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文史精华
人物春秋
1934 年 12 月，长征路上的中共中央为让老同志、女战士、伤病员、机要人员等得到集中照顾，工作有安全保障，决定成立“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以下简称“休养连”）。休养连是一个特殊团队，它的“特殊”在于许多“兵”都是“官”，如“老年班”的 4位成员，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要职：徐特立（58 岁），任教育部代部长；谢觉哉（50 岁），任内务部部长；林伯渠（49岁），任供给部部长；董必武（48 岁），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说他们“老”，也不仅指年龄偏大，还因为他们都是老党员、老革命、老红军、老资历。长征路上的这 4 位长者，在艰辛危难的环境中关爱他人、吃苦在前、忘我工作、廉洁奉公，被官兵们尊为“长征四老”。
诲人不倦的徐特立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瑞金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学校等，是湘鄂地区知名的教育家。
1934 年 10 月，徐特立放弃了回湖南从事稳定职业、过安定生活的机会，毅然踏上了迢迢长征路。行军途中，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工农子弟参加红军，动员进步人士投身革命，帮助官兵学习文化，当时朱德总司令写诗称赞他：“岁岁不忘歼敌事，朝朝只见诲人忙。”
在艰难险阻、险象环生的长征路上，徐特立不忘职责，利用各种机会教官兵们读书认字、学文化。一位资深教育家去教“小学课”，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他却毫无顾忌，细致耐心地辅导大家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念书、写字，还创造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如：把生字写在战士的背包、斗笠上，行军时后面的人就可边走边念边描摹；编排出 50 多条“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标语口号，给战士们做好加油鼓劲的思想工作。
为给识字打下基础，徐特立还教战士们学拼音字母。有的战士说：“咱中国字都认不得，哪有心思学外文。”他耐心地解释说：“掌握了这 28 个字母，所有的汉字都能拼读出来。”
懂得了拼音的用途，大家都用心学习，很快在队伍中传播，官兵们互教互学，大多人都掌握了拼音认字。新中国成立之初普及汉语拼音，许多中青年人都感陌生，但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都能运用自如。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徐特立不顾跋涉疲劳，立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在遵义城召开的“动员参加红军万人大会”上，他作了激情洋溢的演讲，还创作出小话剧《当红军去》在街头演出，让群众备受鼓舞和教育。红军撤离遵义时，有近千名进步青年入伍。
为动员遵义当地文教界知名人士投身革命，徐特立还先后到《续遵义府志》主编赵乃康、遵义高中筹建委员朱穆伯和郑翔博、朱季瑜等人家中走访，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知识分子政策等，引导他们冲破狭隘思想，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多为劳苦大众排忧解难。赵乃康等人对徐特立十分钦佩，对他的宣讲更是心悦诚服。后来，朱穆伯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乃康等进步人士也做了大量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工作。
一天，徐特立路过遵义一所学校门口，只见操场上火光熊熊，近前一看是几个战士守着一堆古书在焚烧。他又痛心又气愤，当即断然喝止。原来，几个战士奉命打扫学校图书馆，有一堆古书无法处理，就抱到操场上点燃。烧书引起了徐特立的特别关注，他立即派人将城内无人经管的图书全部集中，整理晾干后打捆保存，准备将来建立图书馆。他还从中选出 100 多册珍贵的古书绑成捆，用麻布包好，准备携带阅读。
有了这些古书，徐特立稍有闲暇就拿出一册翻阅，为官兵们上历史文化课。行军时，他用配备给他的马驮书，若马匹让给伤病员骑，他就把二三十斤重的书扛在肩头，常常为此掉队。
当时，长征队伍被敌人重兵围追堵截，战斗会随时发生，掉队落单十分危险。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听说此事后，命令军委教导师政委何长工：“必须想办法让徐特立交出手中的书，书虽珍贵，徐老的安全更重要！”何长工深知徐特立倔强执拗、嗜书如命，接到命令后大为犯难，几次硬着头皮去找徐特立，装横充愣地要“扔书、抢书、烧书”，都被徐特立“骂”了回来。教导师警卫连长见政委愁眉不展，问明缘故后笑道：“咱们连有 80 多人，一个战士背几本不就解决了吗！”
红军抵达陕北后，何长工把战士们手中的书收集回来，一本不少地交还了徐特立。
“马灯”部长林伯渠
林伯渠（1886-1960），湖南安福（今临澧）人。瑞金时期，担任供给部部长的林伯渠住所院落，经常堆放着各种各样准备发放的物资。每天夜半，他都要提着马灯出来检查巡视，渐渐成了习惯。进入休养连后，他依然坚持每晚提马灯到各班驻地巡查，遇到有困难的或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协助解决。尤其夜行军时，他总是走在队伍前面，遇到险要难行的地方，就举灯照亮道路，直到大家安全通过。
时任休养连指导员的李坚真晚年回忆说：“每次遇到溪流沼泽，林老都用棍子在前面探路，引导大家通过。他的马灯也不为个人占用，总把光亮留给大家。他不仅每晚提马灯查岗查哨，还在险路上举灯照明，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同志们都喊他‘马灯’部长。”
长征路上，组织上考虑林伯渠年龄偏大，为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极少骑，大多让给伤病员。有时警卫员让他上马，他挥挥手中的拐棍，幽默地说：“大家都两条腿走路，我已多了一条‘腿’，就不必劳驾四条腿了。”
时任红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黄镇喜欢画漫画，一次夜行军，他发现林伯渠戴近视镜、颧骨高隆、头发斑白，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拄着拐棍，满怀信心走在队伍里，就忙素描下这个场景，后来创作出了一幅题为《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漫画，发表在长征途中出版的《红星报》上，真实地显现出了林伯渠的刚强坚毅和精神风貌。
当时，长征队伍里传唱着一首山歌，表达了对林伯渠的尊敬：“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
长征途中，林伯渠还兼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他始终不负使命、恪尽职守，队伍每到一地，都要组织筹集粮款、物资。宿营时别人休息了，他要忙着召集开会，清点核查征集收购、打土豪没收的粮食、物资，研究决定分配数额等。
为严明纪律，林伯渠要求筹集粮款的官兵：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许私拿私分物品，打土豪必须查清弄准，再酌情没收财产。针对各部队所得物资难以互通有无的问题，他制定出《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如：各部队用谷子可以折价互换盐、油、洋油等；布匹可以换取成衣、绑腿等，为战士们吃穿提供了保障和便捷。
过松藩草地前筹粮时，林伯渠起草通令：“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才允许收割藏民田中已熟的麦子；收割普通藏民麦子时，必须将所收数量、原因等，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后可拿木牌向红军领回粮钱。”
有一次，在懋功县乡下筹粮时，村民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把粮食藏匿起来躲出村子。大家好不容易在一户人的炕洞里发现几口袋玉米，战士们立即要扛走。林伯渠急忙制止：现在找不到人，我们晚上再来弄清主人，如是土豪，张贴告示，按政策没收；若是百姓，按市价留下钱款。晚上，林伯渠提着马灯率众来到藏粮的人家，发现是一户中农，经过动员，按价收买了他家的粮食。
长征路上，林伯渠共组织、领导筹措粮食 115 万余斤及大量战斗、生活物资，解决了部队的急需。
“三不停”的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34 年 12 月，董必武出任休养连党总支书记。当时，全连有老年人、妇女、伤员、机要班人员共 70 多人；担负医治、护理伤员任务的医务班有 50 多人；负责抬担架、挑物资、保卫警戒、宣传鼓动等工作的勤务班有 100 多人；还有随时收治患病、负伤干部的流动班百人左右。
董必武接受任务后，深感担子沉重：300 多人的休养连虽 80% 以上是伤残病弱，但许多人都是军中的难得人才，有着特殊贡献，保证他们的健康、安全，就是对党负责，革命就有了胜利保障。
面对工作中的重重困难，董必武不畏艰辛、任劳任怨，不论白天黑夜都倾心竭力、尽职尽责，被大家誉为“三不停”的人：脑子不停地思考、手脚不停地忙碌、嘴巴不停地宣讲。
每晚宿营，董必武都要到各班巡视，回来后，脑子一一过滤整体情况，做到掌握全面、发现问题，早晨出发前讲明行军注意事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今天过沼泽，要准备好包马蹄用的防陷麻布；多带几暖瓶开水以备急用；把药品裹上雨布防淋防湿；临时抽调 20 人，弥补担架队人手不足等。
每当部队驻防、休整，是董必武最忙碌的时候，他要跑来跑去调配各班住房、物品分配、人员安置等。队伍出发前，他要一个班一个班地检查纪律执行情况：雇用的民夫是否发足了工钱，借用老百姓的东西是否已归还，损坏了物品是否已照价赔偿，主人不在是否已写条子道歉等。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董必武总是把关心他人放在首位。妇女班负责扛运 60 副担架，一副担架虽只是缠着网绳的两根竹竿，但为躲避敌机轰炸，且夜行军不准点火把，行进在崎岖坎坷的夜路时还是万分艰难的。为保证安全，他按体力把女战士分成强、弱两组，强组抬 5 副，弱组抬 3 副。每当夜行军，他都要在妇女班里跑前跑后，边为大家加油鼓劲，边帮着换换肩、歇歇脚，并帮助体弱的抬上一段……他还为女战士们编了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
女战士们也把董必武看作慈祥、宽厚的长辈，编了一首顺口溜赞誉他：“有了必武，我们必胜。夜行八百，有盏明灯。日思万里，笑望前程。”
董必武“嘴不停”，就是每到驻地必向群众宣传红军宗旨和党的政策，行军休息时与大家谈天说地，及时发现干部、战士的思想问题，不失时机地启发引导、说服教育，让连队时刻保持蓬勃的精神面貌、旺盛的革命斗志。
时任中央局妇女部部长的李坚真，刚刚调到休养连任指导员时，工作、生活遇到很多难题，产生了“撂挑子”的想法。董必武发现她情绪低落，就耐心地开导说：“遇到困难就退缩，就是战场上的逃兵。共产党干革命，必须越是困难越要干。我们当干部的，就是要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顶得住困难！”
1935 年 9 月，张国焘执意要与红一方面军分道扬镳，董必武经过认真思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召开休养连全体大会，宣讲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引导、教育思想困惑、信念迷茫的干部、战士，要坚决抵制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南下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
长征抵达陕北后，董必武在《长征纪事》中写道：“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到瓦窑堡后，东征时还是跃跃欲试。这样看起来，即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
简短、坚定的自白，是董必武恪守初心、不忘使命，为革命理想和人民解放事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
信念如磐的谢觉哉
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1921 年，他加入毛泽东、蔡和森主办的新民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学说教育，树立、坚定了支持“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信心和决心。
1925 年，谢觉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仪式上说：“我 40 岁踏进伟大的革命征程，虽前路迢迢，我已坚定信念，以身许党！”
瑞金时期，谢觉哉出任内政部部长兼中央机关党总支书记，参与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法》《土地法》《惩治贪污犯条例》等法律法规。在革命斗争中，他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1934 年 11 月，红军血战湘江，部队从 8.6万人锐减至 3 万多人，除了英勇牺牲、负伤的将士，有大半的新兵和挑夫临阵脱逃。
谢觉哉到了休养连后，多次听老红军战士议论：“当年毛委员领导咱们，在井冈山天天打胜仗。现在一个外国人（李德）瞎指挥，把人心都搞散了！”新兵们也说：“红军没出路了，咱们干脆回家种地去吧！”
面对严峻的形势，谢觉哉忧心忡忡，他找到毛泽东建议说：“部队悲观失望情绪蔓延，逃跑的人一天天增多，一定要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不然红军就彻底垮了！必须要打胜仗振奋军心、鼓舞士气，还要丢掉‘坛坛罐罐’，轻装上阵，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
当时，李德、博古等人声称：红军大转移（长征）是去湘黔边界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 2、6 军团会合。队伍从瑞金出发时，携带了大量的物资，有的甚至把办公桌、文件柜也捆上了马背、扛上了肩头。如此“大搬家”式的转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负担。
当时，毛泽东正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商议联合促成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谢觉哉的一席话，更加坚定了他纠正“左”倾军事路线，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决心。
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毛泽东就采纳实施了谢觉哉的建议。在“四渡赤水”的战斗中，他命令部队除携带枪弹、粮食等必需品，所有物资统统扔掉，轻装上阵，迂回歼敌。
当时，珍贵的文件和物品都销毁抛弃了，谢觉哉却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随身携带，爬雪山、过草地时把它挂在胸前，他坚信象征红色政权的印章总有一天还会派上用场！
长征路上，谢觉哉总是把关心同志、帮助他人、鼓舞情绪、激励斗志视为己任。过草地时部队断粮，他边把自己的炒青稞分给伤病员，边鼓励说：“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为革命多增添一份力量。”
有一次，谢觉哉带领部队去打土豪，他分得一块牛肉。傍晚，他带着牛肉来到机要班驻地。原来，时任中央局电台政委的曾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加之又累又饿，身体极度虚弱，此时躺在担架上气息奄奄。谢觉哉对曾三说：“小曾，只要坚定信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今天在你这儿煮肉，我给你上一次信念课，脑子、肚子一起补！”
在谢觉哉的鼓励下，曾三喝下了一大碗牛肉汤，顿觉额角渗汗，全身舒爽，信心倍增。曾三晚年时回忆说：“长征时，要不是谢老的一碗牛肉汤，我恐怕活不到今天了。”
长征途中，谢觉哉心系大局、时时不忘关心红军的前途与命运。1935 年 9 月，部队进入甘南小镇哈达铺，谢觉哉从一张包东西的《晋阳日报》上看到：“陕北刘志丹已占领 6 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 5 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 20 余万人。”他觉得这消息十分重要，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得知后，经过缜密思考、认真商讨，在9 月 22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哈达铺会议），作出了事关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向陕北进发，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长征路上的 4 位长者，在艰辛险恶的危境中，恪守初心、牢记使命、倾心尽责、无私奉献，不仅展现出了对党的无限信仰与忠诚，更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家国情怀和高洁品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