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父子三词客”，苏氏父子以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并列为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散文创作形式多样，风格相承又相异，作为父子或兄弟，血缘与学缘关系使然，往往同题而作，特别是一些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议论文章，留下的同题名篇佳作不少，如苏洵有《管仲论》、苏轼也有《管仲论》；苏洵有《六国论》，苏轼兄弟也有《六国论》；苏洵有《孙武论》，苏轼又有《孙武论》，等等。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探讨。

然而现今通行的几部文学史，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对这类文章或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者评价较低。如游国恩、王起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史论散文归于政治散文之内，他们评价说“苏轼集中的书札、杂记、杂说、小赋等，大都夹叙夹议，随笔挥洒，表现了作者坦率的胸怀，也表现他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和爱好，成就远在他的政治散文之上”，对苏洵的散文只笼统地说“以议论擅长，《权书》、《衡论》等篇，纵谈古今形势及治国用兵之道，带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对其名篇《六国论》，也只肯定其“爱国思想”。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有相似的评价：“苏轼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而对苏洵散文竟阙如了。值得庆喜的是程千帆所著《两宋文学史》对苏洵、苏轼的史论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对人们很有启发。对于这些文章很有再认识之必要，故本文即就此而展开。

苏洵（1009- 1066），字明允。其一生文学成就在散文，尤好议论。在其《嘉祐集》中，史论以《六国论》、《管仲论》、《项籍论》、《孙武论》等为其代表。苏轼（1036- 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其一生文学成就全面，诗、文、词均堪称大家。他一生写了为数不少的史论散文，其中以应制科试所作的二十五篇《进论》与在《东坡志林》中的史论部分最为有名。

“史论”，是伴随人类对前代历史的记载与总结而产生的一种文体。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从春秋时代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开始，就代代有史，一脉相承，从未间断。而且从其一开始，就并非所谓纯客观的记叙，《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编撰，虽然记事很简洁扼要，但后人仍可以从字里行间探求到孔子的爱憎与褒贬，即所谓“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这“微言大义”实际上就开启了后世史论的思维模式。汉代是史论文章的成熟期。汉代初起，鉴于秦王朝的迅速灭亡，一些有识之士便以总结秦亡教训、为新王朝出谋划策为目的而写作了一批史论文章，贾谊的《过秦论》便是开史论先河的名篇。后来司马迁以私家名义修史，写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虽然他遵循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但却创立了“太史公曰”的范式，借太史公之口表达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褒贬态度，都对后世史论散文产生了影响。到了宋代，随着文献典籍的大量整理出版，文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人的知识面得到极大的拓展，加之科举考试的改革，由重诗赋转而重经义策论，必然引导文人关注经典、关注历史。借古而鉴今，以古而讽今，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新兴的统治者出谋划策，几乎成了宋代文人必备的能力和素质。苏氏父子的史论文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通观苏洵、苏轼流传下来的史论文章，具有以下艺术特色：

一、“有为而作”与“自得”为文

不可讳言，苏洵父子写作史论文章，其初衷是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准备的，即如苏轼自己所言“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不排除其为展示才华而有意呈才驰博之嫌。但是他们父子三人能“隐然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被欧阳修称为“纯明笃实之君子”，这不仅仅是天才使然，也是长期深研前代优秀典籍，涵蓄充溢而后发、自我有得的结果。正如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谈自己为学的经历时说：“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作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可见用功之勤，涵蓄之深，真正做到了确有心解乃敢为文。

苏洵的《六国论》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该文观点鲜明，开门见山，一开篇即提出了“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的论点；继而论述割地赂秦势必导致国家的破败，而六国中不赂者亦因赂者而亡国；最后，由古及今，感叹“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之下矣”。对于此文的旨意，古人早有发现，何仲默说：“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联系北宋开国以来的行事，读者更能体会作者拳拳忧世之意。高步瀛在《唐宋文举要》中较为详细地对此作了注释：“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契丹主（圣宗）为澶渊之盟，宋输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庆历二年（1042），为契丹遣萧英、刘六符至宋求关南十县地。富弼再使契丹，卒定盟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且欲改称献或纳。弼皆不可。仁宗用晏殊议，竟以纳字许之。此宋赂契丹之事也。至于西夏，亦复有赂。..此虽非割地，然几与割地无异。故明允慨乎其言之也。”因而，文中那满腔的激愤、痛快淋漓的行文和深切激烈的感叹也就不难理解，作者借古伤今的主旨非常鲜明。老苏的《管仲论》批评管仲临死前因未能识拔和推荐贤能的人才，致使奸臣窃柄，种下了齐国陷入内乱的祸根。貌是纯然论史，实则也有讽今之意，即对当时朝廷用人政策给予了委婉的警示。所以作者曾自豪地说：书（指《权书》）中所讨论的，“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难怪欧阳修一读到老苏的《几策》、《权书》、《谏论》等文章，就大力为之推荐，说：“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苏轼也曾评其父之文曰：“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并非虚言溢美之词。

苏轼继承了乃父的为文主张，他在《江行唱和集序》中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又在《凫绎先生文集序》一文对其父的“有为而作”作了充分地肯定，还在称赞毛滂的文章中提出作文要“闲暇自得”，“今时为文者至多，可喜者亦众，然求足下闲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实少也”。在这样的文学观念指导下，他的史论、史评文章也几乎篇篇不为空言，也都有所补益于当世。

被人们认为“格势直似老泉”的文章是《始皇论》。这篇文章首先拈出圣人“制礼以反其初”、“礼之为国久矣”的历史事实，他写到：“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是以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大复始也。.....自五皇三代相承而不敢破.....”接着纵横而议，尖锐指出秦国之失就在于丢掉了“礼”，而以武力并诸侯，从而导致秦亡之祸。作者并由衷感叹“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与！”其创作目的显而易见，也关乎当下政治。在另一篇《论始皇汉宣李斯》一文中，也有相似的议论，他指出“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然最终却失去天下，就在于变乱先王之法，“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认为秦王朝不行仁义，妄用法制，由来已久，从管仲就开始了，因而使人臣人人自保。从这些文章中，读者亦不难见出苏轼渐进改革的政治主张。

纵观其史论，所议人物多为历史上的圣主贤臣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如伊尹、周公、管仲、商鞅、孙武、孟子、荀子、韩非、秦皇、汉武、项羽、范增、张良、贾谊、魏武、诸葛亮等；所议事件多为关乎国运民生之大事，如人才、用兵、制礼、爱民等方面。对于这一现象若果联系北宋前期积贫积弱的事实，就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苏洵之“有为而作”和苏轼的“自得之文”的深刻意图了。

二、气势雄放，造语精警与雄奇纵恣、舒卷自如

老苏文章长于议论，有纵横家之气。曾巩的《苏明允哀词》评析其写作特点是“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其《管仲论》最能显示纵横开合、气势雄放、辞锋颖锐、造语精警的特色。为论述方便兹摘录数段：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戎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则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以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乎耳，色不绝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以之手足邪？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邪？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文章开篇直揭史实，概述了管仲死后齐国大乱的事实，从而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的观点，认为凡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酝酿过程，而非一日之事。其新警的见解通过偶对的句式加以表达，显现出峭拔不凡的气势。作者把齐国动乱的责任归之管仲，指出齐桓公用了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身为相国，未能制止，直至病重，才说竖刁等“非人情，不可近”，为时已晚。接着先论说管仲“将死之言”已无用，齐国“患无仲”，管仲一死，齐国必乱；再论说桓公即使“幸而听仲，诛此三人”亦无用，因为其余小人未能“悉数而去”；又论说管仲的失误在于“不知本”，未能及时选拔贤才代替自己，即“未能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前后两次“呜呼”，多次反诘、感叹，对管仲的过失穷追深究，文笔紧凑，气势如虹。最后，文章将齐国、晋国加以对比，极言贤才在霸业成就与继承中的重要作用，对管仲未能举贤自代以至身死国衰发出强烈的感叹。

客观而言，苏洵之论不见得没有偏颇，但立论新颖，辞锋颖锐，确是本文的显著特点。该文纵横驰骋的论说与遒劲的笔力、饱满的感情相结合，使那所向披靡、不可遏止的气势奔涌而出。故《静观堂三苏文选》引谢枋得评曰：“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委曲，有抑扬，有顿挫，有擒纵。”明代作家茅坤也说：“通篇只罪管仲不能临没荐贤，起起伏伏，光景不穷”，都充分肯定了这篇文章气势雄放、造语精警的艺术特色。他如《六国论》的“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说明赂秦的危害；《项籍》一文中的“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势；不有所忍，不可以尽天下之利”，议论的剀切，用语的警拔不凡，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苏轼兄弟二人都有《管仲论》，苏辙之论承其“先君之论”，也在深咎管仲，指责其不能用人。而苏轼之论却别具只眼，他先后写了两篇，一篇《管仲论》见于其《进论》，一篇《论管仲》原见于《东坡志林》。《管仲论》开篇即由比较《周官》、《司马法》与《管子》“军旅什伍”之法说起，指出其用兵之法的区别，即一者“繁而曲”，一者“简而直”，并扼要指出本质区别在于“繁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并以此作为全文议论之宗旨。接着，便围绕此宗旨分两层论述之。首先他肯定了“繁而曲”用兵法的科学依据及优势，可以“以尽其数，以极其变，钩联蟠踞，各有条理”，同时指出其不能决胜之弊，以诸葛亮六出祁山“相持数岁，魏人不敢决战，而孔明亦卒无尺寸之功”证明之，从而得出先王用“繁而曲”之法，可以保证其“不可败”，但是却“非以逐利争胜者”之所为。然后集中笔墨议论管仲“简而直”的用兵法及效果：“管仲之制其兵，可谓截然而易晓矣”，“如贯绳，如画棋局，疏畅洞达，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简一，而民有余力以致其死”，是说管仲用兵崭然而显，象直绳，象棋局，一目了然，再聪明的人在其面前也无法玩弄巧诈，法令简明，士卒也能尽其力，以决以死战。终其全篇，作者在文章中，议论剀切，文势纵横；前后对照，褒贬鲜明；行文参差，随机生发，颇具战国纵横策士之风。这些文章在当时流传很广，北宋中叶以后竟成了应第举子的必修之课，因而当时在生员中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口头禅。

相较而言，其《论管仲》一文更具舒卷自如、雄奇放恣之气。《论管仲》以“管仲相桓公，辞子华之请”的史实为引子，以“盛德之事”为一篇之文眼，首先借孔子之言“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高度评价管仲的辅助之力、盛德之事，然后转入纵论《春秋》以下齐桓公不杀田敬仲、楚成王不杀晋公子重耳、汉高祖不杀吴王刘濞等“七人”之盛德史实，以与汉景帝杀周亚夫、曹操杀孔融、晋文帝杀稽康等“八人”之背德行径，构成前后对比。最后从历史事件的对比中得出治国之道，他说：“吾以谓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在已病之后。今吾忧寒疾而先服乌喙，忧热疾而先服甘遂，则病未作而药已杀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药者矣。”意在说明：治国之道如养生，应该看重日常饮食起居的调理呵护，以节慎为要，不能病未作而乱下药；换言之，治理国家应该谨慎平时的治国方略和措施，以仁治天下，以“盛德”服民心，而不能“以鞅鞅”、“以名重”、“以族大”、“以谣言”，甚而至于“以谶”而杀无辜。其说极为厚道仁爱，故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二说：“（此文）备载不以疑忌杀人者为盛德事，其说甚厚，有补将来”。其行文中心突出，意旨鲜明，“盛德之事”为一篇之骨，“多故实，少议论”，正反比照，分干连枝，触处旁通，体现出雄奇纵恣、舒卷自如的艺术特色。三、“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与“将无作有”、“变幻不羁”

对于三苏文风的异同，前人议论不少，但多关注大苏、小苏的文风比较。而对于苏洵、苏轼之文风，论相似者多，论相异者却少。究其原由自然是父子两人为文的相承性太突出了。但，只要我们细心研读，其间的差异仍是可以体会到的。

苏洵在谈到自己“大肆其力于文章”时说：“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

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他还自述“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书，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可见，他的创作颇得力于对前人的学习和借鉴。除了孟、韩、史迁、孙子等人外，苏洵所受的影响，主要还是来自纵横家。正是少年任侠与壮游的经历，落拓不羁的个性，纵横雄迈的意气，对“古今成败治乱”的关心，对谈兵论政的喜好，对“六经百家之说”特别是纵横之学的探究，造就了苏洵雄奇恣肆、曲折深微的文风。张方平称其文“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无穷，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至于海源也，委蛇其无间断也。”同时他又能既保留策士、纵横家固有的色彩，又能删汰其过分的夸饰而揉进宋人畅朗的特点，形成“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质而实绮，简而多姿，古朴精练的一家之风。

《高祖》一文论说高祖预知有“吕氏之祸”，故安排了周勃平乱安刘一段史实。作者认为既有此先见之明，何以“不去吕后”呢？“势不可也”，这是为年轻的惠帝打算，“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但吕后毕竟是能救病却有毒“堇”，故高祖“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以至于下令要杀掉吕后的妹夫、在楚汉相争中功劳卓著而“诸将所不能制”的樊哙。如何看待“于帝最亲”的樊哙其人呢？文章说，高祖健在时，“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亲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继以逆诛”，谁能保证高祖死后樊哙没有不轨之心呢？老苏用心揣摸高祖之意，而尽情驰骋笔墨，全篇涉及众多历史人物，议论纵横，而“以斩哙一节”为全文关捩，如老吏断狱，“起落转接，灵妙无匹”，确实是做到了“烦能不乱”、“肆能不流”。正如唐顺之《唐宋八大家类选》所评：“不循成说，实以斩哙一节，此犹高帝所或然者；独谓哙必与禄、产叛为已甚耳！扬之而在云，抑之而在渊，文中胸中之奇，不可禁御如此。”

茅坤曾批评“苏氏父子往往按事后成败立说”，有“架空立意”之嫌。此点确实存在。如果说老苏《高祖》一文有此嫌疑，那么苏轼的《留侯论》更是将“架空立意”、“将无为有”发挥到极致。张良作为高祖谋臣，辅佐高祖得天下，一生行事，多如牛毛，其经历的重大事件也不在少数。可苏轼却偏从老人授书、桥下取履一节说入，由圯上老人教子房以能忍，推出子房教高祖以能忍，最后得出“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文章以“忍”字为眼，以“忍小忿而就大谋”为骨干，一意反复，滚滚而议，如独茧抽丝；他灵活地运用史料，忽出忽入，忽主忽宾，忽浅忽深，忽断忽续，着意翻空，将无作有，文情缥缈，又不时归于实处。故历来对此文赞誉之声不绝，如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引王慎中之言“此文若断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文家操纵之妙”；杨慎《三苏文范》卷七说“东坡文章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而尤长于陈述叙事，留侯一论，其立论超卓如此”；《苏长公合作》卷六钱文登评：“一意反复到底，中间生枝生叶，愈出愈奇”；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一四曰：“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起，掀翻尽变，如广陵秋涛之排空而起也”，也都一致推崇苏轼文章见地新颖、善从古人未到处入手、善于出奇的创造精神。

又如，得到欧阳修激赏的《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文章议论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此段文字非常精彩。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架虚行危，以曲作直，尤其是“莫知其所自来”的虚笔更是甘冒世人讥诮之风险。而用笔又极自然圆畅，高下抑扬，行如流水；词语又极圆熟、悠扬。受到赞赏自在情理之中。

再如《荀卿论》、《韩非论》二文，同为翻案文字，同为表达青年苏轼推崇孔孟之道而不喜法家之论的价值取向。《荀卿论》由李斯的焚书，破坏先王之法说起，而归咎荀卿放言遗祸，认为李斯之作为是荀子“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言而不顾”的结果；行文分勘合勘，议论饱满，有自然痛快、无懈可击之艺术效力。《韩非论》则追根溯源，从源头上说起，揭示韩非之惨覈少恩，乃源于老子之《道德经》，将司马迁“老、韩同传”之深意轻轻道破，醒人耳目。两文貌似相袭，但笔法却异，一从流祸推出，一从病源说起，一逆接，一顺议，参互隅反，也都显示出苏轼史论雄恣横放、变化无羁、其用不穷的艺术魅力。

总而言之，苏洵、苏轼的史论散文都带有战国纵横家的纵横驰骋、气势雄放的鲜明特色，但苏轼的史论不仅数量上远远超过其父，而且在文章风格上更为雄放、奇峭和变幻不羁。

四、余论

如前所述，苏洵、苏轼的史论在北宋年间都卓然自成一家。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二苏的才思、才情都非同一般，而且还在于他们好读书、善读书和读书的别有会心，最著名的当数苏轼的“每次作一意求之”与“八面受敌”读书法。正因如此，他之所作史论，往往不是从思维常理出发，而是别具只眼，发他人之未发，言他人之不能言者，成为有宋一代写作史论散文的个中翘楚。

尽管苏洵、苏轼的史论散文多数是场屋习作，有时不免带有刻意为之、凿空立论之弊。但是如果从对史事史实的接受角度说，任何接受角度都是合理的。我们知道，考史、写史要受限于客观的史料；但论史则可以掺入个人意见，成为文学家挥洒的宽广天地之一。“评史”、“论史”本就是在关注历史的文体中主观色彩最丰富的一种体裁。

正如王基伦先生所言：史论作者具有双重身分。他是阅读古籍文献的“读者”，同时他又是书写阅读经验的史论“作者”。面对古籍所呈现的事实与意旨，他如何认定采信或是予以否定驳辩？一般“客观的”阅读，把文献作者记载时的本意当作文本的唯一意义，认为通过阅读，达到符合原文献作者本意的对文本的理解，是阅读的最终目的。为达此目的，读者所要做的就是设身处地、重复文献作者的思想和行动，复制出文献作者的本意。因此，尊重历史事实的叙述，是阅读初始的基本态度。而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在不断反观历史的过程中，总是在吸收那些对当下有用的经验与教训，史论便成为议论文之一体，写作目的无一例外地要针对时政而发，于是阅读文献史书的目的，绝不止于被动接受而已。他们希望从旧有典籍中找出新的诠释意义，给予当代政治环境崭新的思考。因此我们发现北宋史论讨论的古代人物或事件，大多集中在国君、大臣身上，尤其三代圣王的淳美之治更是心向往之的论述重点。

二苏也不例外。当他们面对古籍所呈现的事实、意旨时，或是勇于否定驳辩，或是发挥想象力，关注史料的空白，填补古籍所不清楚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史论作者常在不同程度上超越历史的原貌，进行着“主观阅读”之旅。因为“史论”毕竟与历史著述不同。历史著述是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而重新进行的“历史建构”，而“史论”属文学范畴，它是文学家对于历史事件进行的“意义建构”，二者大相径庭。换言之，文学家是以他特殊的历史视角（即当代眼光）来理解历史事实的，“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就是他面对历史本事的态度。于是他可以顺着时代需求流转，面对同样的史实，可以依时空环境变迁而诠释出不同的意义。简而言之，史论是把之前的历史重新诠解，建构出有用的当代意义。明乎此，读者也就不难理解苏洵的《高祖论》、苏轼的《留侯论》、《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等文章的“架空立论”、“将无作有”了，也就不难认识此类散文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