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简章陆续公布。与去年相比，今年各高校的自主招生规模明显下降，更有部分学校取消文科。例如，与2018年自主招生专业相比，清华大学取消了人文与社会类、法学类等文科专业。此外，诸如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取消了部分文史类专业，或是在招生计划中削减相关文科专业的招生数量。

“文科无用论”再一次被人们提起。这一说法在近数十年间风靡一时，影响深远，根植于几代人的观念中。文科生们或多或少听过类似的话：

“智商不够的人才读文科。”

“都是因为理科学不好，不得不去读文科。”

“文科没用，学出来也赚不了钱，又不能发展科技做出贡献。”

……

高校文科专业的边缘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对苏联教育体系的追捧模仿，更可以追溯到近代“挨打”的恐惧——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在长期的鄙视链条中，不少文科生也会陷入自我鄙夷：读文学、背古文，究竟有什么用？殊不知长年累月对人文学识的漠视和无知，正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也是每个个体的悲哀。

学文科对国家、社会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学文科对于个人来说，难道就真意味着择业困难、人生幻灭吗？以中文系为例，学中文专业的学生走向社会后，是否有自己的优势特长呢？作家梁晓声在《学中文有什么用》一文中做出了解答。

学中文有什么用

梁晓声

中文有什么用？这“用”字，当然是首先针对个人而言的。它不是针对国家、民族、社会这样的大概念而言的。它对后者意味着什么，那是根本无须浪费时间讨论的。其意义摆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与之母语的关系中，那都是连儿童也完全能理解的。

我们在谈论中文和中国当代大学生，尤其是与当代中文系大学生的关系时，为什么又说那个“有什么用”的话题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呢？因为早在近百年以前，国立清华学校，亦即今天的清华大学，关于“学中文有什么用”就已展开过多次的讨论和辩论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那时，普遍的人们，包括学子们，包括已然学着中文的学子们，对于学中文与自己之人生前途的关系，便很有些“欲说还休”了。

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情形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出国留学特别方便，而且成为时代的潮流。

当时的热门学科像今天一样，也是商业经济、法律、医学以及某些理工学科。这些学科学有所成之后，就业国外的机遇较多，回国后，往往也容易摇身一变，成为经理，镀了“洋金”的律师、医生，或开办工厂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教授——当时的中国很缺理工科教授……

而学了中文的人，职业的选择几乎只有两种途径——要么留洋回来做教中文的教授；要么去办份同人的文学报刊，或干脆做以笔耕为生的自由职业者。

这最后一种人生，无论当时或现在，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往往会导致陷入艰涩的人生，是绝不如做演员的人生那么风光和滋润的。

而办报办刊，没了广告的支持，连低微的收入也往往朝不保夕。尤其是某报某刊倘太过的文学和文化起来，又往往就接近着慢性自杀了。

而文人们，也就是学中文被认为学而有成的人们，又大抵地，偏偏地，几乎是一贯地、本能地，非将一报一刊渐渐办得文学和文化起来不可。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当然，幸而有他们那样心甘情愿地办着那样的报那样的刊，许许多多热爱文学的青年，才经由那样的报那样的刊的发现和培养，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和作家，才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期的许多优秀作品。

但他们自己的人生，确乎是清苦的。清苦到不得不经常以文艺的“界”的名义，向社会发出请求救济的呼吁。

至于当教授，最初的收入是很丰厚的，比现在一般大学教授们所能达到的社会经济地位还要高出许多倍。那时大学少，教授少，国运不昌，却也还是养得起。可能凭“中文”资本当上教授者，毕竟凤毛麟角。何况，后来也都很落魄，“越教越瘦”了；相互间借点儿钱买米度日，是常事……

所以当年便有“学中文有什么用”的质疑。

已然教着中文学着中文的，自然希望在讨论之中长长自己的志气，指出那“有用”的方面给社会看，给他人看，给自己看。

讨论和辩论出了一个乐观的结果没有呢？当时没有。而且，除了教着中文学着中文的人们自己，别人也根本没什么兴趣参加那个话题的讨论。

一九四九年以后，情况大为不同。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的事业，自然要依赖“中文”人才。于是，“中文”一下子便变得很“吃香”了。

直至六十年代中期前，“中文”学子毕业后的工作，大抵是“坐在屋里”的那一种。当年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晒不着”，多么令人羡慕自不待言。尤其，各行各业的工资是相同的。在工资相同的前提之下，中文毕业生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性质，其优人一等一比就比出来了。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情况又大为不同了。中文毕业生过剩了，供大于求了。中国其他产业、行业开始日渐兴盛了。于是大学里的其他学科日渐热了起来，强大了起来。而中文受冷落了，萎缩了。中文学子因而一届比一届迷惘了、沮丧了，似连将来的人生都成大问题了。

尤其，中国的工资制度改变了。几乎一切与中文相关的职业，收入都处于社会的中下水平了。如果仅从这一点上比，自然越比越迷惘、越失望。“中文股”在社会职业股市的大盘上，似乎注定地将永远处于“熊市”了，眼见其他“职业股”指数一再上升，中文学子们又怎能不自卑不忧患呢？

但我想指出的是——第一，中国人口太众，仅仅是中文学子供大于求吗？我看不是这样。要不了几年，几乎一切大学各学科的学子们，都将日渐地供大于求。只不过中文学子们较早一点儿体会到供大于求的苦涩罢了。第二，既然几乎一切学科的学子们进出校园，都将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那么，也就都必得有充分的“知识附加”和“知本转移”的自觉和能力。

不必问，我知道诸位中，将来想到外企工作的人很多。为什么一心想到外企？工资高嘛。在未来的几年，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企将会更多。但外企再多，也多不过想要到外企工作的学子。一方以加法增多，一方以乘法增多。于是一个事实是，除了少数高等人才，普遍的外企的工资，都是下降了的。谁嫌工资少了吗？那么让开，后边还排着长队呢！

二十年前，仅凭外语好，便是进入外企的通行证了。因为外国老板们不会中国话，对中国缺乏了解。会外语的中国人，在他们眼中就是块宝。许多事儿他们都有点儿倚重于你，似乎离开你便会寸步难行。

十年前，仅凭外语好依然可以。但人家已不必倚重于你，你只不过是一般员工。你稍有不适，炒你的鱿鱼没商量。

现在，仅凭外语好，已不能成为进入外企的过硬的通行证了。因为外语已不再是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的特长，而是许许多多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基本从业条件了。而某些老外，中国话也讲得很“溜”，对中国之风土民俗，人情世理，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刚跨出校门的中国大学生心中有数得多。

所以，一个问题是——你要到外企去工作吗？那么，你的英文水平，就要加上另外的什么了。

对于你，英文+？

你首先要自问；接着要决定；再接着要去那样充实你自己。这就是“知识附加”的思想自觉。在大学里就要开始。

对于中文学子，问题也是同样的，而且尤为重要——中文+？

自然的，可以加上英语。这不太难。

但一个现象是，对于某些中文学子，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反而是一种“取代法”的思维。既因学着中文而迷惘，而沮丧，自然的便企图干脆舍弃了中文，以英文作为硬性从业资本取代之。而这在未来的求职竞争中，是相当不利的，甚至是相当有害的。

为了诸位的未来所谋，我对诸位的建议是——你们万不可以用“取代法”对待自己的中文学业。取而代之，只不过仍是1≈1。你们一定要有用加法打理自己未来人生的能动意识。

中文+英文——这对于诸位不难。于是你们丰厚了自己一些。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有另外一种能动意识，即从最广的意义上理解中文的超前意识。说超前，其实已不超前了。因为时代的迅猛发展，早已先于诸位的意识，将从前时代的、传统的中文理念扩展了，甚至可以说颠覆了。

只要我们客观地想一想，就一定会承认——其实中文学科毕业之学子的择业范围，比以往的时代不是更窄了，而是更宽了。对国内国外的公共关系；广告设计；一个企业的宣传策划活动；一个企业的文化环境；一切的文化公司……都仍为中文学子留有发挥能力的空间。即使电台、电视台，表面看已人满为患，但据我所知，其实很缺有真能力的中文人才。

比如，你到了一个公司，人家为了试用你，对你说——请为我们的新产品想出一条绝妙的广告语吧！

你若回答——我学中文不是为了干这个的。

那么请你走人。因为能否想出一条绝妙的广告语，有时确乎直接证明的就是一种中文水平，连给一家公司起个朗朗上口的名字也是这样。

我有两位德国朋友，一男一女。男的中文名字叫“花久志”；女的中文名字叫“古思亭”。其实就是德文名字“华裘士”和“古斯汀”的谐音中文名。尤其“古思亭”这一中文名字，起得何等的好！能说和中文水平无关？

假设——一部外国电影，或一部外国电视剧，你能起出《翠堤春晓》《魂断蓝桥》《蝴蝶梦》这样的名字吗？中国曾是一个诗国，你想不出来，你学的那些唐诗宋词，在最起码的事情上，都没起什么作用啊！

又比如，你到了一个公司，人家要你为公司的什么纪念活动，设想会标——你若说，我不会，这不是我学的专业，这是广告设计专业的事儿……

那么请你走人。在人家那儿，这叫“创意”。在人家那儿，这类“创意”，直接就和中文有关，直接就能证明你的中文水平如何。事实上也是，体现于许多方面的许多一流的经典的“创意”，都与一个人的“活的”中文水平有关。

就说我们中国为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会标吧，没有一种“活的”中文思维，是设计不成的。

不是中文过时了，没用了，是人再像从前那样理解中文，学了中文再抱着从前那样的中文就业观去择业的传统思想，与社会和时代不合拍了。而社会和时代，对于具有“活的”中文水平的人，那还是大大的需要的。

文章节选自：《微观天下事不负案头书》，梁晓声

编辑 | 黑凤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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