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

——《罪己诏》

”

来龙去脉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其代表作《制造汉武帝》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史源学角度出发，认为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不可信。汉武帝晚年的《轮台诏》不过是针对局部战争的自我批评，并不涉及整体施政思路的变化。所谓“制造汉武帝”，其用意为：《资治通鉴》中的汉武帝形象是司马光制造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汉武帝。

此文一出，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史学界激烈讨论。因为在《制造汉武帝》以前，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汉武帝晚年认识到了自己穷兵黩武，再加上“巫蛊之祸”事件的打击，所以痛改前非，由“尚功”转向“守文”。尤其以泰山北斗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珠玉在前：

汉武帝以历史为鉴，对于自己所行诸事进行反省，认为这些事情虽属必要但毕竟是劳民之举，文词是恳切的。他料到后世如不改变轨辙，继续劳民，就会出现秦朝那样的速亡局面。这种推测符合情理，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他以劳民为念而思所以改弦更张，更是难能可贵。他在局面还没有发展到像征和年间那样接近于失去控制之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卫青死于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说此话的时间下限不能晚于此年，上限当在元封中或更早一些。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汉武帝表示有必要改变政策的最早记载，它出于汉武帝的郑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辞。

除此之外，田先生还认为：

“论轮台之诏既竟，觉得古代史籍叙述汉武帝改弦易辙原委，比较翔实严谨的要算《资治通鉴》。”因为《史记》“记事不及轮台之诏”，《汉书》则“忽视了汉武帝改弦易辙这一重大历史向题”

总之，田先生主要观点是：汉武帝知错能改，《资治通鉴》翔实可靠。

从1984年到2014年这三十年间，除部分学者对田文稍有修正，并没有人否定这一基本观点。

2014年，辛德勇论文《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完稿，准备打破此问题平静。当时辛受范学辉约稿，准备投到山东大学主编的《文史哲》上发表。可事与愿违，主编王学典没有通过，给辛德勇浇了一头冷水。

辛德勇后来回忆称：“在我心裏，《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是我爲數不多的大文章之一，我想先知道，這家刊物怎樣看待我的整個研究水平和能力。”言下之意，《文史哲》并没有认可他的治史能力。

同一年，辛德勇转投《清华大学学报》，文章顺利发表。2015年在此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的《制造汉武帝》出版。

此书出版后，遭到了李浩、韩树峰、成祖名、李峰等诸多学者的反驳和质疑。就在今年6月，李峰还专门出书《的历史公案》，矛头直指辛文，足见这一场跨度37年的学术大争论，随着辛文的发表，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对于以上这些文章，辛基本都没有公开回应。直到老冤家《文史哲》准备刊登林鹄《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人对汉武帝的看法：读〈制造汉武帝〉》一文。辛德勇终于坐不住了，从11月18日凌晨开始一连到11月21日连发“《文史哲》这是要干什么？”、“文史哲编辑部的故事”等公众号文章，直言林文歪曲了自己的意思，质疑文史哲编辑部的专业能力。言辞之激烈，言语之愤懑，实属罕见。辛德勇的激烈反应，大概掺杂有那种“当年爱答不理，现在高攀不起”的怨念。

回归争论本身，林文的提要中如此写到：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认为，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刻意采用了不可信的《汉武故事》，塑造了虚假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本文对此稍有质疑，首先，《通鉴》相关部分，完成于王安石变法之前。其次，辛氏对《汉书》的认识，有偏颇之嫌。其三，武帝末年悔过，是唐宋时人的普遍看法。其四，辛氏所举司马光观点前后变化两例，均不能成立。其五，《通鉴》中汉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源自《汉武故事》，并非无可争议的定论，而辛氏对吕祖谦《大事记》、王益之《西汉年纪》及王祎《大事记续编》的解读，均有商榷的余地。

辛德勇对此怒加驳斥：

俗話說：“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被嚇着的，倒不是作者這種說法，而是這種鬼話竟然在堂堂《文史哲》上作爲正式的“學術觀點”被印發出來。這種鬼話，在拙著《製造漢武帝》尚未正式出版、也就是文稿剛剛在《清華大學學報》上刊出的時候，就聽到頗有一些人在背後嘀咕過。不過這種說法荒唐得實在可笑。我認真做自己的研究，別人嘀嘀咕咕，講些不着邊際的荒唐話，當然不會在意。可現在這些胡扯的閒話竟然堂而皇之地被《文史哲》慧眼識珠，印了出來，登了出來，還在普天之下散佈開來，情況就不一樣了。

针对林文“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一前提，辛德勇直呼“這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

可這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而且我在《製造漢武帝》中也根本沒有表述過這樣的意思！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文史哲》編輯部採納的這篇東西，所論純屬無中生有，亦即歪曲事實，強行捏造一個觀點硬把它栽在我的頭上，然後再對其恣意撻伐。那麼，這編輯部的稿子是怎麼審的呢？主編是怎麼簽發的呢？這是不可思議的事兒，當然會讓我大吃一驚！

辛文一出，史圈狼烟四起，两边支持者在豆瓣、知乎、公众号各处展开论战。反辛派称辛德勇容不得他人批评，是学阀做派。别人与你作学术商榷，你应从学术角度以文章回击，而非攻击他人作品是“鬼话”“这篇东西”，还将火引到编辑部，实在有失风度。

挺辛派大挖《文史哲》黑料，说《文史哲》在50-70现代曾刊登批判俞平伯、胡风的文章，开以所谓学术商榷入手发动对学者大批判的先河，此次是“文攻武吓，有备而来，而且是带着任务来的”，并劝“辛老师小心”。

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林是否歪曲了辛文的意思，二是《文史哲》此文是否有那种《罢官》的意味？

第一个问题，直接翻看辛德勇《制造汉武帝》116-117页即可：

《制造汉武帝》原文大意为：宋朝士大夫对汉武帝评价不高，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用了汉昭帝的例子，以汉昭帝“后世称明”来反衬汉武帝“天下困弊”，如果汉武帝晚期就有政策转向，那何必再搬汉昭帝出来呢？直接从汉武帝本人身上揭示出来一条治国路线的改变岂不是更好吗？

坦白讲，辛德勇这一段论述还是为其中心论点服务的，就是汉武帝晚年并无改弦更张，这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识”，就连司马光本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原文确实提到了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没有提到司马光重新塑造汉武帝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联系，更没有说司马光“制造汉武帝”就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

总之，林文是否歪曲了辛文，大家心中自然有数，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还是应停留在学术层面为好，搞人身攻击实在有失风度。

第二个问题，辛文是否有《罢官》的意味，我认为此言过重。林文没有登上知网，我并没有看过全文，但观其概要，言辞是比较客气的。“均有商榷的余地”，说明这是一篇停留在学术商榷的正常文章。称不上是什么“文攻武吓”。

“我们认为：《罢官》其实不是芳香的香花，而是1株毒草。”

这才是文攻武吓。

如果看过50-70年代某些所谓的“学术交流”，就能看出来那里没有任何学术交流，纯粹是抠字眼，扣帽子的恶毒政治攻击。这类文章的特点是用大篇幅抠对方的立场错误，而不是史料错误。回过头看林鹄的文章，从学术角度分了五点讨论辛文的问题，将其判定为一篇政治文章确为不妥。

有些事不言自明，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讨论轮台诏是假，汉武帝以“残害百姓”换来的“居功甚伟”到底应不应该？才是争议的本质。辛德勇言辞之间，是整体否定汉武帝的。而反辛派，肯定要落脚到肯定汉武帝（至少是肯定晚年）。汉武帝不仅仅是刘彻那么简单，他是一类统治者的缩影。这看似一个小的历史问题，内含极其深刻的思想争锋。对历史人物定义的争夺，容易联系到当代的政治。但笔者认为，学术争鸣应停留在学术本身，一旦上纲上线到对学者立场的攻击，那将引起我们所有人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