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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转折之际，放弃文学以后做什么呢？历史文物研究，这是沈从文的自主选择。这个选择的因由，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

沈从文在精神危机期间写了两篇自传，《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从理解沈从文的角度而言，这两篇自传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沈从文其他任何的自传性文字，他近乎以写“绝笔”的心情，来分析和叙述自我生命的核心构成。“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

沈从文最初的想法是留下一本完整的自传，但精神状况的持续极端紧张使他无法按部就班去完成，写完第一章之后，他越过中间的大部分，径直来写《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手稿首页旁注：“介于这个与自白中应还有八章”。西南漆器是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寓居昆明八年时间里特别注意和大量搜集的，他当然情有所钟，心之所系，但不顾时间顺序急着来写这一部分，想要说的就不仅仅是西南漆器及其关联的西南文化的种种，更是要叙说由此而牵连出的他生命中的一条脉络，“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手稿的标题下，加了这么一行文字。

沈从文要说的是，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与自己有着密切关系，而这种关系，有一个不断绵延的发展历史。

“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浸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

他无从受到严格的美术训练，却发展了爱好和理解，这种爱好和理解“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正因为这种爱好，“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于综合比较。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

从湘西来到北平之后，还不清楚自己未来事业的路在哪里的时期，摸索读书，其中大多与历史、文物、美术有关：“为扩大知识范围，到北平来读书用笔，书还不容易断句，笔又呆住于许多不成形观念里无从处分时，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于是都成为我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还完全是读那本大书方式，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

抗战后寓居云南，早已确立了文学地位的沈从文，特别留心于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主要是漆器。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昆明的熟人没有人家里没有沈从文送的这种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对一个直径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抚摸着，说：‘这可以做一个《红黑》杂志的封面！

由自然的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兴发变化，文物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将来要选择的研究“对象”了。

时代转折之际，放弃文学以后做什么呢？历史文物研究，这是沈从文的自主选择。这个选择的因由，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了这颗种子在土里的漫长历程。

由这篇自传的提醒，更由于沈从文后半生事业的提醒，回过头去看《从文自传》—他三十岁写的，写二十一岁以前的生活，或许能够辨析出他在无意间画下的一条线索。这本书里有动人的段落和章节，很自然地写出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热切的兴趣。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的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要讲沈从文的书法历程，必得从这份早年的“产业”讲起。《从文自传》倒数第二章题为《学历史的地方》，写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约半年，日常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整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

无事可做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在沈从文的整个生命完成多年之后，细读他早年这样的文字，后知后觉，不能不感叹生命的延续，感叹那个二十一岁的军中书记和三十岁的自传作者，为未来的历史埋下了一个惊人的大伏笔。

而在一九四九年的自传篇章里，沈从文把这一条生命的脉络，清晰、明确地描述了出来。此后的岁月里，他将艰难而用力地把这一条脉络延伸下去，直至生命的最终完成。

【摘自：《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张新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