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范津

对于这个题目不少人会说它是一个八卦命题，确实莲池书院乃名胜之巨擘，文化之渊泉。乾隆帝曾三次“幸临”并赐匾题诗，毛泽东于1918年10月、1952年11月两次游历，特别是1952年11月22日毛主席再莅莲池，故地重游，感慨良多，他说：“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莲·池书院》1984年3月保定市政协编）对莲池书院评价之高前所未有。对于这样一所被誉为全国之冠的书院，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地理关系，南宫如何与之产生关联呢？也许确实看似不应该。但正如鲁迅先生之言，有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起来。使我产生这样联想抑或料想的是南宫碑、是张裕钊。按照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思路，我“小心”翻阅了一些资料，果然收获不小。可以肯定的说，南宫不但与莲池书院扯上了关系，而且还攀上了亲戚，这其中既有人，也有事。 人有六人，事有三事。

六人者，刘登瀛、齐福丕、李刚己、陈清震、邢之襄、宋朝桢。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在莲池书院求学的南宫学生中，至少有此六人名声显赫，为莲池学生翘楚。

刘登瀛，字际唐，南宫刘晒村人。 15岁时被冀州知州吴汝纶以“俊才”选入信都书院免费读书。光绪十四年（1888）乡试第一，授巨鹿县训导。是时吴汝纶去冀州任，主讲莲池书院，刘登瀛亦随去就学（光绪十五年出版的莲池书院《学古堂文集》有载）。清廷变政后，刘被直隶学校司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出任省视学及保定高等学堂优级师范教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刘登瀛被授山东知县，以非其好也，坚辞不任。其后二三十年，历任河北大学、山西大学教授，专心致力教育，深受学生尊崇。著有伦理讲义一卷，诗文集四卷。

齐福丕(1867-1919年）字懋轩，南宫齐家庄人，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举人 。先后参加了康、梁组织的被史界誉为中国群众政治运动开端的公车上书及保国会。光绪廿三年（公元1897年）因仰慕莲池书院主讲吴汝纶之名，前往求学深造。之后任教邯郸书院、直隶优等师范学堂，就职省视学，并以直隶学官身份赴日本考察学务。由于他提出的发展教育的许多具体意见，不能见赏于上司，遂愤然辞职归家，专心致力于发展家乡教育。1911年开始，建立了独立的南宫县立中学堂，成为南宫及周边县邑中第一所中学。因其办学成绩显著，直隶总督奏奖以知县之职。宣统四年（公元1912年）齐福丕出任山东惠民知县，后被派去辅助武定知府，因惩治一嗜赌成性的把总龙某，被革职归田。回家后，继任南宫县公立中学校长，于1919年8月病逝于齐家庄家中，年仅53岁。

李刚己（1872年－1914年）， 南宫 孙村人。 十三岁以童生身份参加冀州试。当时，冀州有三位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即冀州知州桐城吴汝纶、通州范肯堂及武强贺涛，此三人读了李刚己的文章，交口称奇“此天才，吾辈所畏也。”吴汝纶特意安排李刚己在衙门向范肯堂学习古文，自己也亲为辅导。后来吴出任莲池书院院长，又把李刚己带去就学。乡贤邢赞亭先生在《莲池书院回忆录》中忆曰“吴先生时，李刚己名誉最著，吴在冀州课士时，刚己年才十三，随诸生应试，一见惊为奇材，留置署内，昕夕亲教督之。既而随来莲池，每试必列第一，同辈咋舌，莫敢与校，嗣连捷成进士（与康有为为进士同年）始去。”（《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此年为光绪二十年，李刚己年仅二十二岁。光绪二十四年分发山西大同知县，凡七年不能履任，仅在偏僻州县代理知县知州。由于迭经忧患，形神交瘁，1914年谢病告归，来到保定。会邑人赵宪会主办直隶高等师范，力请李刚己前去任教。李刚己讲学数月，深受学生欢迎。他原本体质衰弱，自大同劳累之后，时患痰嗽，夏间得痢疾，延至十月，遂卧床不起，于1914年十一月病逝，仅年四十三岁。著作有诗词一卷、文一卷、《西教记略》三卷，后人汇编为《李刚己先生遗集》，吴汝纶之子吴闿生为之作序。

陈清震，南宫何地人无考。 民国版《南宫县志》记曰，陈清震，字伯寅，其父早逝，家境贫寒，但非常热爱学习，每课书院为诸童冠，年十五入邑庠，为山长所赏，先生移主省城莲池讲席，即携君同往，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癸卯科中举，次年由省官费派赴日本留学，归国后直隶提学司委为课员、学部主事，递升员外郎。民国后任教育部普通司司长兼直奉吉黑四省部视学，供职十余年，劳瘁成疾卒于任。

邢之襄（1880～1972）字赞廷，一作赞亭，一作詹亭。 南宫西唐苏村人。早年从师吴汝纶就读于莲池书院，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参事，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等职。他信奉实业救国的理念，曾于京、津、唐等地经营多处实业，其股份绝大部分为共产党党产。1949年初，他作为著名社会贤达，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小组，往返于解放军和傅作义将军之间，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邢先生擅长文史研究，嗜好收藏古版书籍，尤善宋版。作为著名无党派爱国人士，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法学家、红色实业家、文史专家、藏书家，解放后曾任北京文史馆首任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其二弟邢宇清，系中国第一批航空学系的学生。三弟邢西萍（徐冰）为我党高级干部，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

宋朝桢是目前所知，在莲池书院时间最长的南宫人。 据民国版《南宫县志》载，宋朝桢字弼臣，“肄业保定莲池书院，以文学为山长张廉卿、吴挚甫所知”，因其“为人精敏，有吏才”，所以留院“充书院提调”，并且“为山长所倚重”，以至“继任者难其人”。提调似如今之常务副院长抑或秘书长之类的角色。因其“为山长所倚重”，所以在他的协调推动下，促成了由名儒硕学张裕钊撰文并书丹的《重修南宫县学记》立石刻碑，使南宫之域有了一通中外瞩目的名碑。此间宋曾任长垣训导、束鹿教谕、直隶学政等职，后任职山东邹县、潍县、菏泽，于菏泽县令致仕。在潍县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主持编纂了《潍县乡土志》，至今流传。

三事者，南宫碑、姜登选碑、南宫县志。

南宫碑，即《重修南宫县学记》碑，由时任莲池书院山长、著名书法家张裕钊撰文并书丹，继任山长、时任冀州知州吴汝纶的督责推动，书院提调宋朝桢协调落实而成，本人曾作《五贤玉成南宫碑》一文详述，此不再赘述。

姜登选碑，是组碑，包括《大元帅令》碑、《陆军上将督办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姜公墓表》碑和《陆军上将督办安徽军务姜公神道》碑，因为她集表记名人、名人撰文、名人书丹于一身，所以本人称之为“三名”宝碑，并撰文以记之。而成就这一“三名”宝碑者，当首推莲池翘楚邢之襄，是他出于同乡之谊，将不幸被害的乡贤姜登选将军装裹回乡，安葬于姜公故里，并在其墓地立碑三通，以志纪念。这其中为《姜公墓表》碑撰文者乃肄业保定莲池书院的知名大儒王树柟。王树柟（1852—1936）河北新城人，光绪进士，号陶庐老人。曾受冀州知州吴汝纶之聘，主讲冀州信都书院，官至新疆布政使，在伊犁设武备学堂，主持督练新军，并总纂《新疆图志》，著有《陶庐文集》。入民国后，受聘纂修《清史稿》。史志专家傅振伦先生称王树柟为姜登选所撰墓志“文雅事核，不虚美，足备国史取材”（《南宫文史资料》第三辑）。墓表碑书丹者亦为莲池书院高材生，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刘春霖（1872—1944）不仅因其为莲池翘楚，更在于他的末科状元之名，他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恩科状元，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状元，亦称末科，因此刘春霖自称为“第一人中最后人”。中状元后官授翰林院修撰，后任咨政院评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特别在任大总统府秘书期间曾两度作为特使代表大总统徐世昌到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作为一种文化的最高代表而名噪海内。尤其是，1934年3月，溥仪在长春建立满州帝国，4月伪满总理郑孝胥以重金邀请并许以要职，他断然回绝。“七七”事变后，汉奸王揖唐想借刘春霖的状元招牌为其招降纳叛，并亲带重礼登门相邀，愿其出任北平市市长，刘春霖厉声作答“宁为华丐，不做洋奴”。自此，便闭门居家，淡出政界，以典卖字画为生。

《南宫县志》，即民国版《南宫县志》，总策划协调者是邢之襄，总纂乃邢之襄在莲池书院学兄盐山贾恩绂。贾恩绂（1865—1948）字佩卿，于光绪十六年（1890 ）入 保定 莲花池书院，受业于 吴汝纶 ，成绩名列前茅，为当时学者所推崇，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 方志学 家。1915 年他主持 直隶 通志局纂修《直隶通志》，至1917年全部完稿。其后，又撰修了《盐山新志》、《定县志》、《南宫县志》、《清苑新志》、《枣强县志》等多部。贾恩绂总纂的《南宫县志》为第六次修订。

由上所述，足见南宫与莲池书院渊源之深矣。

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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