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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海:一生勤勉为红学 半世辛劳忧沈师——回忆马国权老师

高玉海:一生勤勉为红学 半世辛劳忧沈师——回忆马国权老师果然,2002年9月在辽宁铁岭召开了“红楼梦文化研讨会暨纪念端木蕻良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铁岭市文史馆专门派车到沈阳接送马老师,我也有幸陪同马老师乘坐小车赴铁岭参会

马国权教授(1934-2016)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生前一直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原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长期担任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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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权先生

马老师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是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和组织活动,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等职务,并长期任《红楼梦学刊》编委。

早在1977年就主持编写了《红楼梦研究资料选集》(三集六册)、1979年主持编写《曹雪芹生平家世资料专辑》、1983年编辑《红楼梦论集》等资料丛书,有的资料集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在1980年5月4日策划创建了沈阳师范学院红楼梦研究室,1980年6月30日筹办创建全国第一个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辽宁省红楼梦学会。

同时,他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发起人和三人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另两人是冯其庸、张锦池),1980年7月成立中国红楼梦学会。

他在红学领域的重要文章有《的情节主线是什么》《也论探春》《贾宝玉形象的近代意识》《为程伟元高鹗一辩——兼论百廿回本》等,在红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另外,在马老师的影响下,辽宁省红学会先后邀请到全国著名红学家、作家、评论家吴世昌、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蓝翎、端木蕻良、郭豫适等来沈阳作有关红学的学术报告,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和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

余生也晚,没有机会亲历或目睹马老师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为辽宁省红学事业所作的精彩活动。1995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时,马老师已经很少给学生讲课了(经查实,马老师1997年初正式退休),所以最初接触并不多。

与马老师交往大概是在1997年我有意报考中国古代小说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期间,记得我与辽宁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陈才智一起准备报考博士,因为他报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陈铁民教授的博士,顺便帮我查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石昌渝教授招收中国古代小说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但报考需要有两位中国古代文学教授的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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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权编《红楼梦研究资料选集》(三集六册),1977年刊行。

有人建议我请马老师写推荐信。我找到马老师并说明来意,马老师听后笑道:“小石也招博士生了。”在谈话中,我才知道马老师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刘世德教授是老相识了,且他们年龄相仿,而刘世德教授是石昌渝的老师。马老师热情地为我给刘世德教授写了推荐信,当时刘世德教授在国外讲学,尽管那一次我没有被社科院录取,但马老师还是鼓励我明年再考。

第二年,我有意报考华东师范大学郭豫适先生的博士生,马老师知道后,笑咪咪地对我说:“考郭豫适的好啊,我与他虽交往不多,但绝对是君子之交。”

记得当年我赴华东师范大学考博,谨遵郭豫适先生的招考原则,即考试之后才可以见见报考的导师(我至今还受恩师影响,考前不见考生),犹记考完试之后拜访郭先生,先生阅读马国权写给他的信件的情景,郭先生还关切地询问马老师的听力问题(马老师耳朵受过伤,听力一直不好),是马老师的推荐信拉近了我与郭先生的距离啊。

此后,在上海读博的三年期间,我每次寒暑假回到沈阳师范大学都去看望马老师,有时还带着其他同事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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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权先生生活照

有一次和陈才智(现在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工作)一起拜访马老师,陈才智与马老师谈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名家大咔,尤其谈到一些学界轶事,他们侃侃而谈,听得我一头雾水,我既惊诧才智兄这么了解学界名人,又佩服国权师如此熟知学术掌故。

2001年我博士毕业之后,回到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主要讲授元明清文学,还开设了“红楼梦研究”选修课,时常向马老师请教相关问题,因此与马老师的交往更多了。

常听马老师给我讲述沈师红楼梦研究所的成立经过以及他多次参加全国或地方举办的《红楼梦》研讨会的经历,言谈中可以感受到马老师既欣慰辽宁省红楼梦研究会的成立之早(辽宁省红楼梦学会的成立略早于全国红楼梦研究会),同时也感慨当今沈师红楼梦研究所的后继乏人。

因为我的导师郭豫适先生是著名红学家,而且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涉及到《红楼梦》,在马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吸收我为辽宁省红楼梦学会会员,为了便于把中断了好几年的红楼梦研究所的工作接续上,他建议我担任辽宁省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

记得光是为了接续红楼梦研究所在民政厅的登记手续工作,我前后跑了四、五次辽宁省民政厅社科联,连续办理沈阳师范学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年费和年检,期间由于我工作经验的不足与年轻气盛的毛病,不时流露出怨气怨言,这些都在马老师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下有所消解,工作方法得以改善。

2002年初,沈阳师范学院因为中文系好几位领导都到外地读博士学位去了,学校要求系里补充领导班子,我阴差阳错地被增补为中文系副主任(同年沈阳师范学院更名为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更名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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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师专学报》辽宁省第四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专辑

记得马老师专门找我到他家里,他显得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多做些事情,长谈中流露出寄我厚望之情。马老师还建议我制作一张名片,并嘱咐我写上“辽宁省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字样,说这样便于参加学术会议时使用,还提醒我将博士论文中关于《红楼梦》的部分整理成文章备用。

果然,2002年9月在辽宁铁岭召开了“红楼梦文化研讨会暨纪念端木蕻良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铁岭市文史馆专门派车到沈阳接送马老师,我也有幸陪同马老师乘坐小车赴铁岭参会,会议期间在马老师的引荐下,我有幸结识了北京的张庆善、胡文彬、蔡义江、孙玉明等红学前辈。同年10月25日、12月14日,马国权老师找我商谈明年参加全国红学会议的事宜。

2003年10月,正值“非典”期间,北京市举办了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马老师极力推荐我一同赴京参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红楼梦研讨会。

由于我会前赴河南大学参加《西游记》学术研讨会,所以我是直接从河南开封乘车去的北京,路上陪同全国著名红学家、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锦池先生,途中张先生聊起1980年在哈尔滨举办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期间马国权老师协助张先生做了不少组织和协调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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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权与李希凡、作者合影

北京的这次会议让我极大地拓展了学术视野,不但结识了邓庆佑、周思源、李汉秋、张俊、段启明、曹立波、俞晓红、孙伟科、饶道庆等一大批红学前辈和青年学者,而且马老师还特意带我拜见了德高望重的冯其庸、李希凡两位先生,专门向贵州红楼梦学会主办的《红楼》杂志主编梅枚引荐我,说:“这就是我们辽宁红楼梦学会的新生力量,我的接班人。”叮嘱她以后多多关照。

会议期间我还品尝了传说中的“红楼宴”,这于我而言,无疑是大开眼界了,记得马老师风趣地说:“这次‘红楼宴’比不上1992年扬州的红楼宴。”会议之后,我陪同马老师乘火车卧铺返回沈阳。

当时我在沈师文学院分管科研工作,鉴于马老师在全国红学界的影响,也为了推动沈阳师范大学的红学发展,在我的建议下,院里邀请马老师在2003年10月31日举办一场《红楼梦》讲座。

以前我只是耳闻马老师在学院讲《红楼梦》的情景,这次真正亲历了马老师讲授《红楼梦》的场面,何止是座无虚席,教室门口、楼道里、楼梯上都站满了听众,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那一年,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选2002——2003年度优秀学会工作者,马老师建议我填报《优秀学会工作者推荐登记表》申报,并亲自填写了《先进社科联、先进学会自我推荐表》。红楼梦学会尽管没有评上省先进学会,但我代表省红楼梦学会被评为“2002——2003年度优秀学会工作者”。

拿着这意想不到的荣誉证书,我深感惭愧,因为并不是我做的有多么优秀,而是马老师在背后默默的付出和大力推荐,是对我这个年轻教师竭尽全力的扶持和帮助,更是对辽宁省红楼梦学会发展前途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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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论集》

年底,我在沈阳书店发现冯其庸的新作《红楼梦概论》,讲给马老师之后,他委托我帮他也买一本,我专程去书店给他买了一本,他很开心。

2004年初,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我在沈阳师范大学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经过长期的、冷静的思考,我产生了离开沈阳师范大学的想法,当然我会找马老师谈心,有好几次到家里与马老师长谈。

马老师先是安慰我,后来看到我去意已决,他也从侧面了解到我的处境,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但我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我离开沈阳师范大学的惋惜之情。

记得是在5月16日,我到马老师家里和他道别,那次马老师破天荒地请我喝了点红酒,几条炸鱼,几盘小菜,我们一老一少,边饮边聊,不知不觉中聊到了深夜。

有些事情很凑巧,真当我准备离开沈阳之际,6月15日我接到了从北京寄来的通知,我当选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了,我知道这肯定是马老师向中国红楼梦学会推荐的结果,同时也加深了我离开沈阳师范大学的决定有些对不住马老师的关爱和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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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生平家世资料》

2004年10月,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扬州召开,这次会议我以浙江师范大学教师的身份,与时任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梅新林教授一起赴扬州参加红楼梦研讨会。

马国权老师也从沈阳师范大学前来参加此次盛会,记得闲暇中,马老师笑着对梅老师说道:“新林,我在辽宁的红学接班人被你‘挖’走了噢。”梅老师也笑着附和了几句。其实,马老师不知道,我在来浙江师范大学之前与梅新林老师并不认识,但马老师的玩笑话还是道出了对于我离开沈师的惋惜之情。

扬州的《红楼梦》研讨会是我和马老师共同参加的最后一次《红楼梦》研讨会,此后不久,我曾给马老师写过信件,除了一些问候语之外,大意无非是表达我不得已离开沈阳的原因,以及汇报我在浙江师范大学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吧。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马老师给我的回信,信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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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权与孙逊、张庆善、作者等学界同仁合影

玉海:

来信收到,勿念。

对你的离去,我虽然感到十分惋惜,但鉴于你在沈师的具体处境,换个环境又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扬州时我未对梅新林说什么,也未认真劝阻你。正如来信所说,你虽不是我的学生,但对你的感情有过之为无不及。并在学术上寄予厚望,然而我不能因此妨碍你有关自己人生和学业的选择。只要你去浙江师大后心畅并在学业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也就放心了,也可以说你没有辜负我多年来对你的关爱。

以后的全国性红学会议,我未必都能去与会了。一是年事已高;二是退休多年,不能总让学校报旅差费。好在你已经被选为全国理事,在红学界与大家也比较熟了,况且目前是张庆善在主事,凡事,从我与他的关系来说,总会有关照的。不过,学术成果还是第一位的,希望你多写点文章。

我目前身体尚可,正在恢复中。每天只要天气好,都要去北陵走走,每次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人老了,有许多事力不从心。

匆复,有暇多来信说说你的情况。便中代我向梅新林致意。

顺祝诸事顺心。

马国权

〇五年三月卅一日

牛阿姨嘱笔问好。

上海郭豫适老师有信来,虽然是在其老家用宾馆便条写的,然言少情深,甚感情谊。——又及

马国权书法

马老师的这封回信对我触动很大,他在信中既流露出对我离开沈阳的惋惜之情,又表现出对我南下金华的理解之意,更对我今后的学业进步给予鼓励和寄予厚望。

信的结尾不忘嘱我问候我的领导梅新林书记,落款之后又加上几句附记:一是转达他的老伴对我的问好,一是表达对我的导师郭豫适先生的情谊。

转眼十八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封信,马老师当年推荐我报考郭豫适先生博士生的情景,与马老师一起参加《红楼梦》研讨会的情景,马老师为学生讲授《红楼梦》的热烈场面,临行前我把电视机搬到马老师家里的情景……,仿佛一个个的电影镜头,一一浮现在眼前,不禁潸然泪下。

2006年1月寒假之初,我携妻子从金华回黑龙江老家过春节,途中在沈阳作了短暂停留,我和妻子专程去沈阳师范大学的北陵家属区看望马老师。言谈中他兴致颇高,我们一老一少不知不觉中聊了两个多小时,临别之际他拿出专门给我妻子准备的礼物——毛衣,并祝福我们夫妻美满幸福、工作一切顺利。

此后,我既忙于教学和科研工作,又忙于照看出生不久的女儿,2009年又远赴乌克兰孔子学院去工作两年多,期间除了每年春节打电话问候之外,与马老师的联系很少。

记得有一次我在金华家中给他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儿子,在问明我的姓名之后,我听到电话那边他对马老师说:“是浙江金华的高玉海。”然后马老师接过电话和我聊了几句,马老师说他基本听不到我的声音了,他说:“我最近听力越来越差,基本听不清对方说话了,看文字还好,你可以多写信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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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权先生生活照

马老师的耳朵早年曾遭受过严重伤害,但戴着助听器一直还可以言语交流,现在竟然无法交流了,我不禁一阵心酸。

此后,我断断续续也写过几封信件给他寄去,多数还是以明信片的方式问候他,马老师每次都有回信。现在想想,我还是太疏懒了,信写的太少了,辜负了马老师电话中“多写信给我”的期望。

自从2004年来浙江金华工作以来,我虽然几乎每年寒暑假期间都要回东北老家,但都是经杭州或上海直接乘飞机到哈尔滨。

2015年的暑假我特意先飞到沈阳,再转火车回哈尔滨。在沈阳除了见见我的大学同寝室的兄弟们之外,然后专程看望马老师,为此我还特意住在距离马老师家不远的宾馆。

记得是7月15日的上午,我提前给马老师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我只好直接登门拜访,熟悉的北陵小区12号楼,熟悉的6单元,熟悉的4楼,熟悉的左边门,我按门铃、打电话,再按门铃、再打电话,我都能清晰地听得到从房间里传来的门铃声和电话声,但就是没有人接听和开门,以至于对门的住户出来问我找谁,然后告诉我可能马老师去北陵公园散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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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权先生与作者合影

我在楼下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希望能遇到正在回来路上的马老师,又向小区里的其他人打听近期马老师是否在家,都没有结果。马老师去哪里了呢?下午,我临时取消了逛逛书店的计划,又和从铁岭来的陈正中一起去马老师家里,仍然没有见到马老师。烈日炎炎下,我手里提着专门给马老师带来的金华火腿,无奈地离开了12号楼。

令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没有实现的登门拜访,竟然成了永远的遗憾。第二年的二月底,沈阳师范大学的同事发来短信,说马国权老师去世了。看到不到十个字的短信息,我脑袋嗡的一下,瞬间一片空白,然后我止不住掩面而泣,直至泪如泉涌。

以后再也见不到敬爱的马老师了,就连我那没文化的父母都知道,每年的春节期间,不是初一就是初二,无论去街里的电话亭,还是跑到邻居家借用电话,我都要给郭豫适先生、马国权先生打电话拜年问候。

如今,两位尊敬的先生都不在了(马老师2016年2月辞世,郭老师2020年11月辞世),我再也没有一定要打电话拜年问候的长者了。

马国权老师自1961年7月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在了《红楼梦》研究的事业上,为此孜孜不倦、夜不能寐。

他在正式退休的第二年(1998年),给时任沈阳师范学院院长的张德祥和书记胡国有还写过关于如何振兴红楼梦研究所的报告;2003年他再次给时任沈阳师范大学校长的赵大宇和书记于文明写了如何抓住机遇,发挥学校优势学科,争取申报博士学位点的报告。两篇“上书”,言辞恳切,读之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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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权红学论集》,马国权著,陈正中编,华侨出版社2022年2月版。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国内一些高校《红楼梦》研究活动的蒸蒸日上,他曾多次向学校和学院领导呼吁并提交申请,但都如石沉大海,不见成效。

他多么希望能将当年茅盾先生亲笔题写的“辽宁省红楼梦学会”的牌匾重新挂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门前啊!为了沈阳师范大学的《红楼梦》研究后继有人,他是多么希望我能够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潜心研究《红楼梦》,为辽宁省红楼梦学会作出贡献啊!但残酷的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事与愿违。可以说,马老师为此尽了自己的全力了。

2022年8月28日于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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