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面朝大海，背依五岭，山川秀美，物产富饶，历史悠久，这一区域孕育繁衍出来的文化，具有与中原文化明显不同的特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但长期以来，岭南文化一直被中原文化视为落后的边缘文化，无法获得相应的文化地位，直到清代中后期，岭南文化崛起，才逐渐从边缘文化的困境中突围出来，蜕变成为引领时代精神的先锋文化。

岭南小说自汉魏六朝始开其端，唐宋元时期甚为寥落，明代渐起，清前期一度衰落，清中期兴盛起来，鸦片战争后再度衰落，戊戌变法以后才成为具有先锋意义的小说。相比于其它文化区域的小说，岭南小说的发展是缓慢而艰难的，这与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其中文化尤甚。岭南文化的发展变迁对岭南小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岭南小说则推动了岭南文化从边缘到先锋的变迁。

一 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想象

岭南自然环境十分艰苦，气候温热潮湿，易于滋生瘴疠病毒，地形复杂，既有崇山峻岭，亦有平原大川，毒虫野兽繁多，这使岭南人形成了断发纹身、濒水而居、架木为屋、喜食水产等生活方式，还形成了强悍勇猛、敢于冒险、团结协作的文化精神。由于水陆交通不发达，岭南成为相对孤立封闭的文化区域，中原文化虽自秦汉以来开始在岭南传播，但传播速度十分缓慢，正如屈大均所云：“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1地理环境因素使早期的岭南文化较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同化，独自发展成为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

然而，作为中心文化的中原文化在对待处于边缘地区的岭南文化时，态度是轻视、傲慢的，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它不是试图了解和接纳岭南文化，而是攫取了岭南文化的话语权，根据自身文化的需求来书写岭南文化。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对岭南采取自我中心式的想象：一方面为了彰显中心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把岭南想象为可怕的、怪异的、蛮荒的边缘文化；另一方面中心文化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而岭南文化虽是边缘的，却是新鲜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2中心文化无法抗拒这种新鲜文化的吸引，把岭南文化想象为奇异的、神秘的、具有传奇性的异域文化。这两种想象体现了中心文化对岭南文化的歧视、压迫与利用，剥夺了岭南文化自我表达的权利，遮盖了岭南文化的真实。

汉唐宋元时期，岭南小说作家包括两类：一是从中原入岭南的客居作家，是岭南小说创作的主力。三国时万震，晋代嵇含，南朝沈怀远，唐代房千里、刘恂、裴鉶，宋代洪迈、蔡絛等，或为官，或被贬，或避乱，或谋生，逾岭南来，他们以文化闯入者的身份进入岭南，先天带有中心文化的傲慢与偏见；二是岭南本土作家，数量甚少，仅有汉代杨孚、晋代黄恭等少数几人，在中心文化的强大压力下，他们接受和认同了中心文化，以中心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岭南文化。因此，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无论是客居作家，还是本土作家，几乎不关心岭南真实的历史、社会生活，而是热衷于岭南流传的各种怪异或奇异的传说，这些传说符合他们对岭南的文化想象。于是，小说文体主要为记载岭南各种传说的志怪小说，内容包括远国异民传说、山川地理传说、物产传说、风俗传说、神仙异人传说、鬼怪传说等，几乎没有反映岭南历史变迁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小说。这使岭南小说无法获得发展的动力，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关于远国异民传说的志怪小说是中心文化对岭南文化怪异化想象的产物。此类小说无一例外地将岭南人描绘为怪异可怕之人。汉代杨孚的《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晋代刘欣期的《交州记》、晋代顾微的《广州记》记载了穿胸、乌浒、儋耳、黄头人、察南汉国、交趾、缴濮国等岭南原始部族的传说，穿胸人“其衣则缝布二尺，幅合两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不突穿。”3交趾人“足骨无节，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4缴濮国“其人有尾，欲坐，辄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其尾，即死也。”5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中的《六国》写狗国“裸形抱狗”，毛人国“形小皆被发，而身有毛蔽如猿”，夜叉国“同食所得之人”， 大人国“悉长大而野”，流虬国“国人幺么”，小人国“其人悉裸，形小如六岁儿。”6宋代《夷坚志》中的岭南小说《海外怪洋》写了令人恐怖的海上世界，这里天水黄浊，黑云亘山，有长丈余的龙怪，有食人的覆舟鬼，有大蟒千百，甚至有吃人的巨人，“到一门，两巨人坐门下，各以一手持众髻，挂于大木杪，入门携火盆出，取一人投火中，炙至焦黑，分食之。”7这些小说把岭南人描述为或头长在胸部，或身体长毛，或象野兽一样有尾巴，甚至还吃人，是恐怖的、野蛮的、怪异的，这显然不是对岭南人的真实描述，而是经过了怪异化想象的描述。这种想象体现了中心文化对岭南文化的歧视，正如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论述的：“民族学家在任何一个地方遇到关于长尾巴的人的故事，都应该查找居住在统治居民附近或其中的某种受轻视的土著部族，某些被压迫者或异教徒，被统治居民看作动物一样，并按照动物的样子给他们加上了尾巴。”8

关于山川地理、物产、风俗、神仙异人传说的志怪小说则是中心文化对岭南文化新奇化、神秘化、传奇化想象的产物。此类小说多把岭南描绘为新奇而神秘的异域世界：“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盘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闷。晋太元初，民封驱之家奴密窃三饼归，发看，有大蛇，螫之而死。”9“晋兴郡蚺蛇岭，去路侧五、六里，忽有一物，大百围，长数十丈。行者过视则往而不返，积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从交州出，由此岭见之，大惊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敕，经宿住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积聚成丘。”10此外，有地中出血的马鞍山，有向风复活的风猩，有大如水牛的鼠母，有目如车轮的大蛇，有水为之开的木犀。唐代裴鉶居岭南十余年，创作出了《崔炜》、《张无颇》、《蒋武》、《金刚仙》、《陈鸾凤》五篇传奇，这五篇传奇营造了奇幻、浪漫的岭南异域世界：富丽堂皇的赵佗墓，庄严壮丽的海王庙，雷神肆虐的海岛，怪兽聚集的山林；虚构了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羊城使者，鲍靓，鲍姑，安期生，葛洪，广州利王；描绘了各种奇珍异宝：龙牙，火浣布，燧阳珠，玉龙膏，暖金盒；还描绘了奇异的动植物：吞象数百的巴蛇和大蜘蛛，会说话的猩猩。这些小说充满了奇异、神秘和传奇色彩，极大地满足中原人猎奇的欲望，也为岭南文化披上了一件虚幻而华丽的外衣。

二 边缘文化的崛起

明代，岭南经济发展起来，文化亦逐渐兴盛，岭南小说也随之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现了几位重要的本土作家，包括作《双槐岁钞》的香山人黄瑜，作《海语》的黄衷、作《钟情丽集》的琼州文人。这些本土作家不再像前代本土作家那样屈从于中心文化，而是对岭南文化有了自信。他们开始关注并试图展现真实的岭南，因此，不再热心于志怪小说创作，而是开始创作反映岭南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的轶事小说，这是岭南小说的一个重要转折。《双槐岁钞》记岭南各阶层人物的奇闻轶事，表现岭南人民善良、诚实、勇敢、守信的美好品德。《钟情丽集》写岭南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表现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即便如《海语》中写岭南奇异物产的志怪小说，其重心也开始转向反映商人阶层好冒险、重货利的精神。这些小说所表现的岭南人民的美好品质、抗争精神、冒险精神、重商性，长期以来被中心文化空白化，至此才终于得以部分呈现。

清前期，岭南战乱频繁，岭南小说的发展中断了，明代开辟的优良传统亦一度中断。直到清中期，岭南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海外贸易昌盛，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区域。岭南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成为更丰富和更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强烈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意识，经世致用的价值观，积极的反思精神、开放精神和兼容精神，浓厚的重商性和平民性。发达的经济和兴盛的文化为岭南小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时期岭南本土小说作家异军突起，成为岭南小说创作的主力，出现了顺德罗天尺、东莞欧苏、番禺陈昙、阳春刘世馨、香山黄芝、潮州黄岩、庾岭劳人、安和先生、上谷氏蓉江等一大批作家。这些本土作家对这块兴盛的土地怀有强烈的自豪感，正如罗天尺所赞叹的：“气盛衣冠之境，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诡制殊形，千变万状，迭见于其间。”11这种自豪感使他们对岭南文化充满了自信。

但是，中原人似乎无视岭南经济的发展，仍将岭南视为穷荒僻壤，中心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偏见与傲慢依然没有丝毫改变，仍将岭南视为可以搜奇辟异的边缘文化，这使本土作家产生强烈的文化焦虑，他们急于展示真实的岭南文化，急于确立岭南文化在中国文化版图应有的地位。

本土作家们希望通过创作小说来实现这一目的。于是，不论是文言小说作家，还是通俗小说作家，都自觉地肩负起了弘扬岭南文化的任务。文言小说作家的创作目的惊人地一致，他们以保存、彰显岭南历史、社会、自然为直接创作目的，罗天尺为“发南国之英华”、“备识乡邦轶事”12而作《五山志林》，欧苏为备载莞邑人物而作《霭楼逸志》，“是编专是近世事迹，然多是乡邑人物。”13陈昙为彰显粤地文人士大夫而作《邝斋杂记》，“纪其嘉言懿行传示方来”，14刘世馨为使粤地的“奇行隐迹”、“怪事异闻”、“山川云物”、“忠孝节义”15不被湮没而作《粤屑》，黄芝为彰显粤地的“小者”，即不载于史乘的小人物而作《粤小记》。在这种创作目的指导下，他们创作的文言小说集专记岭南地方故事，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五山志林》记顺德故事，《霭楼逸志》记莞邑故事，《粤小记》记广州故事，《邝斋杂记》、《粤屑》、《越台杂记》记岭南各地故事，这种鲜明的地方性使它们在清中期小说史上独具特色，并成为一个颇有个性的景观。

通俗小说作家大多没有明确标举岭南文化，但他们的创作皆扎根于岭南这块土地，醉园狂客指出黄岩因“罗旁、水安间，瑶壮纷沓，事迹较多荒略”16而著《岭南逸史》，罗浮居士指出庾岭劳人因“生长粤东，熟悉琐事”17而著《蜃楼志》，上谷氏蓉江为了使惠州西湖获得与杭州西湖一样的名声而著《西湖小史》，因此，这些通俗小说在弘扬岭南文化上取得的成绩亦更大。

此时期的岭南小说力图展现曾被空白化了岭南社会生活。《五山志林》、《霭楼逸志》、《粤屑》等文言小说集中的人物包括官吏、文人、商人、农夫、手工业者、强盗、和尚、囚犯、妓女等，在反映岭南社会生活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通俗小说《西湖小史》以粤地文人士大夫为主人公，表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状况，《岭南逸史》表现岭南汉族、瑶族、蛋民等各民族的生活，《蜃楼志》表现岭南封建官僚、新兴商人、底层人民的生活，《警富新书》和《绣鞋记警贵新书》表现了岭南乡村和市井的小民、官僚吏役的生活。总体来说，岭南小说的表现对象上至官僚士大夫，下至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几乎无所不包，从而使岭南社会生活得以全面展现。

由于社会生活得以展现，岭南独特的文化得以生动地表现。反抗精神是岭南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清中期岭南作家大力歌颂岭南人民的强悍不驯、追求正义、反抗压迫的精神。《五山志林》写了大量顺德地方官吏不畏强权的抗争故事，《岭南逸史》用浓彩重笔写天马山和嘉桂山的瑶族人民轰轰烈烈地反抗残酷剥削他们的汉族政权，《蜃楼志》通过姚霍武领导的义军反映岭南下层民众对黑暗的封建统治的反抗，《警富新书》通过梁天来、张凤等小人物反映了弱小者对黑暗司法的激烈反抗。这种不畏强权、不屈不扰的反抗精神使岭南小说产生了一批极具光彩的人物形象，也使岭南小说具有了慷慨豪迈、悲壮激昂的格调。

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是岭南文化特征之一。宋末抗元，明末抗清，使岭南文化具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清中期岭南作家虽接受了满清政权，但民族意识并未销声匿迹，反而更加浓烈沉郁。《五山志林》中的《桃源贼双死节》、《迎宴不许谒家庙》、《出喉不即死》等，大力歌颂了挽救明王朝的忠臣义士，体现了顺德人民忠贞不屈的爱国精神，欧苏《霭楼逸志》中的《长毛贼》歌颂了清初莞邑人民抗击清军的英勇斗争，陈昙的《邝斋杂记》中的《仙蝶》、《榕树神》、《武英殿》则抒发了对明王朝忠臣义士的崇敬之情。

更为突出的是，这些小说反映了岭南文化中最为可贵的反思与探索精神。明代岭南江门学派主张学贵知疑，学贵自得，打破思想束缚，寻求新变，反对固守旧制，这种学术思想对岭南通俗小说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能够自觉地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并力图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黄岩在《岭南逸史》中探讨了岭南少数民族不断起义的原因，汉族政权的残酷镇压是否有效，什么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和汉族和睦相处，黄岩探索出一条道路，那就是加强民族间的融合和文化上的认同。庾岭劳人的《蜃楼志》通过十三洋行这一视角反映了商品经济与封建政权之间、底层平民与封建政权之间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但庾岭劳人并不意在单纯的暴露与批判，而是在小说中思考诸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并力图寻求化解矛盾的方法，寻求整救颓废世风的良药。安和先生则在《警富新书》中反思了中国司法制度黑暗的根源，指出金钱的腐蚀、不合理的幕僚制度、官吏亲属干预司法是中国司法黑暗的根源。这种对岭南社会问题的关切与思考，使岭南通俗小说在思想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三 先锋文化的蜕变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清王朝内忧外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岭南最先出现危机，殖民者入侵广东，广州一度沦陷，阶级矛盾尖锐，不仅有太平天国起义，岭南各地的起义此起彼伏。面对民族危机，岭南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如陈澧、黄培芳、沈世良、叶衍兰、张岳崧等，呼吁变革，主张疏离保守陈腐的中心文化，倡导岭南本土文化，接纳和吸收西方文化，这与清中期以来岭南文化精神一脉相承。

然而，不幸的是，此时期的岭南小说作家不是由这些具有先进文化思想的精英构成，而是由来自民间的、社会底层的文人构成。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下，走上了一条与精英知识分子相背的文化道路：不再像清中期岭南小说作家那样标举、弘扬岭南本土文化，而是趋向于中心文化，尤其是来自最上层的统治阶级文化，试图利用中心文化中最具权威、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作为武器，来抵抗外族入侵，消除内部动乱，从而达到维护岭南完整的目的，本土文化的精髓，尤其是积极的开放精神、反思与探索精神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这种文化态度在当时应该并不是少数现象，而应是代表了广大底层人民的文化态度，因为这些小说作家比精英知识分子更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心态。

在这种文化态度下，岭南小说作家积极宣传中心文化中的统治阶级文化，最鲜明的表现是创作了大量宣讲最高统治者政治教化思想的圣谕宣讲小说。此类小说以十六条圣谕为主旨，通过敷衍因果报应故事衍说圣谕义理，达到劝善惩恶、稳定社会的目的。圣谕宣讲小说岭南盛极一时，出现一批专门从事此类小说创作的作家，如邵彬儒创作了《俗话倾谈》、《吉祥花》、《谏果回甘》、《活世生机》，叶永言、冯智庵创作了《宣讲余言》，调元善社的讲生创作了《宣讲博闻录》、《圣谕十六条宣讲集粹》等，这些作品在岭南民间广为流传，影响甚大。此类小说在岭南以外的地区亦有出现，但没有一个地区像岭南这样兴盛，并影响巨大。此外，其它的小说，如《阴阳显报鬼神全传》、《昙花偶见传》等不遗余力地宣扬因果报应思想，《扫荡粤逆演义》以正统思想为核心，将太平军视为盗匪、叛逆予以激烈批判。总之，此时期小说内容陈旧，思想落后，极为封闭，艺术水平不高，较之清中期是大大退步了。

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告终，再次显示清政府的无能。一方面，中心文化已经无力给岭南文化提供维护民族生存的力量，使岭南文化对中心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认同中心文化，而是对中心文化进行疏离和批判。另一方面，落后的民族总要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中固有的开放特质，使它能够迅速地接受先进的西方文化，并欲以西方文化来变革岭南文化。此时期岭南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他们主张反对旧文化，接纳西方文化，呼吁变革，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改良运动，影响遍及全国，使岭南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的最前沿。岭南文化迅速地摆脱边缘文化的地位，从中心文化的框架中偏离出来，蜕变成为具有先锋特质的区域文化。

岭南小说成为岭南先锋文化表达观点、警醒世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这也使岭南小说具有了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精神。在小说理论上，梁启超提出全新的小说界革命理论，主张充分发挥小说的社会功能，利用小说来改良人格，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这一理论在当时几为空谷足音，因此，他亲自创作了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来实践他的理论。《新中国未来记》是晚清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参与、指导现实变革的作品。”18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及小说创作极具先锋意义和示范意义，为此后的岭南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小说的变革打下理论基础和创作基础。

另一位先锋作家吴趼人呼应梁启超的理论，积极创作改良主义小说。他更鲜明地疏离与批判中心文化，小说中充满对清王朝的尖锐批判和辛辣嘲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财秘诀》、《近十年之怪现状》等将晚清社会的诸种黑暗与丑陋暴露无遗。他大张旗鼓地宣传西方文化，主张借助西方文化改良旧文化，于是创作了一系列以立宪为主题的小说，包括《庆祝立宪》、《预备立宪》、《立宪万岁》等，这些小说延续了《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目的与风格，但在倡导西方文化方面比梁启超走得更远。

至辛亥革命时期，岭南出现了另一批新锐的革命派小说作家，包括黄世仲、梁纪佩等人。他们的文化态度更为激进，主张彻底疏离中心文化，排除满清政权，猛烈批判守旧派，甚至康梁改良派也受到他们的批判。他们认同西方文化，主张以激烈的革命实现民主政治。他们的小说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文化态度。黄世仲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时事的小说，通过这些时事来表现他的革命主张，他在《洪秀全演义》自序中所说：“凡举国政戎机，去专制独权，必集合君臣会议。复除固闭陋习，首与欧美大国遣使通商，文明灿物，规模大备。视泰西文明政体，又宁多让乎！”19《洪秀全演义》正是他的文化主张的生动注释，小说对清王朝进行猛烈抨击，把太平天国描绘为革命的先进之师，将洪秀全、钱江、冯云山等太平天国英雄塑造成为推翻满清王朝、追求民主政治的斗士。总的来说，甲午战争以来，岭南文化蜕变为先锋文化，使岭南小说积极反映社会生活，并积极探寻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虽然有时显得粗率，缺乏深思熟虑，但却因充满了时代的最强音而具有先锋意义。

结论

纵观岭南文化和岭南小说二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们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到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完成了从边缘到先锋的艰难旅程。汉唐宋元时期，岭南文化作为弱势的边缘文化，受到强势的中心文化的歧视与压迫，话语权被中心文化所攫取，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权利，中心文化根据自身的文化需求来书写岭南文化。此时期的岭南小说是被中心文化书写、利用的产物，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无法取得大的进步。

清中期，岭南文化崛起，逐渐摆脱了边缘文化的弱势地位，获得了书写自己的权利。此时期的岭南小说主动书写长期以来被空白化的岭南社会生活的文化精神，使岭南小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动力，不论是文言小说，还是通俗小说，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同时岭南小说肩负起了弘扬岭南文化的任务，推动了岭南文化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岭南文化主动疏离中心文化，积极认同西方文化，并从中心文化的框架中偏离出来，蜕变成为具有先锋特质的、引领时代话语的先锋文化。岭南小说成为岭南先锋文化表达观点、警醒世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也随之具有了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精神。岭南小说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变革，极具开拓意义和示范意义，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小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

[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1页。

[2]（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页。

[3][4][5][9][10]骆伟，骆廷辑注《岭南古代方志辑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67页，第99页，第183，第89-90页。

[6]（唐）刘恂著，商璧、潘博点校《岭表录异校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7]（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4页。

[8]（英）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11][12[（清）罗天尺《五山志林》，道光三十年刊本。

[13]（清）欧苏《霭楼逸志》序，中山图书馆所藏清刻本。

[14]（清）陈昙《邝斋杂记》序，中山图书馆所藏清刻本。

[15]（清）刘世馨：《粤屑》序，光绪丁丑刻本。

[16]（清）黄岩《岭南逸史》，嘉庆十四年刊本。

[17]（清）庾岭劳人《蜃楼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8] 管林，陈永标，汪松涛，谢飘云，左鹏军，闵定庆《岭南晚清文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19] 黄世仲《洪秀全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