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残酷杀害。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身后究竟留下了多少遗著，一时谁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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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为了把李大钊生前所著的诗文收集起来，编排出版，传之于世，清华大学的助教李乐光（1902—1955，1926年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就读）大约在1930年就开始进行这项工作。他利用备课之便查遍了清华大学图书馆所有可能登载李大钊文章的书报刊，能抄录的，他就抄录，来不及抄的，他就剪裁下来，然后将收集的文稿带到清华大学的地窖中进行编排。

后来，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李乐光搬进城内。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编选工作改在一位西医司药朋友的家里进行。华北事变后，北平的形势变得异常紧张，那位朋友不敢再在自己家里收藏李乐光存放的文稿，于是，文稿由李乐光的岳母赵老太太取回，埋在自家院子里的几株向日葵下。每当李乐光有空闲的夜晚，赵老太太便将文稿从向日葵下取出，交李乐光继续编选，工作完毕，再由赵老太太将文稿埋入向日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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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光

1933年，李乐光不幸被捕，赵老太太怕李大钊文稿和其他党内文件被宪兵搜查出来，便将文稿和文件装入一个罐子内，由于罐子太小，文稿和文件太多，赵老太太只得用剪刀将文稿的纸边剪去，才勉强将文稿和文件塞入罐内，然后在房檐前挖了一个坑，把罐子埋入地下。挖坑时，赵老太太怕灯光被院外的宪兵、侦探发觉，于是，她就用小铁铲和双手摸着黑挖，挖一阵，划一根火柴看一看，再继续挖，直到东方既白，坑才挖好，而她的双手都已磨出了鲜血。

此后，赵老太太同女儿去南京探监，将大体编好的李大钊文稿转交给了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后来，文稿的一部分由周启明辗转送到上海，并由曹聚仁出面，请鲁迅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登在《涛声》杂志上，书稿则送到上海北新书局准备出版。但是，一方面由于书稿在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不能通过，另一方面是出版者怕得罪了国民党当局而招致灾祸，故书稿并没有发排，这一耽搁就是6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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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华

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1939年4月，《守常全集》第一版2000本终于付梓，正准备运往书店时，此事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侦悉，近2000本《守常全集》被没收并销毁。万幸的是，这部《守常全集》还是留下了几本。这部书其实只收录了李大钊的30篇论文，约20万字，与今天收集到的李大钊的文章相比，篇目上不及十五分之一，字数不及三分之一。

继李乐光之后收集李大钊遗稿的还有一个在上海工作的方行。他的收集工作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共收集到五六十篇。后得蔡尚思的帮助，得到《守常全集》和《史学要论》及其他文章若干。

1946年，方行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位先生非常钦佩李大钊，十余年来，一直在收集李大钊遗稿，故请周建人写信给他北方的友人代为接洽。不久得到答复，告曰：此稿和北大图书均运往西南地区，尚未运回，所寻之人亦不在北平，待有消息后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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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晨钟报》编辑部同人在北京中央公园合影

此后很久没有消息，其间曾请郑振铎信托友人从旁探问，亦未能得到确切的消息。后得周建人的一位亲友转告，所寻李大钊遗稿存放于一位姓周的青年处。几经周折，终于将遗稿抄来，计60余篇。

为了使所收到的李大钊遗稿不至散失，方行等人准备将书稿交生活书店出版。但此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对上海控制十分严密，如此大部头的革命书籍很难出版，迫于形势，只得将已编好的书稿暂藏起来，以待革命成功后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方行才了解到北大图书馆的那位先生就是李乐光。

1949年6月，上海刚刚解放，北新书局就在报上登出要重印《守常全集》的广告，方行见到后，马上致书北新书局，商讨能否将已收集到的李大钊遗稿全部加进去，如果仅是重印的话，因《守常全集》中有许多重要著作未能收入，可否将书名改为《守常文集》。北新书局接受了方行的意见，7月，李大钊的遗著再一次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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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常文集

新中国成立后，李大钊遗著的收集整理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到1959年已收集到350余篇。这一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和李大钊诞辰70周年，人民出版社约请中央马列编译局研究室的丁守和、殷叙彝等人编选了《李大钊选集》，共收录论文、演讲词、杂文、讲义等133篇，约39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李大钊的女婿贾芝编选了《李大钊诗文选》，收录诗歌、随感、散文、游记、通信、论文等170篇，约20万字。

据贾芝讲，《李大钊诗文选》出版后，他曾多次到王府井新华书店观看发行情况，没过多久，该书在书店已荡然无存。他向书店询问该书是否已经脱销？书店告之，接到上级通知，将该书全部收回并上缴。他又找到出版社询问，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上边的指示精神，不仅图书要收回销毁，连纸型也不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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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芝

贾芝当时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经消息灵通人士指点，他才如梦初醒。原来，庐山会议期间，康生留守北京，他在观看了为10年大庆筹备的党史展览后说：“李大钊太突出了，这是有意贬低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文革”开始后，贾芝编选的《李大钊诗文选》也成了其罪证之一，不仅挨批挨斗，还被抄了家。“文革”结束后，《李大钊诗文选》经过重新修订、增补后再次出版，始见天日。

1984年10月，北京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辑的《李大钊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集将所收集到的李大钊遗著全部收入，共439篇，近6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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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全集

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李大钊诞辰100周年，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李大钊文集》，并将近年来发现的李大钊遗著8篇、2万余字补入。没想到当《李大钊文集》已经付梓时，北京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同志又送来了新发现的李大钊遗著4篇。

李大钊一生著作等身，他的遗著还在不断地被发现，有些可能是永远也找不到了，如1927年李大钊被捕时，他的家被查抄，其中有一部分尚未发表过的文稿遗失；又如，李星华在去延安前曾将李大钊的一本旧体诗稿寄存在一位友人家中，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