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 | 启功先生的人情世故-米儿火

启功（1912.7.26—2005.6.30），自称“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启功先生的人情世故

文|李强

称呼也是一门学问

启先生在世时，大家当他的面，大多是称呼启先生。启先生教了70多年书，这里的“先生”当然是指跟学生相对的“先生”，不是跟女士相对的“先生”。也有称启老的，透着更加尊敬和一些生分，启先生有时会回以“岂（启）敢”，这是启先生的说话风格，客气，还风趣。

启先生有很多学界和社会兼职，罗列下来篇幅会很长。按现在的风气，有称呼人家“张处”“王局”的，也有称呼“张总”“王董”的，在启先生这儿，很少有人称呼启先生的职务、官衔。有称启老师的，那是弟子，主要是多年来启先生的古典文学弟子；一些身边亲近的人，背后说起来称他“老头”。

启先生是清宗室，雍正皇帝第九代后人，所以在清朝说来，启先生的世系是贵族。启先生的曾祖颇有作为，他辞去了朝廷封爵，科场登第，入了翰林。启先生的爷爷也随乃父，18岁中举，20岁为翰林，从此这一族就变成书香门第了。启先生诞生于民国元年，因近代历史及家族的一些原因，启先生辞去了爱新觉罗皇家大姓，自小就是“姓启名功，字元白”。

11岁的启功（中）和祖父裕隆（左）以及姑姐丈在一起

启姓，百家姓中是没有的，但启先生既然姓启，按照中国人传统的称呼，同辈或晚辈学人称“启元白先生”就没有什么不对了。也有些公共场合，启先生被称为启功。现在的传媒，无论怎样的大人物，一样是直呼其名，启先生是公众人物，按现在的习惯，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过有两件事，可见得启先生是不以为然的。

第一件事，启先生有很多同辈好友，都是文化大家。有一位先生，习惯于“启功、启功”地当面直呼其名。中国人的名，是师长叫的；朋友相熟，不愿称兄，直呼其字，才是亲切。启先生被直呼其名，对于有名无字的我们，感受可能不会深切，我们不妨打个比方：比如我有一个好朋友，坐在我车的副驾驶位置上，把鞋脱掉脚架在仪表板上———亲切有余，可有些令人消受不起。我们习惯上是不当面提意见的，那感受应当相似吧。

另一件事是启先生晚年眼睛不好，出版社请求他为陈垣老校长全集题签，我们用电脑集了“陈垣全集”四字请先生过目，先生用笔改画了样子： “陈援庵先生全集”，下署“受业启功敬题”，并且，“启功”两字低一格。启先生教我们：虽然出版社有设计、制版的过程，但我却是一定要这样写的。

启先生对人礼数周全，哪怕相处是晚生小辈。我第一次到先生家里，先生起来到门口相迎，令我惶恐。想想先生对客人都是这样，心里依然惶恐。

我服膺启先生，私下称呼老先生启夫子———老“老师”嘛，经纶满腹，风采循循，做事令我口服心也服，说话能言常人所不能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实为夫子之道。

一位贵族后裔的人情世故

我平时爱说启先生如何如何，当朋友问崇拜启先生什么时，一时一句还说不清楚。我自己想一想，想到一个故事。

国门初开，启先生访问港澳。那时候，出境都是公事，国家有专门的“出国制装”，一律是公款灰色西服。启先生和几位随行人员来到一位香港工商名人府上访问，进门人家就有利市红包，每位一个，首先就给启先生一个红包。启先生笑吟吟双手接下，口中称谢，随行人员也依样接下。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启先生来到这家佛龛前（香港人家都有一个佛龛），口称吉祥，将红包献上，随行于是依样拜一拜，奉上红包，心中安详。这是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其实是个机智内敛的故事。

我崇拜启先生，觉得用这个故事能说明我对先生的服膺。当年国内的月工资仅仅几十元人民币，是不够在港澳消费的。香港人送红包，一是有派利是的习惯，二是对大陆客人的体贴。这是人家的人情，却之不恭。启先生上门造访，事涉收钱，却又伤了本意。人人都说启先生为人随和、客气，他虽然从无疾言厉色，也从不丧失自己的原则。我总觉得，启先生这样的贵族后裔、文化通人，修养极深，对人谦恭有礼令人崇敬；内心的骄傲更令人佩服。精神的尊严，是从随和与通达中显露的。

启功先生法书

那时候有人戏称启先生是“礼品公司”，因为他替学校、替有关机构写了太多作品。海关有规定，没有正式的手续，启先生的作品不得出境。有一次，先生得意地说起，出海关的时候，关检人员问他：“您没有随身带自己的字画吧，如果带了，没有手续也不能通关。”启先生变色说道：“还真带了。”海关人员说：“这就不好办了。”启先生制造的火候到了，于是举起手腕，摇一摇说：“在这儿呢，不违反规定吧？”这是一个诙谐的故事，淘气一把，大家轻松。

亦师亦父的陈垣先生

20世纪初，中国有一些外国教会办立的大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辅仁大学就是在北京有影响的一所，新中国成立后被师范大学合并，旧址仍在。

启先生幼年丧父，由爷爷、寡母和未出嫁的姑姑抚养成人。这样的孩子，本来就懂事孝顺，加上“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 （叶恭绰先生评价启先生语），20岁的启先生因为“写作俱佳”（陈垣老校长评价启先生语），经傅增湘先生推荐，来到辅仁教书。

来到辅仁，是启先生涉世之初，也是他生平最传奇的一段。他在这所大学三进两出，最后在这里教书一辈子，也在这里遇到了一生的贵人和小人。所谓小人也只是相对运主，勿解贬义。贵人和小人合作的命运双簧，分别由校长陈垣校长和属下的主管张先生出演。

陈垣校长看启先生能力，请他教附中国文——张先生看文凭，辞退。一个回合。陈校长再仔细看，还是觉得启先生的才学胜任，请他教美术系绘画——张先生仍看美术文凭，辞退。再一个回合。陈校长自己想了又想，没有收过启先生的钱，真的只是认为这个青年有前途，三请他做自己的助教———这回张先生可能是烦了，不管这爷儿俩了。启先生于是跟着陈垣老校长39年，教书73载，成为后来学界的“国宝”。

陈垣老校长，字援庵，早年曾任民国众议院议员，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是史学大家“南（寅恪先生）北（援庵先生）二陈”之“北陈”，长期担任辅仁和北师大校长。陈老校长长启先生32岁，对启先生多有教导扶掖，先生一生以老师、父亲之礼事之。

20世纪60年代末，启功先生（左）和他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合影

陈老校长和启先生的师生之谊，是一段教育佳话，在学界十分知名。“天地君亲师”，启先生独得“师”字，最有师缘。

80年代的明媚春天

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启先生先后来到师大——我进门上学，而教了50年书的启先生终于在学校有房子住了。

现在想来，那是美好的80年代。学校离二环很近，可依然是城边儿的样子，没有什么汽车，人也比较稀少，马路边上没有牙子，是一米多宽的排水明渠。那时学校显得安静，树木也多。梧桐的大叶子从路两边遮过来，形成一条绿色通道。行走其间，常见某株树上吊一个蓝色小牌：什么树种，什么科目，什么拉丁文的学名。有人迎面走来，穿衣一般比较保守，精神面貌淳朴，目光坚定。如果是两三人，还互相讨论，比如诗歌、西方哲学，甚至真理。

我清楚记得，有一天看到启先生一个人在路上走。那时我经人指点认识了先生，但还没有说过话。我立定了仔细看他，他一个人走路的样子，像走又像是玩儿，可以说是“兴致盎然”。那种小孩一样的欢喜，也许就是“登欢喜地”的境界吧。

启功先生在讲课

后来我留校，有机会替先生法书拍照，留做资料，听先生说话，看先生写字，和先生渐有交往。再后来，缘分殊胜，替先生编书，而且住到了先生楼后。无事路过浮光掠影楼，想到先生大德只在咫尺，我也心生欢喜。

说回20世纪80年代，那是启先生一生迟来的春天。先生给学生做书法讲座，现场示范，写很多张字。学校小餐厅，挂六张先生写的条幅。我还在上学，学校庆祝80年校庆，我们美术兴趣组参加展览布置。我们把先生写的“校庆展览”大字，反过来直接涂上糨糊，贴在窗户上。有人说，启先生的书法写满了师大校园。借用这样的夸张说法，也可以说，师大校园人人都有启先生赠送的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