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如蓝克利有关宋代文人如何表述手工业劳动形态的研究，虞云国对唐宋变革视野下文学艺术转型的考察，易素梅对华北地区女性神灵信仰的探讨以及姜鹏从《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分析司马光的叙述立场等，都在立足于历史学实证方法并借鉴心理学、文艺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总的来看，本次研讨会学术水准高、学术氛围浓。特别是论文评议方式有所创新，经主办方周密安排、评议人积极配合，在会前征集到书面评议近140篇，印制成册，发送参会代表，书面评议与即席点评相得益彰，保证了每一篇参会论文均得到较深入的评议。同时，本次研讨会不仅有一大批宋史领域声名卓著的海外学者、造诣深厚的国内专家赴会，从而确保了学术研讨的深度和广度;更有海内外年轻学者的参与，他们成为本次会议的生力军，发起、主持了绝大多数专题论坛，并在会上踊跃发表意见，显示出宋史研究的可喜未来。正如邓小南教授的闭幕辞所言:本次会议“既有不少高质量的学术报告，也有许多精彩纷呈的讨论对话。这使我们感受到宋史学界的活力，也看到我们今后的希望所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刘兴亮)百年敦煌类书研究述评刘全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20)敦煌类书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中古时期的古类书写卷，它介于六朝至宋初之间，是后世类书编纂的一个源头。

敦煌类书的出土填补了中国类书发展史上的空白，使类书的发展、编纂源流变得完整而清晰。敦煌类书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历史文献，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自1909年以来，敦煌类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学界却尚未对此做过系统的梳理，为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特选取敦煌类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七类写本加以述评，以窥敦煌类书研究之春色满园。一、《修文殿御览》《修文殿御览》是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三年(572年)以《华林遍略》为蓝本的一部官修类书，约在明初不传于世。敦煌本《修文殿御览》残卷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P.2526，残卷无首无尾，不见书题、卷第和撰者姓氏。对于《修文殿御览》的研究首推罗振玉，罗氏依据伯希和12百年敦煌类书研究述评影片录出原文，并将之定名为《修文殿御览残卷》(《国学丛刊》石印本，1911年)。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之《古类书残卷之一》(《国粹学报》第7卷第1期，1911年)也对该残卷作了叙录与研究，并指出了此残卷在校勘、辑佚上的用途。1913年，罗振玉用珂罗版影印此残卷，收录于《鸣沙石室佚书》(罗氏宸翰楼影印本)中。1914年，曹元忠在赞同罗振玉观点的情况下，强调了《修文殿御览》与《太平御览》的渊源关系(《笺经室遗集》，吴县王氏学礼斋本，1941年)。

1917年，郑国勋刻《龙溪精舍丛书》，据罗振玉影印本刻入，题名《修文御览》，其后引用此资料者，皆称之为《修文殿御览》。1932年，洪业撰《所谓〈修文殿御览〉者》(《燕京学报》第12期)始提出异议，他认为这卷敦煌古类书不是《修文殿御览》，而可能是比它更早的《华林遍略》。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将罗振玉、洪业所论收录一处，供学界探讨研究。胡道静在《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中认为洪业的考证已动摇了残卷之为《修文殿御览》的说法，至于残卷是否就是《华林遍略》，则需要更充分的证明。池田温编的《讲座敦煌》第5卷《敦煌汉文文献》(日本大东出版社，1992年)之《类书》一节认为从笔迹和编纂体例来看，《修文殿御览》无疑是现存最古老的类书。王三庆《敦煌类书》(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则认为纵使此卷不是《修文殿御览》，也不能轻易相信毫无根据的推测而认为此卷一定是《华林遍略》，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还是维持罗振玉的定名比较好。1995年，黄维忠、郑炳林撰《敦煌本〈修文殿御览残卷〉考释》(《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对残卷的定名、性质、作用作了分析，并针对洪业的观点进行论证，再次推定此残卷即为《修文殿御览》无疑。

首先，以洪业之论来看，《华林遍略》是应当避萧梁讳的，既然残卷不避高齐讳，也不避萧梁讳，所以洪业根据残卷不避高齐讳而推断非《修文殿御览》是站不住脚的。其次，残卷引录了《十六国春秋》，而崔鸿之《十六国春秋》成书至少在正光三年(522年)，其书显行更在永安(528—529年)后，《华林遍略》始撰于梁天监十五年(516年)，至普通四年(523年)完成，此时《十六国春秋》尚没有显行，故南朝萧梁多不可能得到此书，即使暗地流通于萧梁，也难为《华林遍略》的编撰者采用，故此残卷绝非《华林遍略》。自此以后，该残卷的定名问题暂告一段落，但是对于南北朝时期类书发展状况的研究却引来了更多的关注。二、《类林》《类林》是唐代宰相于志宁之子于立政所撰，不传于世近700年，直到藏经洞发现，人们才重新见到《类林》，但由于残损严重，终难窥其全貌。随着日本真福寺藏《琱玉集》、西夏本《类林》的发现，《类林》研究引起了中日两国学者的强烈关注。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最先对伯二六三五进行了叙录，认为是书取资鸿富，抗衡官家，又因其“虎”字、“民”字缺笔，“基”字不缺笔，推定其成书年代大致在开元、天宝之前。20世纪70年代，川口久雄撰《敦煌本类林と我が国の文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2集，1970年)、《敦煌本类林系类书と日本文学》(日本《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文学篇)》第18号，1971年)，将P.2635《类林》与日本真福寺本《琱玉集》对比，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导出类林系诸版本的流变系统。

1985年，郭自得将《敦煌本类林と我が国の文学》译222010年第12期中国史研究动态为汉文，发表于《敦煌学》杂志(台北《敦煌学》第10辑，1985年)。80年代，福田俊昭撰《敦煌本类林残卷の研究(其一)》(日本《东洋研究》第62、63、64号合刊，1982年)、《敦煌本类林残卷の研究(其二)》(《东洋研究》第65号，1983年)、《敦煌本类林残卷の研究(其三)》(《东洋研究》第69号，1984年)、《敦煌本类林残卷の研究(其四)》(《东洋研究》第75号，1985年)对类林善射篇、壮勇篇、音声歌舞篇、美人篇、祥瑞篇等进行训读、补正和资料探源。2003年，福田俊昭出版专著《敦煌类书の研究》(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2003年)，对其关注较多的敦煌本《类林》残卷做了整理与总结。90年代，王三庆作《敦煌本〈类林〉校笺及研究(上、下)》(《敦煌学》第16、17辑，1990、1991年)对《类林》进行校笺及研究。相比较福田俊昭之训读、补正，王三庆多收录了《俄藏敦煌文献》中的两号《类林》残卷，王氏又将现存的三种版本《类林》，即王朋寿《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西夏本《类林》、敦煌本《类林》，进行比较研究，以还原立政《类林》之原貌。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则以西夏本《类林》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之汉译，合著《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使学界得到一个较完整的《类林》复原本。西夏本《类林》虽然是12世纪的译本，但体例与于立政《类林》旧本相合，且保存了原有内容的十之六七，足以窥知《类林》原貌。《类林研究》的出版不但推动了西夏语文学的研究，而且对中国文献学和民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三、《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文词九经抄》是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宝贵的唐人通俗读物之一，其所援引的圣贤粹语，均一一列举出书名或者人名，删简繁文，排比而成。最早对《新集文词九经抄》进行关注的是王重民，其《敦煌古籍叙录》认为《新集文词九经抄》杂辑九经诸子中佳言粹语，颇有助于修身，盖在《开蒙要训》之上，为入德之门也。郑阿财对《新集文词九经抄》用功甚多，其研究成果有《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台北《汉学研究》1992年第4期)、《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校录》(《敦煌学》第12辑，1987年)、《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以及《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郑阿财认为就体制而言，《新集文词九经抄》是“群书纂义”的通俗类书;论编纂动机与内容功能，乃为“训俗安邦，号名家教”的通俗蒙书;究其援引典籍的特征，则又具有“罗含内外”、“通阐内外”三教融合的善书性格。

1995年，李丹禾撰《敦煌残新集文词九经抄初探》(《古文献研究》1995年第2期)对《新集文词九经抄》写卷做了初步的研究。但是，以上研究主要是对英藏、法藏写卷的研究，虽然郑阿财在其论著中提到了《俄藏敦煌文献》中的2件写卷，对《俄藏敦煌文献》的研究却仍然不尽如人意。鉴于此，郑炳林、徐晓丽对《俄藏敦煌文献》中的《新集文词九经抄》写卷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研究，撰成《俄藏敦煌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缀合与研究》(《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改正了6件被误定成《百行章》的《新集文词九经抄》残卷的命名，并将所知的8件残卷缀合，证实了此8件写卷当是同一卷《新集文词九经抄》分裂所致，与英藏、法藏本《新集文词九经抄》不能互为渊源底本，并且俄藏本要比英、法藏写本精准。32百年敦煌类书研究述评2003年，伊藤美重子作《敦煌の通俗类书〈新集文词九经抄〉にっぃて:〈老子〉、〈庄子〉の引用例の检讨》(《ぉ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纪要》57)，对《新集文词九经抄》引用《老子》、《庄子》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道教类文献的大量引用展现了敦煌地区教育中三教融合的特征。2009年，黄延军撰《西夏文〈经史杂抄〉考源》(《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对出土于黑水城的西夏文《经史杂抄》作了考源。

《经史杂抄》首尾均佚，未见书题与序跋，现在的书题是后人所拟，聂鸿音曾推断此书或为西夏人根据某种现成汉文著作翻译而来，或为西夏人拼凑多种汉文典籍自编而成(《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黄延军经过考证认为西夏本《经史杂抄》与存世的敦煌本《新集文词九经抄》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完全可以参照敦煌本《新集文词九经抄》对西夏本《经史杂抄》进行比较清楚的阐释。四、《励忠节钞》《励忠节钞》为王伯屿所撰，流行于唐宋时代，元以后遗失，敦煌遗书中现存十四个写卷，是敦煌写本类书中保存写卷和部类较多的一种。1917年，罗振玉对《励忠节钞》P.2549号写卷作了叙录，但是罗氏仅仅指出了该写卷与传世本《世说新语》文多异同，并没有定出该写卷的名称(《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册，台湾大通书局，1986年)。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引录了罗氏全文，并加按语曰“是书名《励忠节钞》”。20世纪90年代，王三庆撰《敦煌本〈励忠节钞〉研究》(台湾《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敦煌类书》，认为《励忠节钞》是王伯屿在《励忠节》基础上抄撮增编而成，与《艺文类聚》、《群书治要》、《帝范》、《臣轨》等编纂体例近似，又据《励忠节钞》的内容与《臣轨》多有呼应重复，认为《励忠节钞》的编纂时间在其后不久。

方南生作《唐抄本类书〈励忠节钞〉残卷考》(《文献》1994年第1期)，认为《励忠节钞》是在魏征纂《励忠节》一书的基础上补充增广而成，其成书年代当在太宗至高宗时期。2000年以来，张涌泉作《类书引文异同释例———以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为例》(《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试论敦煌写本类书的校勘价值———以〈励忠节钞〉为例》(《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指出类书在传抄翻刻中的脱文、衍文、字句错乱，导致类书援引典籍与传世本之间异同有别，并以《励忠节钞》为例就敦煌写本类书的校勘价值作了详尽的讨论。屈直敏作《〈敦煌类书·励忠节钞〉校注商补》(《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敦煌类书·励忠节钞〉校注商补(续)》(《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对王三庆《敦煌类书》中《励忠节钞》一节校注中脱漏或待考的40余条进行校补，同时根据缀合后的俄藏Дx.10698V和Дx.10838V写卷，增补了8则新内容。其后，屈直敏续撰《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引〈史记〉异文考证》(《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敦煌本类书〈励忠节钞〉写卷研究》(《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的成书背景》(《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从〈励忠节钞〉看归义军政权道德秩序的重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从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看唐代的知识、道德与政治秩序》(《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引〈三国志〉异文辑证》(《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等文，并有专书《敦煌422010年第12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对《励忠节抄》诸写卷进行了叙录、缀合，对引书情况进行统计，并将《励忠节钞》纳入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在历史大背景下分析《励忠节钞》对唐王朝知识、道德和政治秩序的维护与重建之功，并就其在敦煌得以流传、保存的历史现象分析了《励忠节钞》在归义军政权重建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秩序中的历史必然和重要意义。

五、《语对》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之《古类书残卷之二》(《国粹学报》第7卷第1期)对P.2524号写卷《语对》进行过研究，认为古类书的编纂体例与徐坚《初学记》相同，即首行标题类名，次按类隶事，集为对偶。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之《古类书三种跋》(上虞罗氏影印刊行，1917年)也对P.2524写卷进行了叙录，但是罗氏主要的关注点是古类书所具有的辑佚功能，认为此书是采辑古佚籍者之鸿宝。20世纪80年代，王三庆的《古类书伯二五二四号及其复抄写卷之研究》(《敦煌学》第9辑，1985年)、《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对《语对》进行较为详细与系统的研究。王氏将《语对》与《类林》系、《籯金》系类书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语对》上承《类林》，另有增编，下启《籯金》一系之类书，在私家类书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考其时代、自其援引制度，间用时人注疏及避讳情况，约在神龙至景云年间(705－711年)。成田守作《敦煌类书残卷の一考察》(《东洋研究》第75号，1985年)，就敦煌类书残卷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叙说。福田俊昭作《敦煌出土の〈籯金〉と〈无名类书〉》(《东洋研究》第77号，1986年)，文中的《无名类书》就是《语对》，福田氏将诸写卷进行对比，以弄清诸写本的系统以及诸写本之间的关系。

1999年，白化文在《敦煌遗书中的类书简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中对王三庆的论说进行了质疑，认为王三庆参照《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的“朱澹远《语对》十卷”，为P.2524号写卷代拟书名为《语对》不妥。白氏认为王氏拟定的书名虽能说明此写卷的特点，但更容易和朱氏《语对》混淆，如果把P.2524看成是朱氏《语对》的简化改编本，或者是唐末五代之际在敦煌地区为教学需要而进行改编的一种节本，倒是可能性较大。六、《籯金》《籯金》也是一部失传古类书，敦煌本《籯金》的重现对于研究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以及中国类书的发展史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11年，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之《籯金一卷半》(《国粹学报》第7卷第1期)为伯二五三七写卷作跋，从《籯金》引用《东都西京明堂》各篇，推测李若立为唐代人，并根据避讳推测该书成于武后改唐为周之时。1917年，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亦为伯二五三七号写卷作跋，只是说此写卷书写草率，伪字满纸。1980年，刘修业整理王重民1935年之遗稿成《敦煌写本跋文》(《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一文，其三即为《籯金残卷跋》，该跋文对伯三九〇七号写卷略作介绍，言此是李若立原书，并言持与《略出籯金》残本(伯二五三七号)对读，则张球移易删削之迹一目52百年敦煌类书研究述评了然。

1986年，福田俊昭《敦煌出土の〈籯金〉と〈无名类书〉》介绍了8个《籯金》写卷，并对《籯金》的各个写卷进行了比较勘对，以厘清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但是福田氏对于《籯金》与《略出籯金》的关系，李若立以及张球的事迹只是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做了简单推测，未能考镜源流。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之《儒学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将《籯金》作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学校教育中的通用教材来论述，并言《籯金》在敦煌学校教育中流行应该很广。郑炳林、李强《敦煌写本〈籯金〉研究》(《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2期)则对敦煌文献中《籯金》作了全面梳理，首次富有创建性的将《籯金》写卷分为四类，即唐李若立撰写《籯金》原本、《籯金》删节本、《略出籯金》、《籯金》字书，为《籯金》研究指明了方向。郑炳林、李强续作《唐李若立〈籯金〉编撰研究(上、下)》(《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2009年第1期)、《阴庭诫改编〈籯金〉及有关问题》(《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晚唐敦煌张景球编撰〈略出籯金〉研究》(《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等文，对李若立编撰《籯金》、阴庭诫改编《籯金》、张球编订《略出籯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韩博文、郑炳林《敦煌写本〈籯金字书〉研究》(《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就《籯金字书》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籯金字书》与阴庭诫改编之《籯金》存在很多差异，而与李若立编撰之《籯金》内容相同，《籯金字书》应当是根据李若立《籯金》编撰而成的，是唐代敦煌学校教授学生学习李若立《籯金》所使用的字书。七、《兔园策府》《兔园策府》是一部记叙自然名物、社会事物、人文礼仪、政事征讨等掌故的综合性类书，此书系唐太宗子蒋王恽命僚佐杜嗣先所撰，可惜的是，此书在南宋以后佚失，幸得敦煌藏经洞保存而重见天日。对于《兔园策府》的成书时间，王国维《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认为此书虽仅存卷首，然犹是贞观时写本。郭长城《敦煌写本〈兔园策府〉叙录》(《敦煌学》第8辑，1984年)对敦煌本《兔园策府》作了概述，并对王国维的跋文作了补注，提出此书成书年代的上限当在唐太宗时，下限不会晚于唐昭宗，因为大约同时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已有著录;郭氏还将P.2573和S.1722两写卷缀合，这一缀合本成为目前所知最完整的写本，包括书名、作者、序文及卷一的全部。1985年，郭氏续作《敦煌写本〈兔园策府〉佚注补》(《敦煌学》第9辑，1985年)对已经失去原注的S.614、S.1722、P.2573写卷进行补注，引《三礼》、《汉书》、《文选》为注，使之尽量恢复或接近原貌。

王三庆《敦煌类书》认为《兔园策府》较之《类语》诸体的叙文或《北堂书抄》体之文字水平，都要来得高明。周丕显《敦煌古钞〈兔园策府〉考析》(《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则从蒙书发展历程、写本概述、古代著录、历代评述等对《兔园策府》作了全面的考察，认为《兔园策府》实非一般性质的蒙书，正文、注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史、文明史内容。刘进宝《敦煌本〈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对《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了详细的剖析，即南北朝以来，高丽不断阻挠与破坏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中原王朝为了巩固统一，对高丽用兵，以解除后顾之忧。屈直敏《敦煌本〈兔园策府〉考辨》(《敦煌研究》2001622010年第12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3期)对《兔园策府》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做了重新考订。早在1995年，叶国良就刊布了《杜嗣先墓志》(《台大中文学报》第7期)，只可惜长久没人注意到。王璐作《敦煌写本类书〈兔园策府〉考证》(《唐都学刊》2008年第4期)使用了《杜嗣先墓志》，并由杜嗣先在蒋王恽幕府任职的时间推测《兔园策府》成书年代就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至麟德元年(664)，甚至进一步把《兔园策府》的成书年代锁定到661至664年。

葛继勇《〈兔园策府〉的成书及东传日本》(《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则据杜嗣先生前曾参与接待8世纪初来华的日本遣唐使，对《兔园策府》的成书及流播日本等问题进行梳理。百年匆匆而过，海内外敦煌类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来看，敦煌类书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首先，目前我们研究的重点是知名类书，如《修文殿御览》、《类林》、《励忠节钞》、《籯金》等，而对于大部分不知名类书、残类书的研究则仍然较为薄弱，如《事林》、《事森》、《应机抄》、《对语》、《类辞》以及众多不知名的类书残叶。其次，诸位学者只是各据所学在自己所熟知的领域内就某一部类、某一体例、某一种类书进行研究，而能够将敦煌类书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加以研究的还是少数，所以敦煌类书的研究水平还没有达到全面系统而深入的阶段。再次，对于敦煌类书的研究已不能局限于敦煌所出类书文献了，如果单单就敦煌所出类书文献进行研究的话，就很难发掘出类书流传背后的故事。试想，如果出土于黑水城的西夏文《经史杂抄》与出土于敦煌的汉文《新集文词九经抄》之间果真存在着某种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那么敦煌类书研究必将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大的区域内见证中国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西域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融合碰撞。

《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与国家》评介田旭东(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陕西西安710069)西周作为中国早期国家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很久以来史学家对它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统一的理解，有传统王德说、有封建说(以西欧中古时代为例和马克思学说两种)、有城邦说，甚至现在还有各种人类学说，这些说法能否反映西周政体的真实情景?能否让我们看到西周政权组织的发展轨迹?似乎从近代以来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难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顾立雅(HerrleeG.Creel)在TheOriginsofStatecraftinChina(《中国治国术的起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p.114)曾经十分失望地写到:“是否能有一项研究可以在现有的或将来可能发现的材料基础上绘制出一张可信的西周政府‘结构图’，在此我表示怀疑。这不仅仅是———尽管这已经足够严峻———我们材料贫乏的问题。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如此一个规范组织的职官系统是否真的存在过———还有，如果它存在过的话，是否又有人真正注意过它。”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李峰教授的新著《西周的政体:中国72《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与国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