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了青年作家、著名记者、衡阳儒商到湖湘文化学者的华丽转身后，甘建华以两部文史笔记新著，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衡阳文化名人李升平先生指出：“《蓝墨水的上游》、《江山多少人杰》二书，可说是湖湘文化研究高素质新人的开山之作，也是湖湘文化衡阳本土研究领域领军人物的扛鼎之作和普及弘扬之作。”

除了得到洛夫、唐浩明、琼瑶、龙应台、何满宗等文化大师的联袂推荐，驻衡高校及本土专家学者也召开了甘建华作品研讨会，目前海内外已有60余位专家学者撰文探讨其治学精神、写作特色及学术价值，上千位读者在网络或短信畅谈感想，《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书屋》、《文学界》、《潇湘晨报》、《湖南日报》、《羊城晚报》、《三湘都市报》、《青海日报》、《文史博览》、《文史拾遗》、台湾《湖南文献》及香港《名家》杂志、凤凰网等，纷纷报道书讯或发表书评，《衡阳师院学报》以6篇论文发表专题评介，《湖南文学》及民刊《荷风》发表作品专辑，《中国文化报》4月25日推出记者整版特稿《甘建华：让衡阳文化走向世界》。

甘建华的成功之道究竟在哪里？他的研究与写作为何能造成这么大的动静？他是怎样破解研究与写作的困惑的？日前，记者特地来到晴好居，访谈了这位湖湘才子。

忍看朋辈登高枝

戴佳兵：听说您家关于湖湘文化尤其是衡阳地方文化方面的藏书，比衡阳市图书馆还要多？这可能也是您能够全面、恢弘、新颖、准确解读衡阳地方文化的根本原因吧？

甘建华：您说的第一个问题，的确是真的。衡阳市图书馆馆长刘忠平先生知道，衡阳的许多文史研究者也知道。我家是衡阳市首届十大藏书家，这两年我一边买书，一边还向社会捐赠图书，去年和前年捐赠了2000多本，捐赠对象包括衡阳市图书馆、南岳区图书馆及其他藏书家和学校，今年已经捐了1000多本，《衡阳晚报》也报道了。但我家并不是衡阳地方文史方面藏书最多的，最多的可能是萧培先生。

我之所以能写作衡阳地方文史笔记，当然与藏书有关，因为搞学术研究首先就要占有资料。同时，我必须承认，拙著出版也得力于萧培先生、戴述秋先生等各位学术顾问的藏书与指点。

戴佳兵：很多人羡慕您现在的生活，就像您在《江山多少人杰》后记中所说，“远离了是非之地和喧嚣之声，不需要阿附谁，不需要仰人鼻息，不需要为稻粱谋，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能够冷静客观地看待那些既往的事物，忍看朋辈登高枝。”衡阳民间和学界都有一个普遍的看法，您这些年始终坚持个人化写作，彰显了中国文人的独立人格和凛然风骨。

甘建华：“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中国的文人和官僚是合二为一的，王安石、苏东坡、陆游、辛弃疾都是如此。但元朝以后，尽管科举考试制度更加完善，中国的文人与官员却开始从合二为一走向一分为二，真正的文人，也就是文化创造者，基本上是那些屡试不第和中途落马的失意不志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文人走向了独立。”这是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蒲星教授在谈论《古典主义画家陈少梅》一文中所说的，我认为他说得很对。

齐白石大师为什么越来越火？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的作品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来自民间，出身草根，并始终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人。据说他的腰间常镌一印“独耻事干谒”以明志，后世许多文人因此将他老人家作为精神寄托和崇拜偶像。

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戴佳兵：今年元月8日您的大作首发式上，南华大学罗玉成教授说您这种“纯属个人化写作，居然聘请了这么多的学术顾问，在国内似乎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担任大会主持的衡阳师院院长刘沛林博士也说您“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历史学家张齐政博士在他的论文《解开衡阳历史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中说：“目前从事衡阳历史文化研究的有三支大军，各自为阵，老死不相往来，只有甘建华先生把他们整合起来了。他的文史研究，应该说是将来衡阳历史文化研究的方向。”

甘建华：这么说吧，没有戴述秋、萧培、胡均亮、杨宝霖等学术顾问，也就不可能有我的文史笔记，至少说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效果。打个并不恰当的比方，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像戴述秋老先生，今年七十三四岁了，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一个非常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气节和尊严的人。他长期致力于衡阳地方史志的研究，早先编著的《衡南古今诗词楹联选》，绝不像同辈人那般胡编乱造。后来编著的《石鼓书院诗词选》，可说是迄今关于石鼓书院图书中最好的一本。

戴佳兵：罗玉成教授在《湖湘才子甘建华》一文中，谈到您写作的外因和内因。但我们感觉，他有些话并没有说得特别明白，您能不能说一说？

甘建华：有些事我没对罗教授说，有些事他知道了也不太好写。譬如说，写作的外因方面，当今省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确实忽视或轻视了衡阳文化。有一本谈论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的书，作者历数陶澍、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黄兴、宋教仁、蔡锷、谭延闿，浓墨重彩挥写，又是图又是文的。当然，这些先贤都很伟大，都是近代湖南人才的杰出代表，值得大书特书。但是，我要请问这位作者，您知道“曾左彭胡”之彭玉麟吗？知道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早期女权运动领袖、孙中山先生赞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唐群英吗？知道刘揆一、刘道一兄弟吗？知道湖南首任民选省长赵恒惕吗？他们都是衡阳人，但他们不是被您边缘化，就是根本被遗忘。

更可恼的是，有的人甚至比这位作者走得更远，谈起湖湘文化，连蔡伦都是一笔带过，王夫之也是轻描淡写。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蔡伦，世界将会怎样？如果没有船山学说成为湖湘文化的底色，会有晚清的“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吗？会有后来的蔡锷、毛泽东吗？

戴佳兵：您刚才只是谈到写作的外因方面，那么内因方面呢？

甘建华：谈到写作的内因方面，可能就要开罪衡阳本土的某些人了。算了，不说也罢！

脍炙人口的《十字歌诀》

戴佳兵：您在研究与写作中，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甘建华：江苏著名作家、藏书家薛冰在《家住六朝烟水间》一书序言劈头就说：“今天来写一本关于南京这样城市的书，其困难不是材料太少，恰恰相反，而是材料太多。”

我们衡阳的情况，与南京的情况相去甚远。衡阳过去不是中心，现在依然是一个三线城市，两千多年的历史大都附于骥尾，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极其稀缺，幸存最早的正史也就是明代嘉靖《衡州府志》。这本府志是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衡州知府杨珮修，石鼓后七贤之一刘岳亭协助。“是志为往昔所刻旧志（二卷），并集下属州邑事类续编而成”，“亭遂杜门殚力，凡两阅月始刻成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里，您不妨想一想，这本志书能搞成什么样子呢？

戴佳兵：记得去年《衡阳晚报》记者寻古衡阳时，希望找到一本《清泉县乡土志》，都是费了一番很大的周折，好像最后还是戴述秋先生提供的。

甘建华：别说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清泉县（即今衡南县），就是一千多年历史的石鼓书院又怎么样？除了明清两代的石鼓志，就只见戴述秋先生的《石鼓书院诗词选》，再没有其他书籍了。

我之前用8年时间写作衡阳地方文史笔记，首先是从编撰《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开始的。这本辞典收录了上自东汉蔡伦，下迄当代，包括本籍、客籍的999位衡阳文化名人小传，是对衡阳历史文化比较系统的梳理，从而搭建起衡阳地方文化研究的框架。我在写作中需要什么样的资料，首先会调阅相关的辞典信息。而且我没有任何功利心，不急于出版，可以不断地修正辞典中的错讹，补充新的考据，增添新的内容。

戴佳兵：这999个人应该还会涉及到其他更多的人吧？

甘建华：事实上，我所撰小传绝对不止999个，至少有1500个，还不包括附传，涉及人员当以数千计。学术顾问们的意见是入典人员不要太多，他们一人勾掉了一批。我先是采录777个，波音777嘛。后来见可录人员太多了，就想取888个，随俗图个吉祥。还是不行，就到了999个。为什么是999而不是1000，我的想法3个9是大数，衡阳历史上不会少于1000个文化名人，看官您可能就是那第1000个，我不写了，您自己争取吧！

戴佳兵：后来脍炙人口的那篇《湖湘文化名人衡阳十字歌诀》，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甘建华：没错。正是在这999个文化名人中，我归纳、提炼了《湖湘文化名人衡阳十字歌诀》：一纸圣（蔡伦）、二状元（何克明、彭浚）、三学宗（胡安国、胡宏、王夫之）、四耆宿（符定一、康和声、马宗霍、资中筠）、五书家（欧阳询、释梦英、符翕、彭述、曾熙）、六僧道（魏华存、慧思、司马承祯、怀让、李泌、敬安）、七贤人（韩愈、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幹）、八画师（释仲仁、文徵明、彭玉麟、萧俊贤、冯臼、符铸、陈少梅、钟增亚）、九文士（谢彬、陈衡哲、洛夫、琼瑶、唐浩明、龙应台、残雪、刘和平、海岩）、十世家（衡阳刘家、耒阳罗家、衡山赵家、衡阳王家、衡山聂家、衡山彭家、衡山陈家、衡阳夏家、衡阳陈家、衡南侣家）。因为简明易记，琅琅上口，后来的人们只要一提起衡阳历代文化名人，就会想起这首歌诀。这是我写作衡阳文史笔记的提纲，纲举目张，写作的困惑就是这样化解的。

本报记者戴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