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京希,男,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原副主编,主要从事政治生态理论、编辑学研究。

摘 要

办刊理念的高下,决定一本期刊的运势。如果对七十余年来《文史哲》的办刊路径与理念予以凝练,那就是坚持“长期主义”原则,着眼于“潜结构”和“长时段”,倾力于学术史价值及其追求。从办刊策略来看,期刊影响力取决于内容的集中度。围绕集中度做文章,获取人文学界话语权,无疑就抓住了办好学术期刊的“牛鼻子”。围绕主打专题栏目这一核心,进行“归核化”经营,即构建以主打重头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形成围绕同心圆之圆点的集束簇及其向心力,从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定位,不失为一种积极而能动的办刊理念与策略选择。而所谓期刊风格或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可取代性”;没有人能够无视或取代你的存在,就是你最为根本的个性和特色。对此办刊风格予以代际传承与遵循,进而形成传统,便会最终达至“以个性塑就品牌,以品牌张扬个性”的化境。

关键词

《文史哲》;办刊理念;期刊特色;“长期主义”;归核化经营;三盲匿审

2021年5月9日,值《文史哲》杂志创刊七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给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界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和努力目标:“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梳理与总结《文史哲》七十余载的办刊历程,它的风格或者说是鲜明特色,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孜孜于以古典性、人文性、高端性为特色的“人文小综合”品牌化建设,以期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也因此,在2017年季春时节,时任总理李克强同志视察山东大学之际,特意走访《文史哲》编辑部,寄语全体编辑人员“汲取传承优秀的人文精神,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

回顾《文史哲》的成长与发展历程,如若说在办刊经验上有何值得总结与提炼之处,私以为不外乎如下五个方面:学者办刊,编研一体;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一核多元”,制度先行;内容为“王”,传播为“后”;个性为本,“只做唯一”。

一、新中国人文学术潮流的引领者

——《文史哲》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创办学术期刊难得一见。至1951年,新办学术理论性期刊不过三几家——学术界知名民主人士创办的《新建设》、中宣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学习》以及山东大学创办的《文史哲》。《新建设》和《学习》“文革”初期停刊后再未复刊。与之不同的是,《文史哲》虽然经历因“反右倾”斗争和“文革”而两度停刊的坎坷,但停刊及由此造成的间隔无论长短,随后又都接续新命,绵延七十余载而不绝,近乎全程参与因而见证了新中国人文学术的风雨历程。从这层意义上说来,它在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界乃至人文学界,更在新中国人文学术与思想发展史上,无疑具有活标本意义。

《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5月1日,是一份在海内外人文学术界享有巨大声望的老牌学术期刊,是一份反映中国大陆大学文科学术水准的老牌学报。它一直是学术发表的主要园地,人文学术潮流的引领者,更被学界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在海内外深受尊重和推崇。

《文史哲》杂志自创刊起始,就呈现出主动引领学术潮流、激发学术论争的旨趣。华岗社长规定,《文史哲》杂志每期尽可能推出一名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因此,一大批著名学者都是在《文史哲》杂志刊发了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如李泽厚、庞朴、李希凡等。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大都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文史哲》杂志也因此而驰誉学界,广受称道。

《文史哲》杂志的办刊历程虽间有坎坷,但就其办刊史而言,始终不渝地坚持进行以古典人文学术为重点的传统文化研究,则是其根本性特色与风格。

为了助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挣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理论尴尬,自2014年起,《文史哲》编辑部与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合作出版《文史哲》国际版。国际版虽然仍以《文史哲》杂志厚重的古典汉学风格为尚,但又绝非《文史哲》中文版的简单转译,而是以专题刊的形式,基于《文史哲》中文版在海内外学界的既有声誉和影响,通过对中国人文学术的整体性与前沿性关注,将自身打造成为国际学界了解中国大陆人文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动态的重要窗口。

二、学者办刊,编研一体

——《文史哲》的编辑队伍建设

学刊编辑角色定位,是走职业型专家之路,还是趋向编学兼修的“杂家”之途?在本人来看,做一名“杂家”,可能更符合编辑实践的内在角色要求和学术期刊编辑规律。尤其是人文类“小综合”或“大专业”学术期刊编辑工作者,虽然面对的是文、史、哲三科的分科稿件,但由于这三门学科传统上的合一性与交互性,即对责任编辑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素养提出了更严苛的会通性要求。社科“小综合”或人文社科大综合期刊的编辑角色定位亦同此理。作为一名人文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编辑,如果学科出身单一,所受专业训练过于狭窄,知识结构受限,总会时时感觉到对于本职日常工作的力所不逮。故而,每逢年度选题策划等编学互动活动,也就难以发现和提出超越学科的形而上问题或话题,当然,也就不能满足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于编者的角色要求。

由此可见,所谓“杂家办刊”,隐含双重内涵。一是就编辑主体而言,须确立编研结合、编研相长的学科自觉,进而实现“编”与“学”的对象性互助、互补、互长与互成;二是通过一定的人事制度改革和相应的约束激励机制建构,打通编、研、学之间的人为壁垒,实现学者身份与编辑身份的一身二任和有机统一,从而将富有专业学养的专家型学者吸纳、充实到编辑队伍中来。

人才是事业的基础,学术期刊事业同样如此。创刊伊始,《文史哲》就探索并奠定了“学者办刊、编研一体”的优良传统,赓续七十余载而不绝。也正是得益于“学者办刊、编研一体”这一“编统”,《文史哲》才真正成为学术的园地,学者赖以成长的摇篮。20世纪80年代时任主编丁冠之先生,不仅积极倡导“编辑要当杂家”的理念,而且更主张“编辑学者化”,鼓励一干青年编辑争做学者型编辑。当然,这是专就职业编辑而言。职业编辑虽然有自己的专业职守,因此也有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但具体到邀约与编辑稿件,则应打破学科限制,具备跨学科组稿和编稿的技能。初时,责编可能不太适应此种高标准要求,久而久之,随着在编辑工作实践中的不断学习与磨砺,以及与不同门类专家学者的广泛交往,编研眼界便会变得日渐开阔起来,之于相近学科也会逐渐熟稔起来,自然也便更加游刃有余。所以,《文史哲》杂志的责编,往往都是跨学科组编稿件,这由文末责编落款便可明了。

在编辑队伍建设方面,《文史哲》杂志一直以来的做法,即在于编辑人员编辑职能与学者职责的一肩双挑,形成编研结合、编学相长、编学互成的有机生态结构。在编辑之余,责编尽可能地挤出时间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编研相长,互为助益。也正是得益于“编研结合、编研相长、编学互成”的编辑理念,《文史哲》厚重、扎实的办刊风格,才得以不断发扬光大。作为配套措施,一直以来,本刊编辑队伍的职称评定都是划归科研教学序列,而非局限于编辑出版这一教辅序列。因此,编研结合、编研互长、以研促编,已然成为《文史哲》编辑部的“编统”与“学统”。也因此,一茬接一茬的编辑人员得以成长为编研一体的复合型人才,从而为期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不竭动能。

三、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

——《文史哲》的作者队伍营构

“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二者有机统一,相得益彰,是《文史哲》赖以立足刊界乃至学界的一大法宝,更是《文史哲》七十余年来持之以恒、赓续不变的办刊传统。

创刊伊始,《文史哲》就把“扶植小人物”当作自己的学术使命,着意发掘和推举富有潜质的学术新秀。在《文史哲》的识拔和鼓励之下,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由此走上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李希凡、蓝翎、李泽厚、汝信、庞朴、汤志钧、韦森等著名学者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处女作,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成名作。20世纪50年代,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因为重评“红楼梦研究”而横空出世,毛泽东写给政治局部分同志的公开信,就是因为《文史哲》扶植小人物、倡导新的研究范式而引发。李泽厚先生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就发表于《文史哲》1955年第2期。由此,《文史哲》杂志以善于扶植学术新人、识拔“小人物”而闻名于学界。2005年李泽厚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你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很有名了。我第一篇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1955年4月发表。一些老教授很吃惊,不知道这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外国朋友来信,称李泽厚‘教授’,其实我只是个实习研究员。”著名经济学者韦森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其处女作,即被分为上下篇刊载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史哲》杂志。

“延揽大学者”,也是《文史哲》从创刊伊始即形成的优良传统。《文史哲》甫一创刊,就展露出大刊气象,一大批著名学者,像王亚南、吕振羽、顾颉刚、任继愈、季羡林等先生无不慷慨赐稿,得意之作首选在《文史哲》发表。七十余年来,这一传统一直为《文史哲》所执守。1998年,季羡林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顿有一登龙门之感。”

四、“一核多元”,制度先行

——《文史哲》编辑工作的制度化型塑

期刊内在质量的高低,决定着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围绕内在质量这一核心,对期刊进行个性化塑造,进而提升期刊的核心竞争力,无往而不胜。只是,以质量为内核、以个性为其表现形式的核心竞争力的获得和稳态保持,又离不开一个前提,那就是内部制度建设。

本人所理解的制度建设,由两个层面构成,即普遍性制度建构和个性化制度建构。对于前者的建构,须遵循学术期刊共同体所探索和凝练而来的普适性规律;而对于后者的建构,其用意则在于塑造期刊成长与发展的个性化品格。

(一)普遍性制度建构

结合本人所任职的《文史哲》编辑部的工作实践,保障期刊的内在质量,使之始终处在一个稳中有升的恒常状态,在编辑队伍比较精干的前提下,窃以为有三个带有普遍性价值的制度法宝,须臾不可离:一是以“三盲匿审”为特征的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二是“三校加会校”制度;三是以奖惩为手段的激励约束机制。

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的确立,是一本期刊内在质量得以保证的第一制度前提。其最为可取之处有二:一是只认质量不认人,客观公正;二是同行评议,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文史哲》的选稿用稿流程,就是内部三审加“三盲”匿名审稿,以及重复率审核。正是初审、复审、终审与匿审诸环节协同合作,方使得刊文的内容质量得以恒定的制度化保障。不同于常规“双向匿名审稿制度”,所谓“三盲匿名审稿制度”,即审、作、编三方互为匿名,以使匿名审稿制度的运行过程及其结果更为客观、公正。

严格的校对制度,是编校质量得以保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我刊实行的是“三校加会校”的校对制度。具体做法是,清样的一校,由责编与作者分别校对;二校仍归责编负责;三校则实行“会校制”,由分管副主编组织校对小组集中办公,共同校对;遇有争议问题,现场讨论。如此,经过三个校对批次,四个校对环节,基本上就将差错保持在优级水平。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前任理事长潘国琪先生,在2005年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中期检查环节,曾以挑剔的眼光审读《文史哲》;尤其是涉及经典著作引文,更是非常仔细地核查原典,结果却极少发现语法和引文方面的差错。潘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我曾核对过一篇文章中38处经典著作引文,竟未发现一个字、一个标点的差错,在‘十引九错’、浮躁风气盛行的当今,能做到这一点,实在太不容易!”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保持上述制度的刚性约束始终有效?我们的做法,就是建立以奖惩为手段的激励约束机制——年终岗位津贴的发放与责编制度执行的效力相挂钩。比如,在内容层面,将绩效奖励与责任编辑的专题设计和组约稿件情况挂钩,和组编稿件的学术反响挂钩;在编排规范层面,则将绩效奖励与责任编辑的年度差错率和遵守形式规范的程度挂钩。

(二)个性化制度建构

如果说,普遍性制度建设意味着期刊界所共同面对的内外在质量问题的解决,那么,个性化制度建设与安排,则决定着期刊的风格、气度和个性。个性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个性,期刊的“这一个”与“那一个”就没有了界限,也就失去了一本期刊存在的意义。换言之,比起只是注重普遍性制度建构但缺乏个性化制度建构的期刊,有意识地进行个性化制度建构的期刊,其个性化品格的型塑或许更加成功,因而更加富有以独立精神为内涵的“刊格”。《文史哲》的个性化制度建构,就是遵循“不做第一做唯一”的特色化办刊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个性化制度建构方面,应当说,《文史哲》编辑部近年来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办刊理念的制度化。根据期刊的办刊传统,把办刊宗旨凝练为:“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并制度化地贯穿和细分于栏目设定、组约稿件、组织相关学术活动的日常工作之中。

2. 将“《文史哲》人文高端论坛”“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化、常态化,也即制度化。以办刊宗旨为遵循,自2007年起,本刊策划举办“《文史哲》人文高端论坛”,把它作为联络作者的媒介、发掘学术生长点的园地,广邀国内人文学术重镇,对重大人文学术话题展开专题研讨。该论坛迄今已举办了十一届,效果良佳。“青年学者工作坊”属于2018年新拓展的、密切潜力作者与期刊亲和度的新业态,也将成长为制度化操作。

3. “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的制度化。为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突破、新发现,引领人文学术潮流,推动人文学术研究方向的深度调整,自2014年起,《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手开展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该活动已然成长为本刊的标志性、品牌性外围举措,对于人文学术的社会化扩展与普及,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4.将“文史哲丛刊”制度化。《文史哲》向有与出版社合作,结合自身特色编辑出版专题图书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曾编辑出版《治学漫谈》。21世纪初以来,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分期分批编辑出版“文史哲丛刊”,已经陆续出版近四十册。如此,既传播和普及了人文学术,又以另一种形式扩大了期刊的社会影响力。

五、内容为“王”,传播为“后”

——《文史哲》的数字化探索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数字尤其是大数据时代,所谓“内容为王”“以内容生产为本”的既定认知已经过时,传播则超越内容的重要度,跃升至首要位置。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在内容与传播之间,是本质与手段的关系。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传播都只不过是为内容服务的工具,而不可能撼动内容的根本性地位。失却高质量的内容,传播即丧失其存在的依据与价值。

不过,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觉察到,从“酒香不怕巷子深”到“酒香也怕巷子深”,是数字化时代传播思维的巨大代际转换。对于数媒时代的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而言,如果说内容依然位尊为“王”,那么随着数媒技术的日新月异,传播显然已悄然跃升至“后”的地位。

而今,数字化已经演进到融媒体时代。融媒体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就编辑出版业态来说,业已表现出清洁、环保、简单、快捷、方便、节能、通用、共享的特征。如果说,纸媒时代学术期刊编辑担负的就是单一的组约、编辑稿件的职责的话,那么,在数字化时代,则必须转换身份,既要当一个好编辑,也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内容销售员”。既往,我们的工作只是局限于内容生产,不需要也不掌握传播手段——那是邮局的职责。而今则大为不同,编辑手中握有“数媒”,占有了传播的主动权,因而我们的职责也就从生产环节延展到传播环节,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有意识地去利用好这一手段。

具体到《文史哲》的数字传播,目前分为内外两个渠道进行。外部渠道主要通过知网、超星等数字平台,以及DOI来完成;内部渠道则由本刊网站、官微和微信公众号构成。这里主要谈谈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情况。

本刊微信公众号开设于2015年,由一个四人数字小组负责运营。推送内容和推送节点安排围绕杂志编辑工作周期合理调度。除却编辑部的节点式重大活动,如“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人文高端论坛”等讯息需加急推送,日常一般保持每周两推的频度。公众号栏目细分为“重点推荐”及“周末悦读”。前者分区间划定推送主题,主推本刊所刊发的纯然学术文章,推送时点一般安排在周中;后者所推多为本刊所刊发的治学漫谈、人文学界逸闻等“轻阅读”内容,安排在周末推送。

由本刊近十年的推送实践来看,微推送自有其内在规律及相应的技巧。本刊微信公众号之所以选定每周两推的频度与节奏,是基于过频会形成对订户的搅扰、过疏则会造成订户流失的读者心理考量。此外,每次推送的当日时间节点安排也应有所讲究。从推送的年度数据表可以看出,点击量排名靠前的文章,除却选题与内容的“吸睛度”因素而外,就推送节点而言,大多产生于下午和傍晚。因此,精准选择并固定具体推送时段,也是增加微信公众号订户的重要途径。

截至目前,本刊微信公众号点击量在全国高校学术期刊界位列前五名。

六、个性为本,“只做唯一”

——《文史哲》的品牌化努力

学术期刊虽然不同于一般企业的产品,面向自由竞争的市场,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商品,也要面对同类商品之间的竞争。只是,它有其特殊的商品属性,不以销量和盈利为追求的目标,而是以发表精良的学术成果来赢取读者,获得赞誉。因此,作为学术期刊的拥有者和生产者来说,同样也需要重视品牌化建设。但凡在学术期刊市场竞争中始终居于有利地位的学术期刊,无不高度重视品牌化建设。

品牌不仅仅是指期刊的名称和名头等外在形式,它还传递着期刊的内涵、特色、风格等信息,以及办刊人的理念、品位和境界。期刊的内涵也就是内在质量,是支撑期刊品牌的最主要因素,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唯一因素。只有狠抓内容建设,走内涵发展之路,且坚持对于既定风格、特色甚至个性的代际传承,辅之以可持续性专题栏目的策划和组织,假以时日,方可创出富有学术乃至社会影响力的品牌。

个性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不可取代性”。所谓个性化建设,就是从期刊的风格定位、内在质量,到选题策划、栏目设计,无不朝着“不可取代性”的方向去进行主观努力的过程。循着这样的轨迹去努力了、实践了,期刊个性的形成,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打个不一定恰切的比方,期刊的个性恰如“美眉”的脸,风格不同,美而各异,才楚楚动人,吸人眼球。

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以期刊的独特优势和个性为核心的竞争能力。在办刊理念上,它主张进行以主打栏目为核心的“归核化”经营,即以主打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化经营。由于同心多元化以主打栏目为轴心,因此,它比“无关多元化”——毫无特色的栏目拼盘——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它主张期刊依据自身优势,在学术市场竞争中自觉进行差异化分工,各自培育不同于别人的优势栏目,进而形成个性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它主张期刊间的竞争从盲目的、雷同化的死磕转向理性的、以差异分工为基础的个性化竞争,以个性取胜,以差异互补。比如《文史哲》的“疑古与释古”专题讨论、“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专题栏目,都是通过个性化专栏设置体现差异化竞争优势。

此外,我们所坚持的另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差异化”做法,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一条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

《文史哲》所刊出的大都是专家和学者们的积年之作,学术含量的高低和学术功力的深浅一直是编辑部取舍稿件的基本尺度。在这方面,《文史哲》杂志的最高追求,是希望它所刊布的作品,能更多地进入未来的学术史之中。所以,《文史哲》既要引领学术潮流,又不能追风猎奇,走轻浅轻浮之路,不能搞那些短、平、快的东西,不走哗众取宠的捷径。刊发在《文史哲》上的文章,当然希望能更多地被转载和引用,但《文史哲》并不被影响因子所左右,它的办刊目标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谋求在人文学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印痕,以繁荣与推进学术。就此来说,所谓量化评价指标的诸要素,真正有利于学者沉潜于学术研究的判定指标,不是“即年指标”,不是“两年影响因子”,更不是“被引总频次”,而是判断一本期刊所刊载内容之历时性价值的“被引半衰期”。因为它衡量的是一本期刊或一篇文章的历时性或历史性价值,它鼓励作者“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而不是着意于一时的喧嚣。在此意义上,作家残雪之于伟大小说作品的看法,同样值得学者、办刊人和有关评价体系的参与者深思: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是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作品。就读者的数量来说,这类作品不能以某段时间里的空间范围来衡量,有时甚至由于条件的限制,一开始竟被埋没。但终究,其读者远远超出那些通俗作家。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学术性尺度的把握,于编辑者而言,通常难以拿捏。本人以为,遵循“沉淀性”或者是“时滞性”原则,可能能比较好地协调学术性与政治性或现实性的关系问题。从学术角度而言,只有给事物的发展演变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再予观察和研判,所得出的结论方可更加客观,因而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换言之,就《文史哲》而言,它的办刊路径实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长期主义”原则,着眼于“潜结构”和“长时段”,倾力于长时段学术史价值及其追求。

七、结语:“我们都是过客!”

全国文科学报研究会前任理事长龙协涛先生曾如是说:“研究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和发展史,不能不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不能不研究中国的学术期刊史;研究中国的学术期刊史,不能不研究《文史哲》的创办与发展的历史。”由本文上述粗线条梳理,不知在诸君的脑海里,是否形成了之于《文史哲》办刊理念的大致具像?著名美学专家、前任主编陈炎如此概括《文史哲》的风格和特色:“理通儒释道,学贯文史哲。”史学理论名家、现任主编王学典则如此表达:“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这两种表达的共通之处,都是主张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打破学科界限;沟通与融合人文诸学科,甚至延展至应用学科。换言之,即以问题凝练和统领学科,超越学科界限,实现融合发展。同时,又把期刊的这一风格定位凝练和型塑为一种足可“跨代际”遵循和传承的自我传统,使之不因办刊人的代际更替而转换。“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既是《文史哲》的办刊宗旨,也是它不变的使命!而上述所有这些做法,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致力于以古典人文学术为特色和风格的集约化与品牌化建设,发掘潜在人文学术话题,抓取人文学界话语权,以期提升期刊核心竞争力。

“我们都是过客,而《文史哲》杂志是永在的!”这是《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先生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扩而言之,此语内涵丰富,意味着一代代编辑人所从事的,无疑是一项高尚的、足以彪炳学术史册的学术传承与弘扬的事业,值得业者备加珍视。

（本文来自《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 ）

参考文献和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