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23年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观众厅举行，元培学院导师、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戴锦华应邀出席并为典礼致辞。作为一名执教四十余载的文化学者，戴锦华送给毕业生们的嘱托是“生活一定会修订你们曾在这里描画的梦想，但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忘记或嘲弄自己有梦的年华”。这是她对同学们的殷切希望，也是她终生学术求知的真实写照。

“我一定会回来！会在这栋楼里讲课”

戴锦华1959年生于北京，母亲是小学语文老师，父亲是文学爱好者。她7岁到17岁在文革期间度过，参与过“大批判”“小评论”，这种不常见的表达训练，让她具备了深厚的表达功力，此后一生都保持思路清晰、措词犀利。

11岁时，戴锦华已经长到一米七，高过所有的老师。周围人的围观、戳点令她痛苦，她选择用大量阅读面对成长的烦恼。当时文化资源极度匮乏，整个社会却又对书籍极度渴望，为了能读书，戴锦华练就了一身快速阅读的“硬功夫”。因为总是“跑到厕所的8瓦灯泡下读书”，她的眼睛患上了近视。读完学校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仅有的一点书，她到处找书、求人借书，甚至帮人家抄书换取阅读待遇。当时，大量书籍都处在地下传阅状态，在每个读者手中多则一天，少则几个小时。一本二十万字的小说，她五六个小时就能读完。大人们不信，拿书中的内容考她，最后不得不承认她确实精读了全书。

文革中后期的“地下读书运动”，培养了一批热衷讨论、争议的年轻人，戴锦华也很早就形成了批判性文化思考，立志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戴锦华作为中学生带领人们冲向广场，在纪念碑的汉白玉围栏上高唱《国际歌》。这段经历让她陷溺于幻灭，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逼迫自己置身于社会组织和行动之外，后来考上大学、决定成为学者，也主要源自“想和社会保持距离”的迫切愿望。

年轻时的戴锦华

戴锦华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全专业五十多人，年龄跨度从16岁到37岁，每个人的经历千差万别。老师们刚重回讲坛，会把最新的思考拿到课堂和学生分享。造反年代长大的戴锦华敢于站起来直接辩论，老师不仅不怒，反而会认真对待，甚至课后还会到宿舍继续辩论。这种空前绝后舒畅的社会氛围、学术环境、师生情谊，成就了戴锦华的学术底色，从此她一生都在实践那份开放、热忱、分享和平等。重建的图书馆不断补入新书，这让她可以每天遨游在书籍的海洋里。大二时她在杂志上发表论文，得了“五四论文奖”，于是她决心“要做个学者，受大学围墙的保护”。

大学毕业之前，戴锦华参加了硕士考试，结果落榜了，她对着刚奠基的北大电教楼发誓：“我一定会回来！会在这栋楼里讲课！”

27岁面对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马”

大学毕业后，戴锦华想留在学校工作，但选项并不多，恰好刚刚恢复挂牌的北京电影学院有名额，她就去了北电的电影文学系文史教研室，担任“艺术概论”和文学课讲师。

当时，她对于电影的认知就是“粗糙虚假”。等看完欧洲电影《筋疲力尽》和《奇遇》，她大为震撼，这迫使她反思：为什么中国电影会滞后于世界数十年？当时电影理论和电影研究在欧美是热门学科，但在文革刚结束的中国却几乎是空白。1986～1987年间，戴锦华向当时北影的沈嵩生院长提出创建电影理论专业的构想，得到全力支持。于是戴锦华和同事钟大丰、李奕明三人开始筹建中国第一个本科电影史论专业，他们什么基础也没有，硬是从教学规划、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开始一步步搭建这个未知学科。第一个班的招生，戴锦华跑遍全国，挨个面试学生，要求相当苛刻。为了能复印外国访问学者的书籍资料，戴锦华给他们做义工，拿到资料后自己翻译。很多理论术语没有对应的定译，需要反复讨论摸索，创造新词。

1970年代末，北大部分教师与学生们在北大图书馆前合影（后排右一为戴锦华）

因为过度劳累，她长期咳嗽并越来越严重，27岁时在朋友逼迫下去拍片子，发现已经是肺结核晚期并引发多脏器衰竭，所有的肺叶都烂了，最大的空洞足有6cm×12cm。突然之间，她就从朝气蓬勃进入绝对濒死状态，“我一下子意识到平凡的日常生活多么宝贵，死亡再也不是一个哲学性命题，而是近在眼前”。医院里每天都有人去世，深夜总能听到运送尸体的平板车推过走廊的声音。她坦然地治疗了三个月后，主治医生冲进病房，举着胸片对她说：“奇迹！简直是奇迹！”八个月后，戴锦华肺上的空洞闭合，康复离院。“结核病以后，开始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许，不再野心勃勃，开始理解懂得生命的单纯。濒临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马，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

1990年，戴锦华送出了第一届电影理论班本科毕业生，自己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毕业”，确立了电影研究的基础和疆域：电影理论（史）、影片精读、电影文化史、电影大师研究及此后的电影文化研究。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商业化大潮顷刻间涌来，八十年代的新理想主义共识瞬间沉沦，电影理论青年群体即刻溃散。戴锦华的第一届学生基本全员转行电影创作或文化管理。她在家里会接到学界朋友的电话，开口就问“有没有办法弄到50吨（钢）板材？”，甚至问她“能不能弄到批件，把苏联的军舰倒到非洲？”

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大教授乐黛云邀戴锦华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第一节课就在电教楼。戴锦华走上讲台，看到乐黛云教授就坐在第一排，内心“狂喜、感动、恐慌”，她第一句话就是：“每个北大毕业生都梦想过能有一天站在母校的讲台上，感谢乐老师圆了我的梦。”

戴锦华（右一）与乐黛云

乐黛云多次邀请戴锦华到北大任教。戴锦华“初闻时大喜，虚荣满足，自不待言”，但考虑到在电影学院“扎根已深”，又觉得弃之可惜，反复思量，终于在某个夜晚下定决心，做好了“鸡头凤尾，从零开始”的准备，并向乐老师坦陈担忧“北大庙高神多、水静流深，而我才疏学浅，粗狂散漫……”，乐黛云则开导她“只管专心教学科研”。

1993年夏天，戴锦华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离开北京电影学院，再次跨入北大校门。1997年，37岁“低龄”、本科学历的戴锦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她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聘任为兼职教授，每两年一次赴美主持暑期班密集型课程。

戴锦华进北大时曾写下过一句“不无矫情”的话：“北大的院墙足够厚。”这是因为当时商业化带来大规模体制转轨和社会整体价值崩解和颠覆，让戴锦华感觉身边的一切都快速流逝，而“北大能抵抗住市场经济的巨浪”，让她能“只管专心教学科研”。但没过多久，北大就把“足够厚”的南院墙拆掉，全部卖给了商家。

戴锦华著作《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社会激变同时也给她带来了思想上的困顿，这激励她从电影研究开始转型到文化研究。1994年到1995年，戴锦华前往美国，到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十所大学开设中国电影、大众文化方面的课程、讲座、座谈。回国后，她又开设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并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之下成立“文化研究工作室”，带领青年学者们一起研究广告、电视连续剧、电影、畅销书以及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产品，开启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科建制工作。20世纪末，她的《书写文化英雄》和《隐形书写》出版后，文化研究已是轻车熟路，她开始不甘心“又一次被绑在学科的战车上”。

为解“四十大惑”，出门行走世界

1999年，整个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化又使戴锦华“非常深刻地怀疑学院工作的意义”，自文革后退回学院象牙塔二十年，竟遭遇“四十大惑”，所以“我必须走到大学围墙之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主动从学术生产的流水线上消失了十年，投身于后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阅读大量有关全球60年代研究的著作，尝试链接那段历史与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和焦虑。她还和一批人文社科界的朋友共同开启了“广大第三世界”的访问考察和中国乡村调查。戴锦华前往第三世界几十个国家旅行，深入乡村、营地、丛林，“接触了很多不同的社会运动、社会诉求”，她发现，“各个领域、各个社会阶层中，有太多的人，他们人生的精彩程度一点不比比尔·盖茨差”。她也明白了什么叫“全球化”，旅行令她觉得“自己活得真实、踏实了，思考本身有了一个世界性的依托”，丰富了她的政治经济学的修养。

在秘鲁，戴锦华一行经过半小时摩托车程和一小时徒步山路，才赶到农民家中。那里的房子是用小树棍搭的，完全无法遮风避雨，屋外下大雨，屋里下中雨。主人问：“要不要上我们地里看看？”于是一行人又在亚马逊丛林里穿行了一个小时，炎热、尘土、荆棘包围了他们，女主人手持砍刀在前头开路。

在印度，戴锦华参与了当地村民的选举大会。午饭是手抓饭，她没水洗手，但真的饿了，只能直接下手，眼看着菜汤在黑黑的手上冲出一道道白印。她在印度喀拉拉邦农家做客，好客的主人端出一块甜腻的油炸食品和一杯浑浊的奶茶，里边肉眼可见絮状悬浮物，她仰头一口喝干。

戴锦华

她至今还经常去访问中华环境奖获得者殷玉珍，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为了“吃一碗没有沙子的饭”，殷玉珍和丈夫在毛乌素沙漠腹地花费15年种植了3万多亩林地。戴锦华惊异于底层人民身上闪烁着的巨大创造力，一辈子在大学生活的她与最普通的人的日常生活建立联系时，“突然觉得接了地气，整个人好像是有根了”。

在用脚步和书本丈量世界的过程中，戴锦华逐渐吸收马克思主义、西马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拉康和齐泽克学说等形成自己的政论思想。她把对全球60年代的重新叩访和反思作为思考21世纪后冷战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因为60年代是全球理想主义处在最高峰和最强音的时代，是世界最优秀的人集中在反叛的旗帜下相信世界必须被改造、能够被改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当中去的一个年代。它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人们尝试以知识对决权力，相信对真理的获知意味着改造世界的必然。这场革命是一个积聚了巨大的动力内部引爆的革命，而这场革命也是一场自我耗尽的革命。”

从电影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又从文化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这让戴锦华错过了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十年，但也为她开启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场域。再次转回电影圈后，她看待电影的视野已经完全不同，开始透过电影看到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真实的人。

推动女性主义发展，需要包容与互助

戴锦华和李银河被并称为“国内两位真正的女性主义理论行家”，但戴锦华最初走上女性主义道路的原因很特别——因为小时候“长得太高”，经常听到别人议论“以后怎么嫁人？”她总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女人，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希望得到人们的赞许呵护，但是我得不到。后来读书读到《性别的奥秘》和《第二性》的时候，她豁然开朗：“真的不是我有问题。”

在那个“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戴锦华身边所有女性都在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性别。戴锦华到二十多岁才第一次穿裙子，之前不愿意穿，因为“觉得丢脸”。她从来没有跳过交际舞，因为没有人邀请她。到她三十岁时，高、瘦又被认为是美丽的，但她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戴锦华开始做性别研究，1989年出版了第一本书《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引发不小轰动，被誉为“中国当代女性理论的发声之作”。书中深入阐释了庐隐、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九位现代重要女作家，展现了现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女性写作传统的形成和主要特征。戴锦华拿着书见人就送，有人说：“我们对你有更高的期待啊，你怎么沦落到搞性别研究了？”戴锦华觉得这正是一种偏见，意味着成功女性应当超越女性身份，她回答：“我是一个女性，我没办法超越这个‘臭皮囊’。”

戴锦华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存在性别不平等。在某个学术会议上，她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一位朋友告诉她：女性主义者在北方会被看成是“没有男人要的女人”，在南方会被认为“人尽可夫”。她带的北电第一批学生毕业时，能力最强的女学生分配的工作，不如能力最弱的男生。男生毕业后有很多选择，女生却只能等人来挑。有用人单位甚至问她：“我们这儿招秘书，你们有女学生吗？”

戴锦华与学生们交流

1994年，戴锦华去美国访学，出国前她感觉自己是个孤独的异类。在美国，她听到梦露和麦当娜的故事：梦露实际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女人，但荧幕形象始终是个美艳无脑的金发女郎；麦当娜从小成绩优异，中学时候已开始自修大学课程，经常辅导男同学，但她发现自己是班上唯一没人追的女生。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戴锦华回国后考察了中国的就业市场，看到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几乎所有单位都会优先招聘男生。

几十年过去，社会性别现象发生巨大变化，两性意识得到显著提升，女性不必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必局限于那些加给女性的刻板印象。但拥有独立生命空间是以经济独立为前提的，他人的赐予意味着必须付出代价。戴锦华经常说，自己不反对女性任何一种生命的选择，但当事人必须清楚，经济独立、理想实现和精神满足，可能会经历很多艰难困苦，付出很多代价。同样，嫁得好、生活富足、被人供养、可以买很多包，一样也要付出代价。

对于女性性别困惑，戴锦华给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与男人为敌，或意图取而代之”，而是包容与互助，“女性主义最大的意义不仅在于男女平权，更不是两性对抗，而在于以女性的整体生命经验为世界提供想象力空间和新的创造”。

“筋疲力尽”地工作到老

这几年，随着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戴锦华的学术关注点也在发生着变化，她开始关注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ISIS、ChatGPT这些前沿事物，对人类前途充满深深的忧虑。她认为人类正同时迎来现代文明“冲顶”（数码转型与生物学革命）和文明“见顶”（能源危机和环境灾难）相遇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未来可能会成为“弃民”。

2017年，“活字文化”创始人董秀玉和总经理李学军建议戴锦华加入知识付费大潮。戴锦华最后同意在豆瓣网推出付费音频节目《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讲解52部经典电影。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戴锦华每年的第三世界探访旅行和国际学术活动都被中断，她选择转战网络，在B站、豆瓣、凤凰网等线上平台频繁出镜。2021年年中，她在B站上开设账号“戴锦华讲电影”，这个账号现在已收获80万粉丝，里面的视频累计播放量几千万次。在《性别凝视：戴锦华大师电影课》系列视频中，她每期解读一部全球经典影片，也会定期回答读者问题，依旧严肃而活泼。无论讲述电影、女性主义、大众文化还是时事政论，她都喜欢举例某部影片来阐述观点，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寓深刻意义于无形。

2017年，戴锦华出席电影讨论会

这期间，戴锦华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公共领域言说者的角色，谈论新技术革命，也谈论年轻人被催婚的困窘。她的很多讲座都被发到网上，题目紧扣社会时事：《我不相信女性可以通过“买买买”提升社会地位》《年轻人失去动力的根源是什么？》《逃回小城市，一切就能变好吗？》《穷不是因为你不努力》《跨越阶级的爱情告诉你爱情从来无法跨越阶级》《人在大规模地被废弃》……这些内容引起无数观众共鸣。

戴锦华认为自己面对年轻一代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始终保持着广泛的好奇心，有时她邀请一些年轻学者参加第三世界旅行，对方会反问：“这和我的学科有什么关系？”戴锦华会忍不住说：“你不好奇吗？”对方有时直接回答说生命和精力都非常有限，所以不能浪费。相比之下，戴锦华一直把有限的时间与生命“挥霍”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她认为这不是浪费，而是获得了数倍的人生。

多年来戴锦华一直坚持给学生上大课，她的课程被定为全校核心课程，很多人跑来旁听，课堂拥挤不堪，过道和窗台上都是人，甚至有些游客把上她的课作为一项旅游项目。

戴锦华讲课语速极快，经常用结构复杂、夹杂大量术语的繁复句式。粉丝们自称“丝带”，自发为她拍摄宣传短片，帮助她竞选“北京大学十佳教师”。豆瓣“戴锦华小站”的管理员曾是她学生，在每堂课后都会把授课内容整理成笔记发布到网上。

接受采访中戴锦华经常会被问道：“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她总会说：“人类的悲剧就在于没有人愿意听过来人的建议，所以我就不建议了。”面对外界的质疑和误解，戴锦华已经不在意，因为“误解太多了”。她也曾有过非常愤怒或非常伤痛的时刻，但现在，“逝去的都变为了可爱”。

戴锦华在自己书房

戴锦华烟瘾很大，自称“十七岁开始就在办公室和老师们一起抽烟”，现在“一天两包半”，接受采访时也常说“我出去抽支烟”。上课间隙，她会到走廊上吸着烟和同学们聊天。学生们毕业后还会惦记她的“恶习”，出国经过免税店都会给她捎点烟。大家都叫她“戴爷”，这个名号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叫起来的，当时影坛有好多“爷”，戴锦华和朋友们都不服气，号称要取而代之，于是便有了“戴爷”的名号，一直叫到今天。

从小学起，戴锦华就保持大量阅读的习惯，从人文、社科著作到科幻、侦探小说她都会读，至今仍可以一天看完一本小说，“极广泛的阅读帮我获得参照与反思，让我可以触摸并把握社会的变化，让我不断修订自己思考与行动的方向”。

她的交友原则几十年不变，那就是尽量与艺术家保持适当距离，这样在批评时可以坚定地保持自己的立场。2015年戴锦华受邀参加柏林电影节开幕式，坐旁边的恰好是美国影星基努·里维斯，她很欣赏这位演员，但丝毫没想和他建立关系，最后留在她脑海里的只有“原来他皮肤这么好”和“多看了两眼他就脸红了”两个印象。她对中国导演的评价直白而犀利，最欣赏的是“中国电影少有的天才之一”姜文，对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却又有另一种观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戴锦华和丈夫相识、结婚，自此白头偕老，过着单调得近乎保守的私人生活。“我基本上是那种有点无趣的已婚女人，自以为幸福的已婚女人吧。”她没有孩子，“我庆幸没有孩子，让我没有什么必须去剥削和期待的，否则你还要承担很多的道义、道德、伦理问题”。

1989年，戴锦华的父亲在非洲去世。2022年中，她结束了自己四十年的教学生涯，这年圣诞夜，母亲去世。也是在这一年，她最欣赏的法国著名导演戈达尔选择安乐死，终年九十一岁。她非常喜欢描述戈达尔的一句话：“虽然筋疲力尽，依旧随心所欲。”在生命的最后，戈达尔再一次绽放光芒，“那是一种榜样的力量，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让我觉得衰老不可怕，死亡也不可怕”。

年轻时戴锦华认为“不求活得好，但求活得多”，于是看很多书，到很多地方，认识很多人，拥有很多生命体验，“好像如果明天死了,也没有太多遗憾吧”。但在未来不可知的明天，无论是生活还是学术，戴锦华还是会不停地去寻求“筋疲力尽”，“我一定会工作到最后的时候吧，因为这些工作就是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