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是文学青年。他不断地搜求名著来读，我的知道许多名著的名字，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他省吃俭用，用省来的钱买书。那个时候没有网购，他就在学校的报栏前驻足良久，把《中国青年报》上邮购书的地址抄下来，然后到邮局寄钱买书。《尤利西斯》，《乱世佳人》，《汤姆叔叔的小屋》，每次买来的时候，他都小心翼翼地拆开外包装，反复摩挲着，还包上书皮，然后就藏了起来，再不公布于众。他很自命清高的，他买的书他因为别人都是凡人看不懂，所以看书对于他是独处，而不是共享。

还记得有一次他刚买来的《包法利夫人》丢失了，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在班里嚎叫“谁拿我的包法利夫人了。”有的人还纳闷“包法利夫人是谁呀？”上晚自习前他还往黑板上写了一个寻书启事。但是书估计是有人故意拿走了，再没有音信，为此他好几天都神不守舍，吃饭的时候都咒骂那个偷书贼。

可事实上他也“偷书“，不过读书人的事情能叫偷吗。他是沾图书馆的便宜，不叫偷。还记得他通过他姨夫的关系，搞到了一张工会图书馆的借书证。他领着我第一次踏进图书馆的门，我们贪婪地盯着几乎堆放到房顶的书籍，看着满地蒙上尘土的各种各样文史哲名著，恨不得占为己有。千挑万选了一上午，他借了一本钱钟书的《围城》。借阅时间为一周，可是他足足借了两周还没有还的意思，最后他才给我摊了底牌，“这本书我不准备还了，一本新《围城》要十几块，这本旧的丢失了不过赔偿六七块钱，这样还是我合算。”就这样第二次去借的时候，他就谎报人家书丢了，然后交了罚款，那本一九八零年版的《围城》就归为己有了。

由于看书多，他的写作也是很前卫的。一次写作文，老师让同学们写一个议论文，材料是古代有一个叫张乖崖的县官，实行严刑峻法。他手下一个看守钱库的小吏，因为日偷一钱被发现从而被处死。不料他居然写成小吏阴魂不散，觉得自己冤枉，从而跟张乖崖讨说法。不仅文体不对，而且语言怪诞，让素来像个老冬烘的语文老师，大为光火，“这写的什么，胡言乱语。”作文本发到手里，他不屑地指着老师的批语“他不懂文学，他看不到我借鉴鲁迅的《狂人日记》吗？说我胡写，你还胡批呢”。

恃才放旷，自不量力大约是文学青年的通病吧。那个时候，他天天在信纸上创作，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就预报“等着啊，我的小说快要写完了。”他的小说杀青的那一天晚上偏偏没有电，他让我看，还免费给我提供蜡烛，“你好好看看，觉得可以我就往《人民文学》投稿。”小说题目叫《宅基地》，写村里因为宅基地发生的一些纠纷，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黑暗面，写为了要一块宅基地，主人公买鸡蛋香油给村主任送礼。洋洋洒洒写了三四十张，看的我眼疼，临了可惜我连恭维的话也不会说，只觉得他写得幼稚，说这样的作品自己看看可以，投稿就不必了。要不然以此为起点诞生一个写农村的圣手也说一定。

但是理想毕竟是理想，谁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因为残酷的现实而被撞得粉碎呢？高考前夕他还说要上中文系做作家要圆他的文学梦的。可是他补习了一年后，考上省警校，后来分配到市区分局，听说后来还在110呆过。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积功累迁，他大约也混成什么所长局长一类的人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