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另署名除外）

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实习生 黄绮雯

名家与南粤

1926年夏，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作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革命氛围热烈。1927年年初，鲁迅便怀抱“和爱而一类的梦”从厦门到广州，在中山大学执教。

从1927年1月18日到9月27日，鲁迅在广州度过的近九个月时光成为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其生活、思想、文学创作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广州鲁迅”，是复杂、鲜活、多元而立体的。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旗手，鲁迅从广州革命的崛起和流变中对革命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作为广东女婿，鲁迅走进市井享受最真实的南国生活，在广州度过了人生中最浪漫、最柔软的时期。

汤小铭《永不休战》1972年 广东美术馆藏

双向奔赴

1927年1月18日，接到中山大学聘书的鲁迅乘“苏州”号轮船由厦门抵达广州，入住学校“大钟楼”西面二楼的一个房间。两个月后，鲁迅搬到了白云楼。

故而，广州有两处纪念鲁迅的旧址：一是位于文明路215号中山大学旧址的“广州鲁迅纪念馆”，另一处是位于白云路西段7号的“鲁迅故居”。

“鲁迅故居”目前未对外开放。但据鲁迅夫人许广平生前的回忆，这个寓所的会客厅设在入门处，客厅的窗户正对着马路，透过窗户，可窥见楼外的一切景物。在这里，鲁迅写下了名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至今广为流传。

鲁迅在大钟楼的起居室与白云楼很相似，房间摆满了线装书，灰蓝色的窗帘前放着一张书桌。一阵风吹来，窗帘微微晃动，仿若能看到鲁迅当年在这里伏案写《铸剑》的情景。

广州鲁迅纪念馆当前所复原的鲁迅卧室环境

鲁迅与广州的相遇，是一场双向的选择与奔赴。彼时的鲁迅是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呐喊》开创了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他的学术研究专著《中国小说史略》更是一纸风行。

当时的广州文化界以及青年学生，对鲁迅也充满了期待和敬仰之情。广州鲁迅纪念馆馆长吴武林介绍，当年，鲁迅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中山大学就在大礼堂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广州青年都期待鲁迅能引领大家在“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奋斗。

面对广州的热烈欢迎和期待，鲁迅持冷静态度，因为他是抱着“野心”来广州的。1926年11月7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来到大革命策源地的鲁迅，写了不少与革命相关的文章，如《革命时代的文学》《答有恒先生》《革命文学》《在钟楼上》等。1927年3月29日，鲁迅还应邀到广州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希望青年认识到革命任务的艰巨和革命征途的漫长。

人间烟火

鲁迅来广州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许广平。

许广平出生于广州高第街“许地”，许家被称为“广州第一家族”。两人1923年相识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课堂上，在广州感情进一步加深。

“在广州，许广平既是鲁迅的助教，也是他生活中的向导。”吴武林说，当时的广州说普通话的人不多，鲁迅的演讲大半靠许广平翻译。

去越秀山五层楼游玩、游览海珠公园、逛永汉路……如鲁迅的长孙周令飞所说，在许广平的陪伴下，鲁迅迎来了他一生中“最柔软的时期，也是他最浪漫的时期”。

“在钟楼上——鲁迅与广东”展览现场，鲁迅与许广平的雕像

现在走进广州鲁迅纪念馆，还能跟随“在钟楼上——鲁迅与广东”展览重温鲁迅当年在广州的寻常生活。茶楼、酒家、影院、公园，皆留下了他的身影。其中仅茶楼就有20余间，太平馆、陆园、妙奇香、陶陶居……1927年在广州报纸《国民新闻》任副刊主编的梁式曾经多次拜访鲁迅。据他回忆，鲁迅遇到精美的点心，“样样都要试一下”，兴致非凡。

展览“在钟楼上——鲁迅与广东”

在鲁迅看来，繁盛的广州不仅饮食“极便当”，岭南佳果也令他印象深刻。“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看来，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去了本味。”除了杨桃，鲁迅也品尝到正宗的新鲜荔枝，“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

看电影也是鲁迅的一大爱好，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一文中他这样描述：“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

白云楼上

1927年3月29日下午，鲁迅从大钟楼搬到白云楼寓所，一同前来的还有许广平、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许寿裳回忆称，此间“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方以为课余有读书的环境了”。

在广州，鲁迅写下了《可恶罪》《小杂文》《略谈香港》等大量尖锐的杂文和书信，还整理了一批旧稿。《野草》《朝花夕拾》都是在这个时期编订完成的，鲁迅还续译了《小约翰》，校录《唐宋传奇集》等。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927年4月26日鲁迅在广州白云楼上写就的《野草·题辞》，成为解读鲁迅文学思想的关键钥匙。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指出，作为《野草》终篇的《野草·题辞》，可以帮助我们追问何为鲁迅的“过去的生命”以及鲁迅对待这“过去的生命”的复杂态度，“不仅忏悔着上下二十年的生与死，也连通了辽阔高深的天与地。”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崇科看来，透过《野草·题辞》诗性的语言和别致的风采，可以看到鲁迅的文学风格、文体的转换。尤其是在广州写就的《而已集》是鲁迅文章“杂性”的充分体现，自1927年之后，鲁迅的主要创作文体就是杂文，纯文学的创作很少见了。

如果说《野草·题辞》是鲁迅散文诗纯文学创作上的一座高峰，在广州发表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则成为他学术研究成果中的另一个高峰。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首次提出“魏晋风度”这一名词，并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出现一大转折的历史现象，“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由此拓宽了魏晋文学的研究层面，为中古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从此，“魏晋风度”便在中古思想文化研究领域扎下了根，一批又一批学者如宗白华、冯友兰、王瑶、李泽厚等人纷纷撰文，成为魏晋风度研究的后继者。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中指出，他研究中古文学史的思路和方法，深受鲁迅这篇文章的影响。

文艺先驱

鲁迅到广州，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新文艺运动在广州的开展。

在来之前，鲁迅就想好要联合创造社造一条战线，向旧势力进攻。遗憾的是，当他来到广州时，创造社的骨干郭沫若与郁达夫已分别于1926年的7月和年底离开了广州，或在北伐途中，或已回到上海。

鲁迅感受到广州文艺状况之落寞，叹道：“在现在，青年们有声音的，应该喊出来了。因为现在已再不是退让的时代。”随后，鲁迅与孙伏园一起，在芳草街四十四号二楼开办了“北新书屋”。书刊逐渐从外地运来，小小的“书屋”每天门庭若市，前来买书的青年络绎不绝，这些带着新思想的进步书籍极大地活跃了广州的文艺气氛。

广州鲁迅纪念馆内复原的“北新书屋”

欧阳山在《光明的探索》中写道：“鲁迅一来就把青年们吸引住了，他那一举一动，他的容貌、声音、外表，他的理发问题、抽烟、服装以及著作的介绍，都成了青年人谈话的中心……”广州的进步文艺青年都把鲁迅看成自己的精神坐标。

1927年9月27日，鲁迅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到上海后，他与冯乃超、洪灵菲、草明、冯铿等广东左翼作家仍多有交往。可以说，广东左翼文学的繁荣与鲁迅精神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作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鲁迅扶持和培养了一批广东籍青年木刻家，对广东新兴木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钟楼上——鲁迅与广东”展览上还原的鲁迅给木刻青年授课场景

广州人李桦是最受鲁迅赞赏的木刻家，同时鲁迅也会指出李桦创作中的问题，期盼他“以这东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书斋去”。1934年，李桦与赖少其、张影等人在广州组织成立了广东省第一个木刻社团——现代版画会，他个人也成为响应鲁迅号召的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此外，鲁迅还资助黄新波等人编印出版《无名木刻集》，并为之作序。1936年，黄新波、陈烟桥等在上海举办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鲁迅亲临参观，并与木刻青年亲切交谈。通过对李桦、赖少其、黄新波乃至胡一川等人的熏陶，鲁迅对广东左翼美术沾溉无限。

【访谈】

鲁迅在广州完成两个转型

吴武林（广州鲁迅纪念馆馆长）

羊城晚报：1959年，广州鲁迅纪念馆正式开放，有研究者指出展览的主题经历了从“革命家鲁迅”到“人间鲁迅”的演变过程。在您看来，鲁迅在广州呈现的是什么样的面貌？

吴武林：对鲁迅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更多的是给鲁迅打上革命家的追光，战士鲁迅和革命家鲁迅是主体形象。但是，当年在广州各界欢迎鲁迅的大会上，鲁迅就表示自己既不是什么“战士”，也不是所谓的“革命家”。

在我看来，对于革命，他是思考者、批判者，有时也是同路人，而非亲自参与革命的行动者、实践者。鲁迅期待通过革命让中国文化不断变好、不断进化，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他一生都未停止对革命的思考和探索。

在广州的鲁迅是鲜活而立体的。经历“4·15”广州政变后，鲁迅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在白云楼潜心写作，体验并领略到岭南的俗世生活之美，看电影、游园、爬山、吃点心瓜果，这些足迹都呈现出鲁迅生活化、柔情化的一面。

鲁迅去过的诸多地方今天还“活着”，有的还在照常运转，比如陶陶居、永汉电影院、昌兴街等。这些都是广州不可多得的文化名片，应该进一步活化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

展览“在钟楼上——鲁迅与广东”所展示的鲁迅在广州的寻常生活

羊城晚报：您觉得在广州的近九个月时间给鲁迅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吴武林：鲁迅在广州期间，实现了他人生的两大转型，决定了他之后十年的人生走向。一个转型是世界观的转型，鲁迅在广州看到了血淋淋的现实，看到青年告密，看到被枪杀的学生青年，他原来的进化论在此几乎“轰毁”。

第二个是职业生涯的转型，从体制内走向自由职业者。此前鲁迅不是在教育部就是在高校任职，从中山大学辞职后，他就向自由职业者转型，靠卖文为生。

也是因为这样，他在广州剩下的几个月里方能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潜心创作，整理旧稿，从事翻译。虽然鲁迅在广州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完成的作品非常多。

羊城晚报：2019年，广州鲁迅纪念馆推出展览“红的文学——广东左翼作家点将录”。在您看来，鲁迅给广东左翼文学的发展乃至整个广东文坛带来了哪些影响？

吴武林：当时的鲁迅是一位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作家和思想者，他的到来对广州来说是件大事，而且影响至今。鲁迅南下广州一方面抬升了广州文化的台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文学思想，同时他还在中大开设了三门课程，无形中影响了一批学生。

鲁迅在广州开设北新书屋、出售文艺类书籍、发表各种演讲、扶持文学青年办文学社团，这对广州一批进步文艺青年都产生了影响，大家都把鲁迅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

鲁迅去上海后，仍与一大批广东左翼文艺青年来往，欧阳山、草明、蒲风、林焕平等都受过鲁迅的影响。此外，冯乃超、洪灵菲与鲁迅同是左联七常委，他们中不少都是左翼文艺阵线里重量级的成员。

【延伸】

鲁迅遇见的香港

鲁迅与香港有过三次接触。其中两次是路过香港，一次是1927年1月17日，他由厦门赴广州路过香港，停泊一夜；一次是同年9月27日，鲁迅乘“山东轮”离开广州，前往上海，28日路过香港。

较为深入的接触是1927年2月中旬，鲁迅应邀在香港作了两次讲演：18日的讲题为《无声的中国》；19日的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 。

鲁迅在这两次演讲中指出：“我们此后实在只有这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鲁迅的文学思想在香港文坛直接播撒了新文学的火种，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尤其是香港的青年们直接受到鲁迅演讲的影响，开始脚踏实地“去做文学革命的工作”。

1927年7月11日，鲁迅在广州写下《略谈香港》。该文写到了他在香港演讲的经历，还提到他在从广州前往香港的船上所遇见的“一桩笑话”：

有一个船员认出鲁迅来，担心鲁迅前往香港会遭遇谋害，一路上都忙着替鲁迅计划上陆后如何脱身。然而到埠后，那边既不禁止、也不捕拿，但船员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鲁迅，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鲁迅在文中写道：“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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