、李名慈、孙琴安、郭志坤、胡守钧、徐福生、沈祖炜、郝铁川、沈飞德等，还有那位绰号与中山先生一样的政协“大炮”葛剑雄教授，他们都经常给我上过课。他们上课不拿课本，不讲章节，多是在聊天时画龙点睛，一语道破，一句玩笑便能点到我的穴位。他们的一语胜过课本上的一章一节。我佩服！我羡慕！

文史馆是简称，全称是文史研究馆。其中的“研究”二字不可忽视，那是70年前建馆时毛泽东亲自加上的。研究是寻找真理的“天问一号”。这些年来，我利用文史研究馆“师多”的研究条件，粗略地对朝代的更替、兴亡做了点分析。我认为除了马寅初所说的“兴勃亡忽率”之外，还有：㈠从统治者对百姓的态度看，兴在爱民，败在迫民，客观存在“兴爱衰迫率”；㈡从民众的经济负担上看，兴在轻徭，败在重赋，客观存在“兴轻衰重率”；㈢从贫富差别人上看，兴在接近，败在悬殊，客观存在“兴近衰悬率”；㈣从文化上看，兴在崇文，败在贬文，客观存在“兴崇衰贬率”；㈤兴在包容多元文化，败在连半元也不容，客观存在“兴多衰半率”；㈥从吏治上看，兴在廉洁，败在贪腐，客观存在“兴廉衰腐率”；㈦从皇帝方面看，兴在谦虚，败在骄傲，客观存在“兴谦衰傲率”；㈧兴在群言堂，败在一言堂，客观存在“兴群衰一率”；㈨兴在清醒，败在昏庸，客观存在“兴醒衰昏率”；㈩在对外关系上，兴在朋多，衰在友少，客观存在“兴多衰少律”。我之所以用“衰”而不用“亡”，是因为有些朝代衰时启人反思，立即实行改革，遵循规律办事，很快变衰为兴，不至于马上消亡。——十大规律提出，馆友见笑，笑得前仰后合。

最后讲文缘：以文会友，以文论史，以文为生

文史馆是“文”字当头，以文会友，以文论史。还应当有一条“以文治国”。法治、德治都离不开文治。法律条文怎么写，道德规范有哪些，包括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都与文治的水平有关。我这号人如果在科举年代，也不过就是个“酸秀才”而已。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我为文史馆做的主要工作是文字往来。

上海文史馆办的刊物叫《世纪》。《世纪》杂志强调写“亲见、亲闻和亲历”。强调“三亲”是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毋庸讳言，如今有些官二代的文章，存在远离事实的倾向。“儿子有权爹好汉”“儿子有钱爹英雄”，儿子把批评过他老爸的人描写成“大浑蛋”。重大的案例不便列举，举两个小例子：有位笔杆子在1976年揭批邓小平的20多次谈话。可是在许多写这笔杆子的文章中，有的压根儿就不提这回事；有一篇提了，说笔杆子所揭的材料“无关紧要”。想想看，“四人帮”把笔杆子的揭发作重磅炸弹全文印发全国，会是“无关紧要”的吗？还有位部长是被红军俘虏后，经过长征大熔炉的历练，成为了德才兼备的部长。可是很多文章只字不提俘虏的事。有的讲他曾在国民党什么什么军里干过，依然不提被俘的事。再说点第三人称写的历史，作者知道点故事梗概后，加以想象，就成为铁板钉钉的历史了。殊不知，想象不等于事实，即使所谓合理想象也难免有不合理之处。像前面说的那位部长，不讲他是俘虏，那就会合理想象他是“起义”的了，或者是潜伏在国民党部队里的地下党了。像上述两例，在《世纪》里是极力避免的。有次诗人、《世纪》副主编崖丽娟在上海市统战系统介绍办刊经验。我旁边的同行悄悄地对我说：“《世纪》之所以办得好是因为它掛有中央文史馆的牌子，上海不审查。”事实是，《世纪》与其它刊物一样，都上送受审查，只是因为他们坚持了“三亲”，能经得起审查，经得起读者点评。

我当初只是给《世纪》写点小言论，80岁以后才写《八十抒怀》连载。在庆祝《世纪》创刊25周年的会上，《世纪》编了本《〈世纪〉目录索引（总第1期-150期）》。我忽然发现我为《世纪》写了39篇，是篇数最多的作者之一。我自知我是有数量没质量，但我认为：作为馆员能为自己馆的刊物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对有恩于自己的“恩馆”的一种回报。

我称文史馆为“恩馆”是有根据的。第一，《世纪》主编沈飞德先生避免了我一个错误。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978年我在科学大会上编简报，在友谊宾馆访问陈景润。陈景润反复讲的一句话是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这一句。正像前面我前面批评人家时所说的“合理想象也有不合理之处”，我在文中“不合理”地加了一句“彭真委员长刚说过的、正在流行的‘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稿子呈上后，工作一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沈馆长发来email，指出“1978年彭真尚未任委员长”。我恍然大悟，立即作了修改。如果没有沈馆长替我把关，文章发出去，后果如何？难以想象……。第二是，文史馆替我画了个光彩的句号。这几年，我身体多病，有可能很快就去“见马克思”，但又担心马克思不要我这个无用的人。我所在的上海大学，让上大出版社为我出版了《邓伟志全集（22卷本）》。上海文史馆马上与上海大学联合举行了座谈会。馆领导沈祖炜、沈飞德二位还请赵雯副市长莅临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后来文史馆又请来史学界的大家徐有威教授为我整理、撰写了《邓伟志口述历史》。2020年初，文史馆与上海电视台联合拍摄了十位《海上名家》的视频，把我也忝列其中。《海上名家》用20多分钟的时间，形象地展示了我82年走过的路。全集、口述史、视频这重重的三笔有声有色地为我画了个句号。

很多人视句号为“了结”，我不这么看，文章总是一句接一句的，天下几乎没有只含一个句号的文章。文史馆为我画出的句号，给了我力量，给了我这爱写文章的人继续写下去的巨大勇气，顿号、逗号、句号交替使用。22卷的《全集》出版到今天，我又继续出了3卷《续集》，已是25卷了。《口述史》出版后我又写了10万来字的回忆录，存在U盘里，有的已发表在《世纪》上。

我从来不是“千里马”。我如今年逾八旬，只能是“老‘牛’伏枥，志在千‘米’”。如何度晚年？一位老劳模说得好：“小车不倒只管推”。我将继续推动文史研究，再研究、一直研究到生命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