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本文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摘 要] 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发行了半个世纪，曾是我国重要的文学外宣窗口。该期刊在选稿、翻译与出版的传播机制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文学》的办刊特色与服务宗旨。围绕以上问题，接受采访的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学》原副总编辑王明杰先生就杂志社的运作模式、译者群体等做了详细介绍，这对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外译及传播具有建设性意义。

[基金项目] 本文为胡牧主持的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文学》研究（英文版）（1951—2001）”(13CZW08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 牧，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云会（1992—），女，河北沧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英文版《中国文学》发行了半个世纪，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学者对该期刊有诸多方面的研究视角，访谈“见证人”为其形式之一。譬如，何琳、赵新宇（2017）采访了曾为英文翻译室负责人的熊振儒先生[1]，四川外国语大学课题组（2016）采访了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黄友义先生[2]，吴自选（2010）采访了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学》原副总编辑王明杰先生[3]。这些访谈覆盖面广、信息量大，进一步充实了有关该期刊的研究资料。

本访谈从传播学视角考察“谁来译”“译什么”“如何译”“译如何”，侧重探讨《中国文学》在生产与传播机制中的译者群体与人文精神。受访者王明杰先生系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学》原副总编辑，近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学以及政治文本的外译审定工作。

以下内容是笔者于2017年4月29日下午在中国外文局办公室对王先生的访谈记录，后由博士研究生朱云会整理，全文内容已经由王先生审定，特此致谢！

胡牧（以下简称胡）：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1）杂志存在了半个世纪，停刊距今近二十年了[4]，请您简要梳理一下该杂志的发展历程？

王明杰先生（以下简称王）：《中国文学》是1951年创刊的。半个世纪中，出版了590期，介绍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5]。在这50年间，杂志所译载的内容、版式、出版时间都发生很多变化，真可谓内容丰富，作者众多。

期刊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创刊到文革前，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之后。建国初期，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洪深积极倡导创办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他觉得应该通过这样一份刊物把中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近代和当代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译介到国外去。他的倡议得到了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支持。他们联系到当时在英国读书、工作的儿童文学翻译家、著名作家叶君健，请他回国主持这项工作。叶君健回国后又邀请到杨宪益、戴乃迭和沙博理等翻译家，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中译英文学翻译团队，在外文出版社（外文局前身）领导下工作。

我见过创刊号和第二期刊物，当时就放在杂志社英文组的柜子里。起初一年出一期，内容涵盖了李季、丁玲、赵树理等的早期作品，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杂志由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担任主编，叶君健担任副总编，具体工作由叶君健负责。1953年，中国文学杂志社正式成立，并于1954年开始出版季刊。20世纪，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起起伏伏，一开始因为没有多少人做文学翻译，一年出一本《中国文学》，影响力并不大。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文学翻译的状况慢慢好起来。《中国文学》后来又发展成月刊。文革时有一段时间又变成了季刊。文革前，我还没到文学社工作，之前的情况了解不多，后来我翻一翻文革前出版的期刊，发现很多译作非常出色，尤其是一些古典作品。

1970年，我到《中国文学》杂志工作，当时整个外文局进了两个英文专业的毕业生，除我以外，另一位来自上海外国语学院。因为我很喜欢文学，又是学英语的，被分配到《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实乃幸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汹涌滂湃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我们的刊物产生很大的影响。从1979年开始，杂志所刊发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批反思文学作品、反映中国人真实生活的小说登上了刊物，杂志的发行量也逐步提高。

当时每个月出一期，一大批现在很有名的作家通过《中国文学》这个杂志走向世界，像谌容、张洁、古华、张贤亮等。当时选择的不少作品都是引起社会轰动的佳作。如卢新华的《伤痕》、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绿化树》、古华的《芙蓉镇》、冯骥才的《神鞭》、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这些作家当时大都比较年轻，他们的作品通过《中国文学》走出了国门。1979年，杨宪益担任副总编，一年以后担任总编[6]。在那思想解放的年代，杂志社在何路社长、杨宪益总编辑的领导下，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发行量显著上升。80年代初，在杨宪益的策划之下，杂志社开始出版发行系列文学丛书——《熊猫丛书》。可以说这个阶段是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最兴旺的时期。

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可选的作品也比较多了。另外，《中国文学》的工作人员，都是长期搞对外宣传的，对国外情况、读者品味等多少有些了解，在政治环境日益宽松的情况下，选材的角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经过翻译的精雕细琢，一批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得以面世。

随着老一代翻译家们的退出，特别是杨宪益、戴乃迭、叶君健、沙博理等退休或调离后，《中国文学》的鼎盛阶段渐行渐远。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不容忽视，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国外对中国的了解渠道大大增加了；二是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国外译家与中国作家的接触交流也多了，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直接在国外翻译出版也多了起来。

《中国文学》杂志于2001年停刊，前前后后一共50年，整整半个世纪，就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来说，它作出的贡献可以说前无古人。

胡：《中国文学》风风雨雨五十年，从创刊到停刊，从翻译到流通，一直由政府资助，这是为什么呢？

王：《中国文学》的出版发行和政治气候是分不开的。文革期间，它主要用于政治宣传。当时译载的主要是样板戏和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如天津小靳庄诗歌，《欧阳海之歌》《艳阳天》就算不错的了。这样性质的宣传刊物，是很难在国外销售的。

《中国文学》号称发行到156个国家和地区，但实际上主要发行对象是非洲和英美等国家。当时出版发行的费用是由国家补贴的。杂志的成本（不含人员工资）大概是三两块钱，国际邮资要十块钱，而杂志的售价很低，因此没有政府补贴，这本杂志不可能办下去。《中国文学》有一个国外赠送名单，大概一百多人，包括中国驻外使领馆、大学教授、学者、名人等，除此之外就用来销售，但销路还是很有限的[7]。文革时期比较差，真正能卖出去的也就两三千册，好的时候能卖出四五千册。

《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发行主要由外文局下属机构中国国际对外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原称国际书店）负责。该公司在海外经营、联系了很多书店，杂志通过它们进入一些当地的专业书店、大学图书馆和部分公共图书馆，但是在普通书店里看不到这份杂志。

胡：在杂志的流通环节，政府提供了物质保障。在文本生产环节，《中国文学》的社长和总编，作为翻译出版的把关人，对《中国文学》源语文本的选择有什么样的标准？

王：杂志社的领导班子由社长、总编、副总编、副社长四个人组成。《中国文学》杂志的领导班子中始终有一两位在西方生活过的、或者是熟悉西方文化的同志，这个班子的对外意识相对比较强，比较注意选取体现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作品，注重人性关爱和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和情感。领导班子通过编委会实施他们的编辑方针，讨论每期杂志的工作重点，及时沟通和解决不同意见。总编辑杨宪益在每期刊物上发表他直接用英文撰写的“编者的话”，帮助读者了解本期内容，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编辑部常年订阅许多文学刊物和报纸，十几位编辑仔细阅读这些刊物，从中选取适合对外译介的作品，投稿一般不采用。即使这样，到了英、法文部手里，也有不被认同的情况。有些作品，中文编辑觉得还可以，翻译人员觉得这个作品外国人可能看不懂，或者不适合对外，就提出意见。编辑和译者在选稿方面常常会有不同看法。此时，领导很关键。杨宪益做总编的时候，处理的比较好。编辑部送审的作品，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先看，重要的作品社长也看。如果他们觉得不合适，就退回编辑部。后来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编辑部主任成为该委员会委员，这对沟通各文部的工作状况，交流和协调编辑和翻译之间看问题的角度，研究对外宣传的口径大有好处。编辑们在学贯中西的总编的引导下，在工作中逐步学习和了解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更适合对外译介，选稿质量日益提高。

胡：请您再详细介绍一下杂志社翻译部门的工作流程？

王：英法文部接到总编辑下达的作品后，由文部主任视情况发给翻译，翻译的过程是这样的，譬如，英文部主任给我一篇短篇小说，要求两个星期左右完成。我译出初稿后，交给外国专家修改，之后返还给我看一下专家修改，如果没有问题，请打字员打出清稿，交给定稿人定稿。定稿之后，由专人“整稿”，注意前后一致，首字母大小写是否正确等体例问题。之后送到印刷厂。那时候没有电脑，工人师傅通过Mono机（字母排版）或Lino机（字条排版）排字，即用熔化的铅水铸成单个字母或字条，冷却后拼成方版，四周用小木条固定，用细绳捆扎结实，再打印在“长条”（校样，我们称“galley”）上。老师傅的英文都很好，但在这一复杂的生产过程中，错误还是难免的，需要翻译们到印刷厂看校样，一面看一面改，一般要看五六次校样，多的时候可达八九次。保证没有错误，才可付印。所以当时年轻的翻译们经常去印刷厂，他们和工人师傅合作默契。

胡：您提及翻译的工作流程，请您介绍一下当初翻译家们的风格与特色。

王：总的要求是，译者要体现原著的风格。实际上，不同的译者，还是有其自己的特点的。比如，叶君健注重文采，用字考究；唐笙注重通畅，口语化。在不同风格的文艺作品中，译者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一般说来，一篇小说，哪怕是中篇小说或者长篇节选，尽可能由一个人完成，以确保风格一致。

《中国文学》上刊登的翻译作品应该说大多是由团队完成的。翻译初稿完成之后，由外国专家修改润色，接下来由定稿人审核修改，因此这是一个teamwork。当时英文部有不少大专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就不用说了，另外如来自美国的沙博理，他于1947年来到中国，1963年加入中国国籍，后来是全国政协委员[8]。在杂志社，他主要翻译当代小说，如《家》《红日》《林海雪原》等，后来又翻译了《水浒传》，好评如潮。《水浒传》里的人物三教九流，他们的语言非常丰富，但与书生秀才的语言是不同的。沙博理把这类人物的土话、俚语和黑话译得十分贴切。叶君健是另一位大家，著作等身，早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期间，就用英文写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村》，翻译了著名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创作了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当时英文组的组长名叫唐笙，是剑桥大学毕业的，解放前曾在联合国担任翻译部门中文组组长。她的英文非常好，尤其是口语，非常地道。除了他们几位外，还有几位解放前教会学校或者建国初期北大等名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熟知西方文化，具有丰富的中译英翻译实践和经验。

英文部的同事们互相敬重，工作融洽，气氛非常好。对我这样的年轻人，非常关心和爱护，真诚地帮助我们提高业务水平。

胡：您刚才谈到翻译家群体的风格特色，《中国文学》对他们的翻译工作有没有具体的要求？

王：有的。但是没有明文规定。首先要忠于原著，还要尽可能译出原作者的风格。其次，必须让读者看得懂。由于东西文化差异巨大，译者对某些表述可以灵活处理。中国文学在西方人眼里和在中国人眼里是不完全一样的。譬如《红楼梦》，对中国人来说，是鸿篇巨著，但是译者戴乃迭并不喜欢它。她说《红楼梦》太长了，太啰嗦了，精编成一卷就行了。所以我们在处理小说的时候，先由编辑对原著进行必要的加工，然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会进一步演绎。有些文字可能不合适对外，或者外国人无法理解，有的名词前有三四个形容词，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或者干脆删除。是否合适最后由定稿人决定。举一个例子，孔子的“礼”，意思很多，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礼”的含义是不同的。因此在英文翻译的时候，是可以灵活处理的。小说的翻译更允许调整。举个简单的例子，小说中的人名，戴乃迭说，一般可采用意译，不要音译。因为音译外国人念不出来又记不住。因此，戴乃迭翻译小说时，既有音译的人名，也有意译的人名。譬如人名中有一个“翠”字，她就会把“翠”字的含义翻译成英文，只要有这个意思、能记得住、又形象就可以了。

胡：每篇译作之后通常有译者署名，这样就可以判断和对比翻译家们的不同风格了。

王：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有了版权意识。《中国文学》的译者可以在自己的译作后署名了。一方面是尊重译者的劳动，另一方面强化了译者的责任。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做更加符合国外出版业的惯例。如果是我翻译的，就会写上translated by Wang Mingjie，但是我心里明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译作，而是包括了改稿专家和定稿人的辛劳。

胡：优秀的翻译家，其功劳在于为作家作品成功做了嫁衣，帮助他们在异国文化中找到了afterlife。

王：在国内，《中国文学》是当时唯一将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在世界各地发行的刊物。因此，杂志社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他们经常来编辑部，也经常造访杨宪益和戴乃迭在外文局大院的居所，大家都成了朋友。经常来的有谌容、张洁、张贤亮、蒋子龙等。他们的作品，通过《中国文学》杂志，叩响了世界文学殿堂之门。

胡：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在于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9]，《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接受及评价总体情况如何呢？

王：文学说到底还是人学，人的学问，人性的学问。文学这种形式比较好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为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喜怒哀乐是差不多的，所以文学语言容易被读者接受。我们经常收到国外读者的来信，反映还是很好的，有的很感人。

《中国文学》在国外还是有影响的，尤其在大学的师生中有一定影响。《中国文学》每一期都刊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外国读者对中国古典的东西也颇有兴趣，特别是大学的一些老师，搞研究的学者。国外一些大的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一般都会订购《中国文学》。另外，美国有一本叫做《世界优秀文学作品选》的杂志，每期都会从《中国文学》里挑选一两篇进行转载，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文学》扩大影响。

胡：中国文化或者文学走出去在今天已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而《中国文学》在当年就是这方面的践行者。它在文本生产模式方面为今天的翻译实践行为提供一定的示范与借鉴。如果有当时的通联、读者来信等资料，就能更好地证明《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

王：在英美国家，其他国家的任何东西都是“小众”的，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在国外的大书店，其他国家的翻译作品很少有机会被摆上书架。有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别人发达，技术手段比别人先进，很多人对其他文化没什么兴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此外，我们的发行能力不强。因为改革开发之前中国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好多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民国时期，不了解现实的中国。此外，就文学翻译而言，正如《西游记》的译者詹纳尔所言：“这些工作应该由我们来做，而不是由中国人来做。”文学作品和政经文章不一样，翻译成西方语言难度更大，因为如果翻译出来的句子在语法上没有错误，但是和教科书一样死板，会有人看吗？但是世界上又有多少合格的汉学家愿意来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呢？所以这个工作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做，不可能依赖国外的汉学家来完成。但光靠中国人自己用外国语来翻译中国的东西，能做好吗？也不行。最好的办法是中外合作，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合作就是一个典范。我们可以聘请外国人来和我们一起从事中译英的工作。实际上《中国文学》的做法就是中外合作翻译。国外不少研究者对比杨宪益、戴乃迭版的《红楼梦》和霍克斯版的《红楼梦》，认为杨版比较忠实原著，译出中国风格，在这方面优于霍版。霍版常常对原著进行演绎，便于读者理解，但有点游离原著。从中可以看出，中外合作是一条正确的路子。

刊物发行是我们的弱点。为了加强和读者的联系，“通联”是英文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每期《中国文学》杂志都会附带一份“读者问卷”，每月能收回几十封。我们把来信摘要翻译成中文，并汇编成册，发送给各级领导和杂志社全体员工，目的是让大家了解读者所需，提高杂志质量。这项工作叫“通联”，由专人负责。当年众多的读者来信中，我现在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读者对法文版励志小说《明姑娘》的反应。故事大意是说一个盲人被用人单位解雇，闷闷不乐地坐在河边，有一个女孩过来安慰他，鼓励他，后来这个男士到一家工厂上班，恰巧这个女孩就是这个工厂的职工。当这个女孩再一次出现并帮助他时，他听出了女孩的声音。这时他才知道那个女孩也是一个盲人，女孩的坚定意志和善解人意使他深为感动，这增强了他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位法国的读者来信说，有一次他坐火车，身傍坐着一位盲人小姑娘和她的母亲，小姑娘在低声哭泣，写信的这个人就拿出法文版《中国文学》，给她们母女俩念了《明姑娘》。这对母女听后非常感动，盲人小女孩受到了鼓舞。这位读者来信说到了他自己的这一经历，表达了对作品的喜爱。文学的作用就在这里，跨越时空，撞击读者的心灵深处。

参考文献

[1] 何琳，赵新宇. 《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当事人采访笔录[J]. 文史杂志，2017（1）：93-95.

[2]英文版《中国文学》研究课题组. 英文版《中国文学》的半世纪兴衰——黄有义先生访谈[J]. 英语研究，2016（2）：42-47.

[3]吴自选. 《中国文学》杂志和中国文学的英译——原《中国文学》副总编王明杰先生访谈录[J]. 东方翻译，2010（4）：52-55.

[4]马士奎，倪秀华. 塑造自我文化形象——中国对外文学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5] 徐慎贵.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J]. 对外大传播，2007（8）：46-50.

[6] 杨宪益. 漏船载酒忆当年[M]. 薛鸿时,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7]江帆. 中国大陆与台湾文学对外译介模式对比研究[J]. 翻译季刊，2013(69)：66-116.

[8] 沙博理. 我的中国[M]. 宋蜀碧,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9] 郑晔. 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