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的档案资料堆积如山。退休前，陈长河先生在这里工作了 38 年，也就在“档案山”里攀爬了38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8年间，陈先生不仅编撰研究了大量的民国档案，还撰写了10多部著作和100多篇论文。如今年近八旬的陈先生时常到家附近的古籍书店转转，看到民国史方面的书便买回家研读。虽然年岁已高，心脏不太好，但是他仍然积极思考，动笔写作，生活态度平和而积极。

听闻此次采访，一向严谨认真的陈先生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将各类代表性著作、论文分门别类整理好，在正式采访前先一一介绍，让记者对他的研究成果有个大致了解；花费几天时间将人生中大事件都列举下来，记录在卡片上，以防回答采访时有所遗漏；他还准备了大量信件、文字资料及照片等，作为采访之外的补充……这都充分展现了一个档案人的特质。本来计划一天的采访工作最后变成了两天，记者最终才对这位自我评价“在平凡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并没做出多大成就”的老档案人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艰苦求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陈先生是福建龙海市人，看起来平和淡然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贫困家庭，幼年身世坎坷。

3岁那年，陈先生父亲因病去世，留下了裹着小脚的母亲和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哥哥，一家人几乎陷入生存绝境。好在心地善良的大伯看到一家人贫困不堪，就扶持母亲种了几亩水田，也只能勉强抚养他与年幼的哥哥。

家境虽然贫寒，出生大户的母亲对儿子们的教育却相当重视。在母亲看来，不读书不受教育，儿子们也只能和上一辈一样继续过着贫困的务农生活。于是在家里只能勉强吃饱饭的情况下，兄弟二人都被送入学校读书。可惜好景不长，陈先生 16 岁那年，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哥哥放弃学业，回家种田供陈先生读书。

陈先生也相当争气。20 岁那年，他被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录取，成为当时村里第一个大学生。50 多年过去了，陈先生对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的情形仍记忆犹新：“那是一个炎热夏天的中午，我和哥哥、堂姐一起用水车给稻田车水，有邮递员走过来问我们，谁是陈长河？我跑过去才知道自己被厦门大学录取了，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历史专业。”夏天过后，陈先生便进入厦门大学历史专业开始了 4 年的大学生涯。

厦门大学

“大学四年是我的黄金岁月，至今仍难以忘怀。”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入学时，厦门还会受到国民党残余军队的骚扰，学校也会时常受到炸弹的袭击，老师们便把课堂搬进防空洞，同学们听着炮声上课，求知若渴；当时厦门大学拥有不少优秀的史学大家，他的系主任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主要奠基者之一，他主要讲授明清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等课程，思路清新，观点睿智，当年还是讲师的韩国磐先生担任他们的班主任，专门讲述隋唐魏晋史，后来韩先生也成为了该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能听到这些大师的讲课让他收益良多；课余时间，陈先生参加了自己喜欢的考古学科研究小组，和小组成员们一起做考古研究，在经费异常紧张的条件下还与同学们编辑出版了油印刊物《历史青年》，这也成为他人生第一本出版物……

不过，在充实愉快的大学生活之余，陈先生的生活过得并不轻松。由于家中缺少劳动力，农活单靠哥哥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每逢寒暑假及小假期，当同学们在享受愉快的假期时，这个出生寒门的学子必须赶回家帮助干农活，也没有丝毫抱怨。“插秧、车水、割稻谷……农田里的活儿，我干得都很好，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呢。”陈先生笑着说。

工作38年，编研档案成生活习惯

1957 年大学毕业，陈先生被分配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研究馆工作，这是全国唯一一家专门保存民国时期中央一级档案的档案馆。虽然大学的专业与档案并没有多大关系，但分配到这一岗位，就要把这份工作做好，陈先生秉着这样的想法走上工作岗位，成了一名档案工作者。编纂档案、研究档案，这一干就是 38 年，直到他从档案馆退休。

“在一般人印象中，档案工作肯定是枯燥、琐碎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先生告诉记者，库房档案之多也被形象称为“档案山”、“档案海”，因为关于某个事件或人物就有上万卷档案，每卷档案大多是一大捆繁杂的资料，“编辑一个很小的历史事件就要调阅几百甚至几千卷档案，那些档案光是搬出来都很费力。”

“档案山”

除了资料繁多，档案杂乱无章也是陈先生和他的同事工作中的巨大挑战。“我们接触的绝大部分是民国时期的档案，那个年代的档案文字正处于一个混合的年代，有档案是用古汉语写的，也有用白话文写的，还有一些就是半文半白。这些档案文字多数没有标点、标题、分段和出处的，我们得加标点，加注释，让现在的人能看懂。”陈先生告诉记者，做这个时期的档案最头疼的是调整格式，“那个年代的书信文字基本会采取文字避讳抬头格式来写，现在很多普通读者都不知道这种格式了，这是从封建社会开始的一种公文书写格式，为了表示对阅读者的尊称，会将一些名称向上提两格或三格，于是很多文字就被人为地断开、割裂了，连我们读起来都不顺畅，更何况普通的研究者或者读者。做这种档案整理也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当年工作条件的限制，没有电脑、打印机这些设备，档案编撰出来后，陈先生还要与同事们一起承担抄写、装订、审稿的任务：“编档案并不是一件轻松事，除了费脑力，体力上也不轻松。有时上级要求在短时间内把某个事件或某个人物的档案编出来，就要长年累月地加班。印象中，我曾经有很多天就在办公室内吃饭、睡觉，直到这段时间档案编纂任务结束。”

“档案整理出来是给别人作参考的，容不得半点马虎和差错，你一错，以后大家就都错了。所以，我的工作没有奥秘，就是要细心、认真、严谨。”十几年前，陈先生从二档馆退休回家，他也还经常被单位领导“请”回去，给一些年轻档案研究员的书或者资料做校对、整理的工作，因为他让人放心。如今，陈先生年纪大了，没有更多精力去做这些事情，但晚辈们编撰的一些档案书籍出版后送给他，他还是会发挥职业习惯，找出其中一些谬误，标注出来：“我自己编研档案时，原则是错误越少越好，尽量不要出错，很多资料我都会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校对很多遍。自己撰写的书籍即便出版后，我还会进行再次校对，如果有错误，我要想办法来补救，比如再次出版时，这些错误就一定要避免出现。”

38 年编研档案的工作经历，也融入了陈先生的日常生活中。在他几平米的小工作间内，数以千计的藏书分门别类，重要的书籍或者书中重要的内容都用纸条或卡片做上了记号，要想什么资料，看看卡片或纸条就能迅速找到；由于研究方向就是民国史，只要看到民国史的文章，陈先生就剪下来，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现在已经有二十几本剪报，摞起来足足有半米多高；陈先生在保存人生重要资料时的用心程度也让人十分称奇，如 50 多年前的高中毕业证书他还保存得相当完好，上面他年轻时的照片仍十分清楚……

退休16年，仍有70多篇论文问世

“在档案馆里工作，只要手脚勤快就能接触到许多生动翔实的资料，很多资料连学者都没见过，是非常新鲜的一手资料。所以，参考这些资料写出有新观点、新论点的论文并不难。”据粗略统计，陈先生至今已经写了约 200 篇学术论文、10 多本著述。

退休后接触档案资料不再那么方便，陈先生并未辍笔。退休近 20 年来，陈先生仍然撰写了 70 多篇论文和文章，这一成绩在第二档案历史研究馆所有馆员中绝对是名列前茅。但他对此仍有遗憾：“没退休那会儿，整天忙于日常工作，加班很多，空闲时间很少。如今退休了身体又不太好，精力有限。所以，我一直只能写写短一点的文章，很遗憾，留下的专著不算多，还有不少专著是与别人合作完成的。”

这自然是谦词，一生撰写 10 多本著述自然不算少，而且不少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有的甚至开创了该领域的研究先河。比如，陈先生编著的《直皖战争》、《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两本书籍就获得了中国档案学会研究成果二等奖，与他人合编的书籍《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获得了中国档案学会一等奖；其撰写的论文《护法期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矛盾斗争》是国内为数不多研究唐继尧的论文，被许多研究唐继尧的学者引用和转述；他与人合著的《段祺瑞和皖系军阀》在史学界反响很好，成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多次为历史研究学者所引用。此外，他参与编写的《中国档案文献辞典》是国内难得一见的档案工具书。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

由于民国史编研方面的出色成绩，陈先生还在 1982 年被聘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华民国史专题“北洋军阀混战史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先生还受到著名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邀请，在《团结报》上的“历史大观园”专栏上发表了民国史方面的文章，因为浅显易读，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深受读者喜爱。“其实，我的著作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造诣，写的多半是综述方面的文章，只是用来印证和补充史实。”陈先生补充道：“我的文笔也算不上好，只是文字比较简练，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经得起时间检验。”

近年来，陈先生仍时常去周边的书店转转，买些新书回家研读，同时也不断有新作问世，现在仍没有辍笔的计划。“一个人在世几十年，多写点文章，是一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能为后人留下一点东西，也是我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

平淡一生，顺其自然就好

曾获得过“全国档案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也是第二档案历史研究馆内为数不多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的工作人员，陈先生如今档案馆研究员的身份已相当于大学教授的职务，与他同时期的不少同事最后都进入了管理阶层。对陈先生来说，谋个一官半职并非难事，但他告诉记者，这从来就不是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如今，陈先生与老伴居住在新街口附近的一个老小区内，房子紧邻金陵刻经处，颇有些闹中取静的意味。房子内部只做了简单装潢，只买了几件简单的家具，这还是十几年前儿子和女儿帮忙装修的，这些年来一直保持原样。陈先生每天的生活就是陪着老伴买菜做饭，到附近的书店逛逛、买书看书、写文章。“就像我这样，安安静静地编撰档案、写写自己喜欢的文章就挺好。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把它尽量做好，最后得到了外界的认可，这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去官场上争来斗去的呢？这不是我追求的生活。我也不喜欢争荣誉，平平淡淡顺其自然就好。”年近 80 的陈先生觉得，这就是他认同的生活态度：“现在我得到的这些荣誉也不是我自己争取过来的，我只懂得埋头苦干，大概是上级领导看我的工作态度还不错，做出了一点成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后才给我这些荣誉吧。”

由于常年在不少杂志和报纸发表文章，陈先生同全国许多杂志编辑和约稿人建立起了联系，与这些人的通信，陈先生至今仍保存完好。翻看这些发黄的珍贵资料，几乎所有的杂志编辑都用了“认真负责”、“踏踏实实”、“淡泊名利”这样的词来形容这位老先生，杨天石先生则用了“朴实、热忱、诚恳”三个词来形容他。陈先生也相当看重这些评价：“这些人与我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我相信他们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

人物简介

陈长河，1934年生，笔名文辉、伯亮等，福建龙海市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江苏省档案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南京市社科联理事、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理事等。曾兼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著作有《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民国著名人物传》等，与他人合作编辑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获得中国档案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主要论文有《护法期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矛盾斗争》、《吉鸿昌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约 200 篇。1991 年荣获“全国档案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