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桂君按：《广西文史》2013年第1期发表文章《我的父亲赵可任——从香港广西银行经理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员》。文章由原香港广西银行经理赵可任后人执笔，讲述了赵可任为保全人民财产、支援解放战争，率香港广西银行起义并将银行全部财产交给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建国后积极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的动人故事。

我的父亲赵可任——从香港广西银行经理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员

赵溶泽

编者按：赵可任先生，广西龙州人。原为香港广西银行经理，早年曾参加革命活动，之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致力于工商业。全国解放前后在地下党支持下，与桂系决裂并率香港广西银行起义，为保全人民财产、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建国后积极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员、参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评价其为“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本刊2012年第二期曾发表《买办性质的香港广西银行》一文。在涉及赵可任先生评述部分，疏于史实，有失公允。赵先生后人隔洋投书，以澄本相，现刊载于此，以为正曲。

父亲赵可任,壮族,广西龙州县下冻乡人,生于1902年农历6月26日。读私塾、小学、中学时,名赵绩龙;进南宁第三师范学校,更名赵启潜;1924年在香港中国日报社撰稿,笔名赵蜇龙,赴苏联留学时,亦沿用此名;1933年始改为赵可任。

一、贫苦家庭出来的留苏进步青年

父亲年轻时家境贫寒。我爷爷以屠宰，种菜为生。奶奶则以樁糙米岀售,赚些碎米来共同维持一家生活;因家境贫穷,经常吃碎米粥或玉米粥;迨新谷登场时,始能吃上顿饭。一次火灾后,住房被烧毁、只得盖起茅房居住。父亲十二岁丧父,随母外出谋生,初代人磨年糕,后到中越边境的布局圩贩卖棉纱布。布局离下冻三十五华里,每逢圩期,需午夜赶往摆摊,天黑才能回家。

父亲读私塾一年即转入下冻小学,后考入龙州镇南中学。毕业后,适省督学党庆芬来龙州视察、发现父亲成绩优异,遂选送到南宁第三师范学校(公费待遇)就读。毕业后,校长伍渊鼓励父亲赴上海深造。1918年得到堂姐赵霞英资助白银元一百元,到上海补习英文。后考进沪江大学读了两年,嗣因学费无着,辍学返乡做小学教师,并曾到靖西中学教英文。1924年,得到进步人士杨大悟介绍,到香港中国新闻报社社长陈秋霖处(陈与廖仲恺后同被国民党暗杀于广州)做撰稿工作,笔名赵蜇龙,该社日报是国民党左派机关报。1925年,父亲参加省港大罢工,随报社员工回广州,到广州民国日报社当记者,该报同样是国民党左派机关报。从此父亲以国民党左派出面,参加国民党内的各项活动。父亲在广州民国日报当记者时,因业务关系认识苏联派驻广州顾问鲍罗廷将军,经鲍罗廷推荐,于1926年3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主修政治经济学,与沈志远同组(沈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张闻天杨尚昆当时亦系中山大学同学。中山大学设有国民党支部,内分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1926年下半年,父亲被选为监察委员,1927年任执行委员,以后又被选举为学生公社副主席,主席是陈绍禹(王明)。父亲积极反对以谷正纲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活动,与共产党支部接触,学习接受马列主义,并由傅钟介绍加入联共(布)成为候补党员。在学生公社的工作中,父亲不满王明的作风,与王明产生了矛盾,由于王明的作梗,父亲最终没能转正成为联共(布)党员。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留下来做翻译工作,曾翻译雅罗斯拉夫斯基所著《联共(布)党史》一书。父亲在莫斯科的这段经历,为他在二十年后的历史转折关头选择跟随共产党,回归新中国的革命行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出力振兴广西经济与民族工业受到新桂系排挤

1930年冬父亲回国,致力于工商企业。希望通过实业为国家振兴做些工作。父亲曾在香港与友人集资办“红玫瑰”袜厂,经营两年。1935年,父亲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研究员兼讲师,著有《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一书,该书被认为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部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的专著”。因为在经济研究上有所建树,父亲被桂系元老曾其新等人推荐给黃旭初,黄遂邀请父亲来广两,于1936年出任广西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曾在广西日报发表《对广西经济建设的商榷》一文。嗣后,父亲调任广西省银行农村经济部主任,1937年1月农村经济部改组为广西农民银行,改任副行长。1937年9月,父亲调广西出入口贸易处任经理,嗣因与李宗仁的亲信王逊志总经理意见相左,1939年离职。几个月后,经友人介绍到第四战区经委会桂林办事处任职,之后,调经委会曲江物资收购处出任经理,1941年9月又调到广西企业公司任总经理。上任后,父亲派人分别接办并整顿原属省建设厅的柳州水泥厂、宾阳陶瓷厂、贵阳糖厂等,使这些厂逐步恢复生产。梧州火柴厂是广西的老厂,1921年成立,后改名为广西火柴厂,该厂在当时的广西工业中颇有影响。后来由于无法承受桂系的苛捐杂税,厂主陈吉甫抽逃流动资金停办。父亲派钟杰生接收管理,并邀请上海企业界刘鸿生、王志莘注入资本,合办广西火柴公司,父亲兼总经理。刘鸿生从重庆化工厂拨发200箱白药,父亲并派两名技术员去重庆火柴厂实习,终于在1941年冬,广西火柴厂起死回生在梧州恢复生产、供应省内市场。

由于受到广西企业公司中桂系亲信的排挤,1943年9月父亲自动辞去广西企业公司总经理职务,但仍任广西火柴公司总经理。1945年,父亲赴上海争取到南洋企业公司总经理朱文荣投资广两,在龙州办农场,梧州设糖厂,在梧州、广州各设南洋企业公司分公司,经营贸易。然而,广西火柴公司董事长、李宗仁的亲信黄钟岳为安插其势力,拟以其亲信雷云生出任总经理,父亲遂被迫离开火柴公司。1947年,父亲离开梧州,赴广州出任南洋企业公司广州分公司经理。父亲就任后,仍然积极扶植广西民族工业。梧州糖厂在1948年开榨生产,是当时广西唯一能正常生产的机榨糖厂。但是由于经营不善,出现亏损。父亲从南洋企业公司拨款扶持,使梧州糖厂生产得以维持到1949年解放,随后车管会接管,使梧州糖厂成为解放初期梧州的骨干企业。

在香港的家庭照(从左到右):前排:赵演泽(五哥),赵溶泽(作者),赵津泽(七弟);中排:赵芬泽(三姐),陆毅娟(母亲),赵可任(父亲),赵澄泽(四哥);后排:赵丰泽(二哥)

桂山舰烈士陵园

三、与新桂系决裂斗争,联系地下党，率广西银行全体员工起义

1949年,适逢广西省银行总经理出缺。当时桂系分为李宗仁,白崇禧两大派。而李派又分为以黄钟岳,曾其新为首的元老派和以程思远,书贽唐为代表的少壮派。广西银行掌管桂系钱财,总经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柱系三派都想由自己人掌握。白崇禧拟派闕宗华,张兆棠充当,遭到李派反对。时任广西省财政厅长的少壮派韦贽唐,为夺得对广西银行的控制权,遂专程去广州,向李宗仁提出由韦自己提名广西银行总经理人选,得到李的首肯。由于韦是我母亲陆毅娟的舅父,乃邀父亲出任广西省银行总经理。由于父亲早已不满桂系的黑暗政治以及国民党的腐败,便没有答应。嗣后,韦又数度来找,并说,准备改组香港广西银行,那里有一大批广西财产,若接任广西省银行,即可兼任香港广西银行经理。当时蒋家王朝败局已定,桂系也将随着蒋家王朝倒台而分崩离析,新中国即将成立。父亲年轻时在莫斯科接受过马列主义教育,接触过一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他认识到,共产党的新中国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是民心所向。基于这种认识,父亲几经考虑,决定出任香港广西银行总经理一职。他认为,要是自己不去接任,让桂系人员去接,则广西仅存的这批财富势必被桂系瓜分;自己去接的话,还可以设法保护财产,伺机起义,参加革命队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父亲于1949年7月飞赴桂林就职办理交接手续。同年8月,父亲到香港接管香港广西银行。

父亲到香港后,马上停止支付香港广西银行原奉新桂系旨意,按月支付给李宗仁、白崇禧在港家属的生活费各5000元,停止支付黄绍站在港家属生活费3000元,准备与新桂系决裂,并通过渠道与香港中共地下觉组织保持密切联系,联系人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梁侠同志。

1949年10月底、11月初,父亲先后两次去信给梁侠,信中报告说,白崇禧派要员到港,强要将港行附属航业公司的桂山、柱海两艘海轮驶往北海接运败兵,要梁速到港商量应对办法。在第二封信中,父亲还提出有可能将南京政府拨给李宗仁赴美旅费全部拿回来。充作李宗仁赴美旅费的是中央资源委员会和广西省政府运到美国待售的一批广西锡矿石梁侠将父亲的情报汇报给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陈泊立即派梁侠与市公安局秘书王车锐同志一起赴港,处理这两件事。

为应对白崇格强要柱山、桂海两轮一事,梁侠带来了盖有中共华南分局、广州军管会广州警备司令部、江防司令部等官章的证明文件,因为当时将船从香港开返广州,不但要通过敌人封锁线,还要通过我方的封锁线。在梁侠和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父亲以该两轮有航运业务,不能拨出为由,坚决拒绝了白崇的命令。白派来的人见强要两轮已无望,便公开扬言炸毁桂山、柱海号,梁侠即派人上两轮看守并与父亲决定马上将两海轮驶返广州。然而,当把此决定通知给柱山轮船长做准备时,桂山号全体船员辞职不于,盖因国民党造谣说,船员会被速捕、充军去解放海南、台湾。父亲三番五次做解释,未能说服船员。后父亲与梁侠决定,先将船开往澳门停留一个月,让船员有机会到解放了的广州了解情况(当时澳门到广州已通航)。全体船员了解真实情况后,父亲亲领桂山号于1950年2月从澳门开到广州,交给人民政府。广东省公安厅长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设宴招待,广州海员工会召开了盛大欢迎会。桂海轮随后也起义归来。后来,这两艘原为美军登陆艇的海轮,经过改装,成为新中国海军的第一代战舰,桂山轮参加了解放珠江口万山群岛等地的战斗,并立下了战功,为纪念这次战役,万山群岛主岛(垃圾尾顺随后改名为“桂山岛”。桂山岛上修建有柱山舰烈士陵园和桂山舰纪念公园,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与桂山舰同型号的登陆舰

要处理的另一件事是:拿回南京政府拨给李宗仁赴美的旅费。父亲和梁侠根据合同向香港经手人、美国洋行交涉,要其将锡矿石沽出后所得外汇全部汇回香港,不得在美直接交给李宗仁。后来,锡矿石沽出后,所得外汇全部汇回香港广西银行,父亲将其中十万港元交给梁侠的战友王车锐同志,经叶剑英批准,该款项专为广州市公安局购买侦察器材,用于当时肃清敌特的斗争。嗣后,“代总统”李宗仁于1949年11月20日赴香港就医。李通过韦贽唐找到父亲,要在香港广西银行提支50万美元作为赴美国旅费,父亲以资金周转紧张,不能提出为词;李继而说,提支可由他签名负责,但父亲仍坚持资金碍难提出,予以拒绝。

父亲预感到新桂系不会罢休,便加速了起义的准备,在梁侠同志的支持下,父亲利用各董事私人图章印鉴存放在香港广西银行之便,在胡百全律师事务所,办理更换董事手续,把新桂系亲信的董事更换为赵可任、黄卓豪等人。这样,旧董事会在香港失去法律地位,无权过问港行财产,为将银行财产交还人民政府做好了法律准备。在港新柱系骨干为瓜分银行财产,极尽其威胁利诱之能事,先扬言要暗害父亲,送来装子弹信封;继而,提出处理银行财产。父亲坚决反对,避不露面。之后,白崇禧夫人马佩璋又亲自出面来家找母亲提出私分银行财产,说,这个时候,应化公为私嘛,大家想把银行财产处理。总归有你一份,你孩子多,要花钱的,云云,以利相诱。尽管新桂系软硬兼施,父母亲坚决不为所动,坚持为人民保护银行财产的立场。嗣后,新桂系骨干纷纷要求黄旭初,韦贊唐召开董事会,名为“商量业务”,实要罢免我父亲的职务,达到瓜分银行财产的目的。韦屡次叫我父亲召开董事会,遭父亲拒绝。由于新桂系董事已更换,黄、韦二人对此无可奈何。后来韦贅唐对我母亲说:可任是我叫他当的总经理,他要跟共产党走使我很为难,德公(李宗仁)对我这样恩厚,我对不起他。

1950年1月9日,周总理电召海外经济机构保护人民财产。1月17日父亲偕同香港中国银行经理郑铁如首先响应,率领广西银行全体员工通电起义同年夏,应广西人民政府的邀请,父亲回到广西,受到了广西省主席张云逸的亲切接见。父亲回到香港后,立即清理银行财产,随后将银行全部财产交给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父亲还积极做好在广西的广西银行员工思想工作,要其为新中国银行事业努力工作。当时有广西银行某分行主管由于对共产党不了解,在广西解放前夕跑到香港找父亲希望留在香港工作,父亲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回广西为新中国工作。

在北京的家庭照(从左到右):前排:陆毅娟(母亲),赵铭理(大哥赵俊泽之子),赵可任(父亲);中排:赵芬泽(三姐),赵津泽(七弟);后排:赵溶泽(作者),赵演泽(五哥),赵澄泽(四哥),赵丰泽(二哥)

四、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工作，坚定跟共产党走

起义后,人民政府曾让父亲选择留港或赴京父亲决定携全家到北京工作,参加新中国建设1951年11月,父亲奉调到北京,出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行政12级),1953年改任研究员,致力于国内外经济研究,并为国家的外汇工作和政策提供咨询意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评价说:“二十年来(父亲1971年去世—作者注),赵可任同志在工作中认真负责,踏实勤恳,不断钻研业务,研究理论,在外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可贵的资料”(摘自父亲追悼会的悼词)。建国初期,每逢“十一”国庆和“五劳动节游行庆典,父亲都被邀请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礼。回家后,父亲常描述游行盛况,欣喜之情溢于言表。1957年,父亲积极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筹备工作。5月底,为壮族、回族自治区成立事,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维汉主持召开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在会上,父亲发言反对“成立壮族自治区时机还不够成熟”之说,并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父亲作为特邀嘉宾回到广西参加庆典活动。

父亲密切关注新中国经济的发展,曾多次参加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到东北等地考察新中国的工业成就,父亲为之欢欣鼓舞。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国家给了父亲特殊营养补助,生活基本无虞但父亲对国家和人民面临的困难,感同身受,十分焦急。他认为经济政策出了偏差。为此他曾提笔写信给周总理就此建言,后受母亲劝止。1960年,父亲作为民革成员进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二期学习,为期一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统一政策。1963年,父亲被查出患脑动脉硬化银行为照顾他,调其任参事室参事,但父亲仍然忘我地钻研业务,抱病编写了《对外贸易收汇问题》一书。后因“文革”开始该书未能出版。父亲曾对银行总行党组织表达过加人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党组织认为父亲作为民主人上会起更大作用,建议他留在“民革”内,为党的统战线出力。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回到北京。经银行党组织指示,父、母亲去宾馆与李宗仁会面。父亲当初截留李赴美旅费,后又与从美归来的李会面,都是遵循党和人民的利益。1966年6月,“文革”开始。父亲密切注视形势发展。一天,父亲手持一份“红卫兵小报”兴冲冲地对我说“就是这件事了!”这份报详细登载了父亲当年在陈泊和梁侠领导下,亲率桂山、桂海两轮起义的详细经过。父亲对他当年的革命行动始终是感到自豪的随着“文革”的深入,乱象丛生。父亲开始意识到问题,他对我说,这是“极左”。后来我从北大毕业,分到边疆农场,用非所学。父亲叮嘱我,莫荒废了学业,说“将来国家会用你的”。现在回想,他当时已看出,国家终会回到历史发展的轨道。在“文革”中,父亲受到有关单位的保护,幸未受到任何冲击。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第一号令”,指示“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在京中央单位因此陆续疏散。父母亲随总行疏散至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在此期间父亲完成《帝俄利用货币对中国掠夺的罪行》一文。

1970年,父亲从河南返京。他突然获悉儿子津泽因反对“四人帮”而被迫害入狱,精神受到强烈刺激,病情加重,于1971年3月12日因脑血栓病不治逝世,终年69岁。去世时,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统战政策,未能及时开追悼会。1979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父亲补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悼词这样评价父亲:“赵可任同志是一位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在一一列述了父亲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所作的革命行动之后,悼词称,父亲“为祖国、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卓异的贡献”。父亲遗骨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父亲一生爱国,想为发展广西经济出力,但由于国民党和桂系的腐败黑暗,使他力不从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选择了跟随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新中国建设。他常对我说,要“跟上历史潮流”,他是这样做了的。今天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父亲九泉之下若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赵溶泽,现居美国明尼苏达）

注:本文根据以下材料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