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吴玉贵：

史料问题一直是研究古代中国周边民族历史首先要遇到的难题。这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这些民族大多都没有本民族文字的记载传世，主要只能片面地依赖汉文史料来进行研究工作；

二是记载这些民族历史的汉文史料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多数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利用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与大多数周边民族不同的是，有关古代突厥历史的汉文史料相对较多，而且古代突厥民族有用鲁尼文撰写的碑铭和大批用回纥文撰写的与古代突厥历史相关的历史文献；

与古代突厥基本同时的粟特文、藏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等古代文献中也有与突厥相关的历史记载；

此外，西方希腊、波斯、阿拉伯文的文献也为了解古代突厥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多种来源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古代突厥历史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突厥史的研究避免了史料来源过于单一的缺陷；

但是毫无疑问，汉文史料仍然是研究和构建古代突厥历史的最基础和最系统的史料。

汉文突厥史料最突出的特点是局部集中、整体分散。

所谓“局部集中”，是说汉文突厥史料主要集中在正史的相关类传和政书或类书的相关类目之中，正史如《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所列的“突厥传”、《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下之“突厥传”、《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上、下）、《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上、下）；政书如《通典》卷一百九十七至卷一百九十九《突厥》（上、中、下）、《唐会要》卷九十四《突厥》；类书如《册府元龟》卷九百五十六到卷一千之“外臣部”； 地理书如《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九十四到一百九十四之“突厥”目等等。

这些相对集中的史料固然为了解和研究古代突厥历史提供了便利，但是，从数量上来说，与突厥历史有关的，更多的是类传和专目以外的所谓“旁见侧出”的记载。这些资料数量庞大，但缺乏系统性，大都散见于隋唐时代的各种历史文献之中，搜集起来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如何将这些分散在各处的零篇断简与集中记载突厥历史的资料结合在一起，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搜集、整理和研究突厥汉文史料的工作就显得特别必要。

突厥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从事突厥学研究，特别是从事突厥历史的研究，高度依赖对汉文史料的利用和研究。汉文突厥史料局部集中、整体分散、搜集不易、利用困难的特点，决定了汉文突厥史料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专门的学问。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直到现在，先后出现了法国学者沙畹的《西突厥史料》(Edouard Chavannes，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1903)、德籍华裔学者刘茂才《东突厥史料》(Liu Mau-tsai，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urken[T’u-Kue] ，Wiesbaden, 1958)和我国著名史学家岑仲勉先生《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等一批以辑录和研究汉文史料为主要内容的突厥史料学著作。这些著作对突厥学和突厥历史研究起的作用是怎样估价也不过分的，可以说，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突厥史研究的基石。直到晚近，仍有薛宗正先生《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集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问世。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在突厥史研究领域，史料整理著作的比例是很高的。

现在有很多新出土的突厥墓志史料，研究当中，要将传统史料和新史料结合起来。

比如：前些年出来一个“回鹘王子葛啜墓志”，因为汉文志文后面还有鲁尼文字母的古突厥文刻铭，很受学界关注。其实它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资治通鉴》有记载，突厥人某年发生重大事变，流放了王子，但是其中记载的年代与葛啜墓志合不上，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不同的两个事件。

后来吴玉贵老师参与了罗新老师主持的工作坊，就拿《唐会要》与其他地方的史料对照，发现这还是同一事件，是《资治通鉴》有误，时间弄错了一年，就变成了不相干的两个事件。

回鹘王子葛啜墓志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新出史料可以订正《通鉴》的错误，

另一方面，其实传统史料里的细节相当丰富，值得大力发掘。

当然，我也理解学界对新出史料的追捧，因为好发文章，而且抓人眼球。实际上，怎么利用好新出史料，还是要靠传统史料的工夫。这些年出了这么多突厥墓志，但有一个问题容易被忽略：这些墓志都是投降隋唐的突厥将领的后代撰写的，对他们的先辈侵害隋唐的事迹采取避讳态度，一旦涉及这些方面，往往是有问题的，如果吃不透传统史料，是无法发觉这些问题的。

研究突厥史对我们理解整个中国历史有着怎样的帮助？

实际上，我感觉把中国史单纯地讲成王朝史就没多大意思了。虽然我们现在一直讲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过去以王朝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和研究当中，民族史一直处在边缘的地位。操突厥语的那些民族，对当时的内地社会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我感觉还很不够。

就拿白居易来说，他晚年在洛阳履道坊自家院子里都要搭个帐篷，那就是突厥毡帐，冬天还要住在里面。他有十几首诗都是这一主题。实际上，他患有风湿，最不适合住这种帐篷，但他还是坚持住了进去，而且住了十八个冬天，自得其乐。我写过一篇《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唐研究》第五辑），就是专门谈这一问题的。此外，你看唐太宗的太子不是也在皇宫里面搭了突厥帐篷，说突厥语言，穿突厥服装，编突厥辫发，太子都不当，要去做突厥带兵的“设”吗？这些都是突厥民族对内地社会产生影响的突出表现。

要说中华民族，以上所说的与突厥民族有关的种种，也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处理历史，还是受正史四裔传的影响太大，没有把民族史和王朝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参考复旦特聘教授、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吴玉贵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文献学、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唐书辑校》《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等，译有《中亚史纲要》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