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的历史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与《新建设》杂志合作创办了《文史》杂志，第一任编辑是沈玉成。第一辑《文史》出版时，编辑部原拟写一《编后记》，经齐燕铭、丁树奇(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何其芳、冯定、吴晗及中宣部科学处等多人审订，方才最后定稿。最后出版时，这篇《编后记》被改为《编者题记》。《编者题记》确立的办刊宗旨是：我们要求《文史》具有这样一种鲜明的性格：崇尚实学，去绝浮言。我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乾嘉以来朴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如果剔除其逃避现实和释事忘义的一面，他们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的治学方法，仍然是一份有益的遗产。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重视资料，对资料作细心的考订，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或有针砭和药石之效。正是这篇《编者题记》奠定了《文史》此后的风格与方向。在具体工作方面，《文史》自第一辑起就建立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至今保留的档案表明，每一篇来稿编辑部都曾认真审阅，并附详细的审稿意见。编辑部还拟定了“特约审稿人名单”，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学和其他共五类64人，学术界扛鼎人物基本上都在此名单中，审稿意见至今仍保留在档案中。有些文章，不但请社外专家审，还要请不同的编辑室的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

最初四辑《文史》中发表了很多重要学者的重要文章，比如段熙仲《礼经十论》、江世荣《有关〈庄子〉的一些历史资料》、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唐兰《〈刘宾客嘉语录〉的校辑与辨伪》等。张政烺在回忆文章中说：“《文史》是在这种气氛中出版的，保全了一部分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写出并印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可惜到第四辑在1965后6月出版的时候已经被纳入等待批判之列，‘文革’中齐燕铭被揪到中华书局来斗，设计并支持出版《文史》是大罪一条。”其实在1964年12月28日，第四辑发稿之后，沈玉成呈送金灿然、萧项平、徐调孚的一份《汇报》中，除请示了几个稿子的意见外，第五条就说：《文史》办不办的请示问题，一农同志说干脆开次编委会，请各位编委正式表示态度，友渔同志也必定要有正式意见。届时大家如觉得需要请示，再正式写报告。如大家觉得可以出，也可以在会上谈谈怎么出法。会拟在明年一月上旬开。这份汇报上几位领导均圈阅。看来《文史》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能否坚持编下去的难题。但第四辑还是正式出版了，第五辑也开始了审稿工作。第五辑第一批稿于1965年9月7日发稿，1966年2月18日，《新建设》杂志社编辑部给中华书局的专函称，《文史》第五辑的目录(初稿)已编出。

档案中保存的最后两份发文稿，是1966年2月7日沈玉成拟，一份送冯家升的“请校《突厥文祝愿辞》”，另一份送黄品兰的“送《说话札丛》等校样四份”。送黄品兰文封发时间为1966年2月9日。此后，关于这份杂志便再没了声音，直到“文革”结束。 1978年，《文史》正式复刊，是复刊较早的一种杂志。“文革”前，《文史》是依附于《新建设》杂志社的。可是“文革”后，《新建设》杂志早已停办，中华书局就独立承担了编辑出版工作。《文史》一复刊，使得文史研究者又有了一个发表成果的阵地。陈高华在回忆文章中说：“《文史》复刊，仍然坚持‘崇尚实学’的精神，对于学术界的拨乱反正，起了有益的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二十多年来，一以贯之，坚持自己的方针，不受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在中国的刊物、论丛中，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至于《文史》三十辑中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对于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那是有目共睹，就用不着多说了。《文史》对中青年作者的重视，也是有口皆碑的。今天活跃于古典文学、历史学界的许多中青年学者，都在《文史》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文史》上开始自己的著作生涯的。”复刊之始，那些在“文革”期间承担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工作的重要学者还都聚集中华，顾颉刚、罗尔纲、张政烺、启功等学者都给予《文史》以极大支持。

顾颉刚积极倡导，带头赐稿，还热情帮忙组稿。先生去世后，他的助手王煦华秉承遗志，源源不断地将遗稿整理加工送给《文史》发表。罗尔纲也格外偏爱《文史》，八十多岁高龄时仍孜孜不倦地为《文史》撰稿。在这些大家带领下，学界许多学者，如谢国桢、俞平伯、林庚等先生都曾惠赐大作。后来成为学术中坚力量的裘锡圭、金开诚、李学勤、陈高华等等，都是《文史》的重要作者。《文史》选用稿件的唯一标准是稿件本身的质量，中青年学者的文章只要是有见解有质量也会受到青睐;名家的文章如果名不副实，也不会勉强录用。李零1979年在《文史》发表《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时只有31岁，接着第十七辑又发表了他的《〈孙子〉篇题木牍初论》。著名学者林悟殊1981年研究生刚刚毕业，其进行的古代摩尼教研究在当时是鲜有人进行深入系统探讨的研究课题。当他最初把自己关于这一课题的论文寄给国内一些刊物时，不是被默默退回就是被视为论题冷僻而不被采用。率先接受这些文章的便是《文史》。林悟殊在《文史》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刊在第十八辑，题为《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之后，有关摩尼教研究的若干篇考释性文章，亦相继在《文史》刊出。甚至，林悟殊的论文集《摩尼教及其东渐》一书也是由《文史》编辑部推荐，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8年《文史》复刊十年，出版三十辑之际，林悟殊曾撰文《我与〈文史〉》，深情怀念这段与《文史》的渊源。复刊初期的《文史》得益于老一辈学者的鼎力支持，也得益于中青年学者的支持。胡道静曾说：“复刊后的《文史》就明显地呈现三代人济济一堂共同耕耘、研讨的学术园地这一特色，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藉此培养起继武的人材。”王素曾回忆说，1983年，自己与父亲王冀民联名、主要由父亲执笔的《文中子辨》发表在《文史》第20辑上。“这是一篇用文言文写成的两万多字的大文章，当时盘点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也只有《文史》有胆识、有版面刊发，于是投了过去，很快就刊出了。”此后到1992年间，王素另有三篇论文是在《文史》刊发的。可以说，《文史》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学术追求，也帮助一个时代的学者圆了学术梦。正因为顺应了时代潮流，杂志很受读者欢迎，这样一本专业范围很窄的杂志，每期的印数都在一万册以上。但是，作为纯学术杂志，《文史》也遭遇了市场经济的冷遇，后来印数直线下降，经营状况非常艰难。在这个时候，中华书局内部不曾动摇过继续办《文史》的决心，大家说：“《文史》是中华的一块牌子，不能丢。”赵守俨曾说“只要求《文史》保证学术质量，使它成为学术界了解中华书局的一个窗口”。

所以，即使在中华书局最艰难的时候，《文史》也没有停办。从1978年复刊，到2002年《文史》成为季刊，24年的时间，共出刊54辑，其间经历了“文革”结束之初对学术的井喷需求，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大潮对一份纯学术期刊的冲击。但是《文史》始终坚守的崇尚实学、注重考证的风格没有变，《文史》秉承的专家审稿、严格把关的要求没有变。 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都发生了巨变。怎样在越来越艰难的经营环境和浮躁的学术氛围中保持传统、保证高水准的学术质量，怎样在坚持《文史》独有的“崇尚实学，去绝浮言”个性的同时有所创新，都是《文史》的后继者与作者、编者们所要面对的关乎生存的现实问题。2002年，《文史》恢复为季刊，每年四辑定期出版。经过一段时间酝酿，2004年，《文史》调整编委会成员，改变原先由本单位领导担任主编的做法，组建新的编委会，延请学者裘锡圭出任主编，王邦维、李家浩、辛德勇、陈来、葛兆光、荣新江、刘跃进、阎步克等担任编委，集中了当代中国古代文史哲各学科的中年骨干学者。裘锡圭表示，接受中华书局的邀请，一是出于对中华书局和《文史》的感情，一是希望通过《文史》这一学术园地，来提倡一种扎扎实实的学术风气。

《文史》的主编与编委，并非只挂虚名，每一位都认真行使职责。主编裘锡圭在每期出刊前必审查刊发的文章，大到文章的立意主旨，小到一个字一个标点用的是否正确，都会提出严格的要求。出刊之后，裘先生又会认真阅读，一旦发现错误，就要求在下一期中刊登勘误，如是编校中造成的错误，更要求向读者与作者道歉。各位编委则主要承担了每年大量的外审工作。为了保证高水准的学术质量，《文史》继续坚持所有刊发的文章都严格执行编辑部三审与外审专家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各位外审专家每次的匿名评审都认真客观、直言不讳，无论是否建议刊用，外审专家都会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有的外审意见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篇高水准的学术论文。新时代的《文史》作者中涌现了大批中青年学者。此外，海外学者的论文也时有发表，既体现了“开放”的精神，也使得内容和阵容更加充实、扩大。《文史》不仅在香港、台湾学人，而且在日本、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汉学家中也享有崇高的声望。

文史资料选辑

就是一套书，出着出着换出版社了。

中华书局大概出了1~80，后面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接着出。

谁出书不得出整套的啊，于是中国文史出版又重印了1~80（有修订和增补）。

这就增加了收集这套书的难度，你需要：

（1）收集中华书局出的1~80，其中1较贵；

（2）中国文史出版又重印了1~80（有修订和增补）；

（3）中国文史出版社接着出的部分。

1~100有目录1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