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溥仪与杜聿明（右一）、宋希濂（左一）、溥杰（左二）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内讨论文稿。

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成立于1961年春，其行政关系隶属于全国政协办公厅，业务上接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指导。全国政协分批安排了21名文史专员。第一批有：溥仪、杜聿明、宋希镰、王耀武、杨伯涛、郑庭岌、周振强;第二批有：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第三批有：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第四批有：黄维、文强、赵子立等。文史专员的任务有四项：一是亲自撰写“三亲”史料；二是向各界人士（主要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征集史料；三是审阅部分来稿；四是协助文史办公室编辑出版部分文史资料读物。那时全国各地投向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稿件很多，都是由文史专员审阅。文史专员阅稿后先确定稿件的价值，然后附上意见，包括稿件的“质量级别”、能不能刊入《文史资料选辑》、稿件内容有哪些差错、建议支付的稿费等。由于文史专员文化功底好，又都具有特殊的经历，所以对工作非常胜任。多年来，文史专员审订和撰写的稿件，揭示、澄清了大量重要史实，一些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因为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而他们富有特色的工作，也为世人留下了不少佳话。

一席话成就了一本书

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成立之初，主管文史工作的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他非常善于给文史专员们提供写作思路。在第一批文史专员来报到后不久的一天，申伯纯对宋希濂说：“要真实撰写历史资料，秉笔直书，对此你是不是还有思想顾虑？”宋希濂先是一愣，随即回答：“我没有什么顾虑，只要有史料价值，对后人有用，再丑的事我也绝不隐晦。”申伯纯说：“你的顾虑并非怕丑、怕痛，你现在写出的史料证明了这一点。我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一种推测。为什么你在黄埔、大革命时代东征和北伐的经历只字未提？还有抗战时期‘八一三’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滇缅之役你都参加了，打了不少漂亮仗，何以一篇未写？有没有顾虑，你可以直说。如果我分析得不对，就算我多虑，当场收回，好不好？”宋希濂听后回答说：“我没有写这些，并不是有什么顾虑。我只是没有把握，以我今天的身份，怎样写才对路，才不失分寸？我总认为，还是应以自我反省、批判自己为主，要自我标榜总不大相宜吧？这是实际存在的问题，并非是思想顾虑。”申伯纯说：“对，对，就不称为思想顾虑吧！但你说的难题，我看很容易解决，办法就是秉笔直书，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当时你怎么样做，现在就怎样写，不要为他人会怎么评价所虑。任何人都要尊重历史，不能割断历史。你当年参加黄埔、东征、北伐也是革命的行动；你主张国共合作，对日军英勇作战，都是维护全民族利益的爱国之举。对这些，你同样应当理直气壮地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经过这次谈话后，宋希濂工作更加勤奋，除审稿外，还将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地写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史料28万多字。这些史料经过整理编辑后作为一本完整的回忆录于1986年出版发行，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当时，宋希濂已旅居美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的活动得到广大海内外同胞的支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也受到台湾一些人的非议，而台湾作家李敖则撰写《鹰犬将军》一文，对所谓非议进行了驳斥。宋希濂十分感谢和他素昧平生的李敖，遂决定用《鹰犬将军》作为回忆录的书名。

兄弟两人的两本著作

在文史专员中有溥仪和溥杰两兄弟，其身份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出身的文史专员颇有不同。其他文史专员就亲切地叫他们兄弟为“大溥”、“二溥”。溥仪于1957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溥杰帮助大哥整理。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同志看过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未定稿，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并宴请溥仪及其亲属，面商溥仪的工作和学习改造问题。周恩来同志肯定了《我的前半生》的价值，又指出了《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史实有“出入”的问题。最后，他强调了这本书的历史意义：后代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的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溥仪成为文史专员后，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出版。

1962年5月，溥杰成为文史专员后，和大哥一起在北洋组工作。虽然其经历也能写出有价值的史料，但《我的前半生》出版后已经在国内外博得好评，且需要撰写清末社会、生活资料，因此撰写回忆录的想法一直未能得以实施。

晚年的溥杰虽然工作更加繁忙，但撰写回忆录的想法更加强烈，而国内外史学界也希望看到溥杰回忆录的早日问世。1990年溥杰在访问日本时，日本著名历史作家陈舜臣问溥杰回忆录写得怎么样了。溥仪的回答是：“我作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也有这个任务。但我没有写完，一方面忙，一方面我也有点懒。”

为了帮助溥杰完成回忆录，1991年，全国政协领导请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叶祖孚帮助他整理书稿。整理的方法是溥杰口述，叶祖孚录音整理成文字，然后由叶祖孚去阅读资料，作调查，厘清事实，再写成文字，最后由溥杰来修改定稿。溥杰认为，书不要写得太长，并坚持《我的前半生》里提到过的事情就不要写了，在字数上也不希望超过《我的前半生》。就这样，两人合作了两年多，由于溥杰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的情节记忆不清，叶祖孚就到抚顺、吉林、沈阳、铁岭、长春等地采访调查，写了一章后交给溥杰修改。1993年，在溥杰病重住院之际，叶祖孚带着稿件去医院和溥杰字斟句酌。在完成初稿后，躺在病床上的溥杰拉着叶祖孚的手，又指指自己的心窝对叶祖孚说：“我从心里感谢你。”

1994年，在《我的前半生》出版30年后，《溥杰自传》问世了，这本著作既是《我的前半生》的补充，又相对独立，极具史料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用商榷、补正促进内容真实

在谈到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作用时，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出：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容易。文史专员审订或撰写的稿件，揭示、澄清了大量重要史实，一些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因为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但其中也不免混入记忆不清的片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工作中，文史专员也会开诚布公地更正、订正其他文史专员的稿件，在《文史资料选辑》中可以随处发现他们撰写的诸如“订正”、“补正”、“补充”、“商榷”、“建议”等文章，便是文史专员们不断追求接近史实过程的最好见证。有这样一则故事。黄维是第四批文史专员，而杨伯涛是第一批文史专员，比黄维早工作十余年。当黄维看到杨伯涛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撰写的一篇题为《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的文章时，发现其中有不少地方和自己的记忆不同，认为杨文“并未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于是立即写了《对一文的更正和意见》，指出了杨文中的11点问题，并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一一注明。这里仅举一例：杨文说淮海战役期间胡琏“借故离开部队，逗留后方”。但黄维则认为，“胡琏因父病危和自己牙病剧发，请假由唐河到南阳搭飞机到汉口。当时没有料到淮海战役开始，部队东进增援徐州。嗣又胡父病故治丧”，并证明国民党“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后，胡琏闻讯主动飞回前线，积极协助指挥和维持部队。后又派他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并继留南京催运空投，不要回前方。但几天之后，胡琏又飞回前方”。此外，另一位文史专员方靖也发表《对一文的订正和补充》，对杨文中出现的14处时间、地点、人物重新加以考证。此后，作为前“陈诚军事集团”成员的地方文史委文史专员如邱行湘、宋瑞珂等也先后发表文章，进行讨论。

杨伯涛在阅读了讨论文章后，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递交了关于撤销《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的书面申请。后来，在改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上，遂出现了这样一则公告：“杨伯涛撰《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作者提出撤销，另行撰写；黄维、方靖、邱行湘、宋瑞珂等对此文的订正文章，因尚有一定史料价值，均予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