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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路与东南勃兴

西汉年间，中国开启了丝绸之路，此时开始商人就成为了丝路各国贸易有力的推动者。到了公元651年，这年的大明宫麟德殿里，唐高宗接见了来自大食国的使节团，从此两国正式开启了官方贸易，而且多以海路为主。

最近恰逢“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今天就来说说阿拉伯海商与古代中国的贸易。

相比于陆运，海运的性价比无疑要高的多。而航海技术发达的阿拉伯海商很早就学会了利用季风代替传统的沿海岸线的航行（大司马按：1世纪罗马帝国的希腊人发现了季风，罗马人那会就利用季风往返印度洋了，比东亚早很多）。所以，他们的船只可以通过海路从波斯湾直达中国。

具体航线是从波斯湾（今伊朗）出发→马斯喀特港（今阿曼首都）→信德（今巴基斯坦南部港口）→马拉巴地区（今印度西北部）→奎隆（今印度西南部）之后沿着锡兰（今斯里兰卡）南部进入马六甲海峡，再进入到中国南海的中南半岛沿海岸线驶入广州。

而在到达马六甲海峡之后还可以不进入中国南海，先往南到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经过爪哇岛（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到达民都洛岛（今菲律宾），在当地先开展一次贸易，然后再向北航行，进入广州。

而唐廷为了吸引更多阿拉伯海商前来从事贸易，实行了一系列的全方位优惠政策。比如说在宗教上唐廷准许阿拉伯人建立伊斯兰蕃坊。律法上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也可以使用伊斯兰教法。此外，甚至还包括见李隆基可以不用跪拜，比唐人的待遇高多了。

而在经济上，当阿拉伯海商进入港口之后。唐廷会先委派市舶使（內宮的宫人）以高于民间的价格先行购买宫廷所需物品。而为了防止市舶司官员趁机敲诈海商，唐廷也多次下令不得重复收税。

在唐廷诸多政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阿拉伯海商来到广州开展贸易，并从广州一路向东，来到了泉州，再北上到达了明州（宁波）、扬州等港口。这是因为相比广州来，泉州等地多与日本、高丽有贸易联系。

所以阿拉伯海商也逐渐发现了日本、高丽等国产品的利润，而这些产品在广州则无法获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泉州等地的关税在当时远低于广州。

如此一来，唐代中国除了广州外，别的港口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阿拉伯海商，他们也成为唐廷发展海上贸易的重要外商。

特别是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战败和安史之乱爆发后，传统的陆上贸易通道被吐蕃切断，无法与西亚诸国取得联系，对外贸易只得更加依赖阿拉伯海商。

此时的阿拉伯世界正处于阿拨斯王朝的统治时期，王朝的统治阶级对于中国商品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这些海商带回来的商品也成了阿拉伯世界的“网红产品”，所以东西亚之间的海上贸易有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但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此后的唐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之后，华夏大地各处军阀割据，战火更导致了广州甚至有十多万阿拉伯人被屠杀。

而阿拨斯王朝也开始了内乱，双方海上贸易都很少能在本土进行，只得在马来岛等南亚地区做“中转贸易”。

泉州凭什么取代广州

好在之后宋王朝的建立，本土港口重新开始使用，双方海上贸易得以恢复。阿拉伯海商也终于重新出现在了北宋的几处贸易港。而北宋的海外贸易也因为得益于阿拉伯海商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重新开始设置了港口的市舶司。

宋代市舶司的主要职责归纳起来主要为以下四点：

1、对进出口的商品做严格的审查，特别是金属和军用物资的出口。之所以这么规定则是因为宋代的金属货币是铜钱，而宋代铜钱的购买力，在国外超过国内，所以宋廷规定了走私货币出境者处死。

2、制定商品关税，且要保持稳定。

3、买政府的专卖品，然后转手卖给民间。

4、接待海商船舶。

此四项规定后三条几乎全为对海商的优惠政策，所以在市舶司建立之后，国内的官商私商有法所依，关税税制稳定，北宋的海外贸易规模从此时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特别是泉州的崛后，北宋便在元祐二年（1087年）设置了泉州市舶司。此举更是为北宋带来了大量的税收。

而泉州之所以能崛起，很大一个原因是唐末的广州城里发生屠杀阿拉伯人事件，使得他们的“后代”可能还心有余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前往广州。

相比较下的泉州，则在五代时有号称是琅琊王氏出身的王审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在福建建立闽国。

从“立国”到北宋初的时间段里，闽国一直采取“保境息民”政策，大量招抚北方移民，建立生产，泉州的人口与航海业此时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同时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还将泉州的城区扩大，并种满了刺桐。泉州从此享有了“刺桐城”的美誉）。

其次是泉州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泉州港周围海域大多为深海水区域，可让众多的海船停留。其中大多数港口都处在洛阳江和晋江交汇出海口，同时具有海口与河口的特性。

这些都是优良港口的必要条件。而且又处于亚热带，是终年不冻港。再加上北宋政府的大力开发，到了北宋末已经将泉州开发成了“三湾十二港”的超级大港。

当然自然海风也必不可少。福建海域冬季刮东北风，夏季刮东南风。这让阿拉伯海商不管是去东北亚的高丽、日本, 还是去南亚各国都十分便利。而相比较下，广州的季风时节只适合向南航行，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很少有时间可以去东北亚。

如此一来，不光是阿拉伯人，诸多被带动穆斯林国家商人也开始来到泉州经商，而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指南针在航海中的使用、航行海域的探索等都让泉州造船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也让泉州大量的本地商人也开始出海，甚至还开辟了一条新的海上航线。

原本阿拉伯海商走的是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然后向东的北线，但泉州华商开辟了向西穿越马六甲海峡以后，从马尔代夫海域经查戈斯群岛（印度洋中部）和塞舌尔群岛、再往东航行可直达科摩罗（东非）、红海的南线。

可就是说，比起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其实最晚于北宋末，中国的部分船只从泉州出发到东非的航海路线其实已经出现在了历史中，甚至这几处的贸易品都被史料记载了下来。

蒲寿庚的商人城邦

北宋时代，因为航线的变化以及黄巢在广州屠杀阿拉伯人的惨痛记忆，泉州开始崛起，但真正代替广州成为第一大贸易港，则是在南宋时期。

因为南宋迁都到杭州后，杭州便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城里也汇集了大量的达官贵人。海外贸易品就成为了这些人的刚需。而泉州距离杭州比广州更近，所以无论是海运还是陆运，都比广州快的多。

另一方面，而杭州、明州等港口则因为金军曾经多次攻入江南，严重破坏了两地及周边的贸易设施，泉州则距离金军遥远未遭破坏。

阿拉伯海商出于航海成本和战争风险的多方面考虑，选择了在泉州进行贸易。所以泉州能成为第一大港，阿拉伯海商可谓是“居功至伟”。

但是到了南宋中后期，此时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被蒙古人所灭。传统的阿拉伯海商已经被更多的穆斯林国家海商所代替。而泉州乃至南宋的国运也迎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现在重点说下一个穆斯林商人：蒲寿庚。

蒲氏家族在宋初移居到了泉州。泉州附近海域，商船甚多，但也滋生了海盗。而宋朝后方官军战斗力羸弱，宋廷根本无力围剿，再加上南宋初战争形势严峻，所以当地的官僚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组建了名为“福建左翼军”的军队，但是宋廷根本无力供应军饷及开支，泉州当地官员只得仰仗穆斯林商人。

蒲寿庚不仅是当地名商，而且拥有“家仆数千”。随后更是在平定海盗战争中因立有战功而被宋廷任命为泉州市舶司提举官。之后的泉州在蒲寿庚的管理下，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与权限，进一步开展海外贸易的同时还让众多的穆斯林外商来泉州居住。

这样的举动虽然让泉州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这样的发展事实上却让泉州成为了穆斯林商人的“国中之国”，在南宋末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1276年3月，蒙军攻入杭州，张世杰只得组建流亡小朝廷，到达泉州时，蒲寿庚居然屠杀了在不少泉州的赵宋宗室（大司马按：其时居住泉州的赵氏宗室欲借张世杰军队夺蒲氏财产，故被蒲氏反杀）。明初朱元璋大赦天下，但仍下令，将蒲氏后人男子充军，女子沦娼。

之后，张世杰围了泉州城70多日，蒲寿庚居然还组织“外商武装”把张世杰打退了。甚至还给随后赶来的蒙军提供了大量船只，蒙军也因为得了这些船只才得以快速追击张世杰至崖山，最终灭掉了南宋的残余势力。

事实上，南宋的灭亡固然有自身的原因，只不过以蒲寿庚为首的穆斯林商人也算是给了南宋“最后一击”。

与海贸同步：盛于元而毁于明

但是客观上来说蒲寿庚的投降，也使泉州城尽可能的免受了战争的摧残，忽必烈本人也很器重蒲寿庚，并在1277年重新设立了泉州市舶司的时候任命他为市舶司提举。

比起泉州港免于战火，广州则遭遇了蒙军的多次屠城。所以从元灭宋之后，元廷只得经营泉州港。

而在蒲寿庚掌管市舶司后，这个部门的权限则被进一步放大。元廷不仅取消宋代市舶司的部分商品只允许同官方交易的制度，在普通商品上税收上比宋也更少，这对海外商人来说，其利润要比宋代还高，所以来往船只比宋代更加频繁。

贸易范围自然也就更广，比起南宋海外贸易顶峰时期《诸蕃志》中的58个国家和地区外，元代的《岛夷志略》中记载贸易国和地区达到了98个。

另外，在唐宋时期，外商只能作为“侨民”，而元王朝则直接给了户籍，这也使得外商有了更多的“居住自由权。”所以之后的泉州世界各地的外商人口逐年递增，其中尤以穆斯林人口为甚。

同时忽必烈还遣使往海外，进行“招谕”，担任此等重任的，自然又是以蒲氏为首的穆斯林海商居多，而外国使节前来朝贡又多走泉州进入。这样一来，泉州不仅作为贸易港，更作为行政港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除了经济、行政的职能外，泉州的军事地位在元初也开始显现。因为泉州有非常发达的造船业，这里也成为了忽必烈远征日本和爪哇最重要的造船厂。所以在元初泉州在经济、行政、军事方面都取代了广州港的地位，成为了“东方第一大港”。

也好在元王朝不仅地域辽阔，而且自唐以后实现了大统一。为维持统治，元王朝重修了运河与众多驿路，南宋灭亡之后又兴修了众多水利工程。泉州港的贸易商品也正是由于元王朝便利的水陆交通得以“消化”。

但在历史的轮回下，元朝泉州港的命运也和宋一样：盛也外商，亡也外商。

元末，土地兼并、通货膨胀、自然天灾等王朝末日因素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从泰定三年（1326年）开始，泉州屡遭起义军攻击。随后几年，泉州均遭旱灾。到了至正十七年（1357年），泉州居然还发生一场外商之间的“军阀混战”。史称“亦思巴奚兵乱”。

这年莆田发生了农民军起义的“陈林之乱”，元廷便派泉州城里的赛浦丁、阿迷里丁两名穆斯林外商出钱组织军队去镇压，后来起义镇压了，但这两个外商手上有了军队之后，便不听元廷号令，并企图独占泉州。

元廷只得再派泉州城里的穆斯林商人阿兀纳（蒲寿庚女婿）组织军队去镇压赛浦丁和阿迷里丁。没想到“悲剧重演”，阿兀纳将赛浦丁、阿迷里丁镇压后，自己又开始拥兵自重。随后还多次驱逐元廷派去泉州的官员。

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元廷封陈友定为福建行省左丞，陈友定才攻陷泉州，此时泉州才算回到了元廷手里，亦思巴奚兵乱也得以平息。泉州经过此次将近十年的战乱，人口凋零，众多富商迁居别处。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明洪武元年，汤和率领明军生擒陈友定。随后明军攻占福建全省，只不过屡遭战火的泉州已经无法再开展航海贸易。再加上明初朱元璋对沿海下达了“禁海令”，泉州只能作为接待琉球朝贡使的口岸来使用。

到了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声势浩大。巧合的是郑和也是穆斯林商人的后代。而这次浩大的航海工程，使得泉州港作为辅助港口出现了短暂的复兴。但是随着古代华夏最后一次大航海的结束，泉州再次走向衰落（大司马按：郑和的出海是为消灭中国民间海商，由明朝官府垄断海贸，正是郑和下西洋本身终结了中国的大航海）。

到了成化八年（1472 年），泉州市舶司移至福州。经历了近400年的历史的泉州市舶司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此时的泉州港虽然再也见不到宋元时期的繁华，但无疑靠着穆斯林商人崛起的泉州还是给华夏子孙留下了一个曾经辉煌的大航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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