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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一河南市委书记写信向毛主席求取省委书记职务。

要知道，主席向来痛恨领导干部伸手要权。

不出所料，毛主席不仅没有给对方升官，还对其严加斥责。

但令人意外的是，他这一次似乎格外愤怒，还特地批示中央办公厅，要把人开除党籍公职，永不启用。

通常来说，领导干部就算犯了错误，毛主席首先会选择批评引导，寻求解决办法。

这种处置看似有些过于严厉了。

这么看来，此事绝非伸手要权这么简单，背后一定还有为人所不知的隐情。

肃反专家

土地革命时期，党组织曾开展过肃反运动。

原本肃反的初心是好的，清除革命队伍中的敌特分子，保证队伍的纯洁性，扫清革命道路的障碍。

但当时，一无侦察手段，二无反特经验的情况。

再加上一些人“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行动极容易就变质，锄奸变成误伤自己人，革命遭受了极其痛心的损失。

而这之中，戴季英就是出了名的“肃反专家”，一位不折不扣的狠角色。

1935年，政委戴季英率红25军到达延川与陕北红军会师。

恰逢此时，陕甘边区特委发布开展肃反运动的决议。

当时，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戴季英，走上了肃反领导岗位，掌握“生杀大权”，为该运动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肃反刚开始一个月左右，原陕甘边的几位领导干部就被逮捕了。

戴季英将他们屈打成招，甚至逼迫其供认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

就这样，最荒谬的一幕出现了。

西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因编造的罪名被抓进监狱，遭受严刑拷打。

他的妻女也被打入劳改队。

后来，戴季英还给刘志丹等人挖坑装备活埋，幸好事情传到毛主席耳朵里，才紧急派人到陕北根据地，阻止了悲剧发生。

在这场肃反中，还有不少如高岗等高级干部都含冤被捕，大批同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惨遭处决。

一位陕北苏区领导后来回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们早已不在人世了。”

事后，毛主席派人对此事进行了全面调查，处置了相关人员，撤销戴季英职务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他还点名批评戴季英：“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你这是机会主义疯狂病。”

其实，这也不是戴季英头一回肃反了。

早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时，他就于1931年11月他直接参与杀害了根据地领导人许继慎。

后来，他又无故将红25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个干部打为“反革命分子”杀害。

74师师长徐海东得知后非常震惊，准备找他质问。

谁知，戴季英大言不惭地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

当时一方面是党内“左”倾思想盛行，一方面当时我军反“围剿”十分艰难。

加上戴季英个性偏执，爱钻牛角尖，就很容易在肃反中怀疑一切，陷入极端教条主义陷阱。

受到审查后，他仍拒不认错，辩解说一切都是为了维护革命利益。

听到他的狡辩，一向脾气温和的周总理都被气得大发雷霆：“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建国后却依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这是为什么？

出色的革命领导人

戴季英这个人实在有些奇葩。

在肃反这件事上，他真心认为自己是为革命好，尽管受到处分，却仍坚定干革命且忠于革命。

很多对他义愤填膺，但却不能否认其忠诚与革命贡献。

土地革命时期，戴季英就备受组织赞扬。

他一入党就是黄麻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年仅21岁，起点不错。

紧接着，其参与创建鄂豫边根据地、组建第七军，成为鄂豫皖省委委员，可以说年少有为。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部队被打散，戴季英和徐海东重组队伍，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升任红25军政委兼鄂东北游击总司令。

在其带领下，红25军发展到1.3万多人，后又率部进入陕西洛南，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长征，红25军吸引20万敌军策应主力红军，也是功不可没。

戴季英的革命贡献毋庸置疑，个人威望也很高，对党和革命忠心耿耿。

没多久，抗日战争爆发，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正值用人之际。

或许这就是他犯下大错，却只是被撤职的原因。

作为一个善于带兵打仗，开创局面的人才，戴季英在这方面，还是得到重新启用。

抗日时期，他深入中原打游击，与日军作战百余次，凭借战绩出任河南党委书记。

1945年2月，其又与王树声一起创建以嵩山为中心的根据地、成立八路军河南军区。

他们领导豫西抗战，在伏牛山区与日军激战，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河南省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能干出这样一番事业，戴季英是很不容易的。

其赫赫功劳值得肯定。

解放战争期间，戴季英担任过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等职。

他曾带领部队打了几场漂亮的战役，为中原地区的解放作出很大贡献。

毛主席都多次公开表扬他。

建国后，中央考虑到戴季英的革命贡献以及曾经的错误，虽然没有授予重任，还是任命他为开封市市委书记。

如果戴季英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在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其政治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

可他偏偏又犯糊涂了。

向毛主席要官

1951年，毛主席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的信件，看完后怒不可遏，直呼戴季英“不可救药”。

原来，戴季英觉得凭自己的资历、能力与经验完全可以驾驭省委书记一职，而不是屈就于开封市委书记。

他不仅不满现在的职务，还攻击省委领导人，罗列其他同志的“问题”，和当年搞肃反一样，表演欲还是那么强。

别的不说，戴季英真有能力出任省委书记吗？

他完全把开封市当成自己的地盘，常常不配合省委的决议安排，甚至公开与之叫板。

开封的情况传达不上去，上面的决议也传达不下来。

尤其那时正值国家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

戴季英不积极响应，倒来捣乱，严重阻碍了地区工作的正常开展。

偏偏这人还毫无自知之明，缺乏反省的能力，竟然敢写信找毛主席要权。

这不正好撞反官僚主义的枪口上了？

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强调：“共产党员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他老人家更是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特别反感居功自傲之人。

主席当即批示中央办公厅：“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最终，戴季英不仅没要到官职，反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等到1960年，组织清算他肃反犯下的错误时，判其15年有期徒刑。

戴季英这才为当初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其政治生涯到此画上了句号。

只不过，他的故事远没结束。

在党内，戴季英成为反面教材的典型。

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又点名说：“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张国焘、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

被毛主席这样批判，又遭逢牢狱之灾，戴季英的反应让人哭笑不得。

一如当年，他还是那副死不悔改，且对党和革命忠心耿耿的样子。

出狱之后，他被邀请对红25军军史初稿提修稿意见。

谁料，戴季英一个党外人士，却半点不当自己是外人，依然端着领导架子说：“根据你们的经历和水平，能够写到这个程度，也算不错了。”

而等到座谈红25军军史时，他又侃侃而谈，还建议：“毛主席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讲得十分透彻，应当总挂帅一下。”

可见他虽然没认识到错误，但倒十分操心党内历史，也一如既往敬佩毛主席。

其独特个性与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毁誉参半的经历，都称得上是个奇人、强人。

参考资料

辛向阳.戴季英与肃反及其多舛命运之生成[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37(01):39-45.DOI:10.13698/j.cnki.cn36-1037/c.2016.01.008.

廖春梅.毛泽东永不启用的人[J].文史博览,2012,(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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