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遵统（1878—1969年），字易园，闽县（今福州市区）人，少年时期入全闽高等学堂，后负笈东瀛，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回国后，被授予优等法政科进士，任职于财政部多年，并兼任北平大学教授，为当时卓有声望的金融财政专家。1923年，因愤曹锟贿选，陈遵统辞职返回福州，辗转“计共三十余校”担任教习，并于1932年起，历任福建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和福建协和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培养了著名学者俞元桂等学生，成为近代以来福建教育界、文化界的杰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陈遵统受聘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潜心地方历史文献整理和研究，为福建文化建设和民族文学研究作出大量贡献。

传承文脉 编撰福建地方文献

1931年成立的福建文化研究会是当时研究整理福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织，陈遵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于地方文化研究自有先见，1938年担任《福建文化》主编时，就在撰述旨趣里强调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省者，国之积也；县者，省之分也，分之于县而积之于国。”

在这样的观念下，他潜心福建文史资料的梳理整编，并将区域独特性置于整体发展性中有机考量，其编选的《福建文化》有意选择如《大材未竟之俞大猷》等篇章，即可见良苦用心。更重要的是，陈遵统的研究并非埋首书斋不闻窗外时事，而是紧密结合其时抗战形势，努力挖掘地方文史中具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经典，“使我先明之迹灿然具陈，于以振民族之精神，作方今之轨范，抗战建国前途，固有无穷之助也”。同时，为了达到最大的普及和宣传效果，他还努力将考据研究和国民教学相结合，开设了具有示范作用的《福建文学史》《福建文宪研究》等课程，堪称地方文史教学典范。

1953年2月，陈遵统受聘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参与编纂了被誉为“闽史门径”的《福建编年史》。他在序中指出编撰的目的在于：“对于从古到今的福建，它的重要人物、重要事迹、重要的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其他重要的种种，有个概括的认识。”该书130多万字，以史事编年为经，以人物纪传为纬，体例完整，论述翔实，特别是爬梳整理了大量福建名人事迹、典章制度，甚至挖掘了许多散佚民间的传说、歌谣乃至竹枝词等，成为后来编撰福建地方志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

匡失宏业 提倡建设民族文学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伴随着政治领域救亡图存革命斗争的持续开展，思想文化领域也兴起了关于“民族文学”的思考和探索。如何对待和处理“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建设以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文学”，始终是各方各派争论不休的核心。

陈遵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谨慎的考量。他认为，当前社会强烈呼吁建设“民族文学”，首先是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生存需要，因此其“抗战”属性尤为重要。如何发挥文学凝聚人心、振奋斗志、增强力量的独特作用，是当下“民族文学”建设的关键。而“抗战文学发生于抗战心理，而抗战心理由于杀身成仁，捐躯报国的主义而来。要是没有仁，孝，忠，勇……的民族性，那么抗战文学绝对不会产生的。就算一时兴奋鼓起沸腾的热血，不久之间也一定归于冰冷”。陈遵统认为，没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和独立的民族品格为支撑的摇旗呐喊，最终都将沦为空洞的口号和形式的表演，而这恰恰是当时最缺乏的。

他严肃地指出，“近二十余年，群言混乱，矜奇立异者，且竞起而排摈本国之文字”。在他看来，隔绝民族文化传统，容易造成文脉根基的动摇和精神意志的混乱，不利于增强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因此建设“民族文学”，首先要“匡其失”。

而匡正时弊之后，就应该致力于“宏其业”。对此，陈遵统提出，以中华民族文学的传承与弘扬，培育中华民族之根，铸牢中华民族之魂。他在《中国民族文学讲话》中开宗明义地强调：“增强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的方法，自然有好多种。可是效率最大的，不能不说是文学。因为优美的文学作品，会叫人感动振奋，尤其是代表本民族的优美作品，是会引起多数人的同情……所以研究民族文学，实在是复兴民族声中的第一重要工作。”

他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开展传承与弘扬的工作——

一是系统整理和研究古代文学史。与一味强调返归传统文化的守旧文人不同，陈遵统提倡的文学史研究，并非简单罗列或晦涩征引，而是坚持以文明的理念、进步的眼光、科学的方法，对古代文学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其内涵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进行概括、提炼和阐发，即“一定要选择精要作品，运用经济方法，接着历史次序，加以系统叙述”。

如他在《中国民族文学讲话》中以“民族结合力的巩固和分散”为标准，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现代民族文学等发展阶段。同时，依据“标本兼顾”（兼顾爱国主义内容表现与民族精神品格内涵象征）、“消积并采”（包容慷慨激昂振奋情绪与忧国悲民沉郁情态）、“言行互重”（关注历代名人弘扬民族精神的嘉言与懿行）等原则，甄选从古至今具有爱国主义情怀、代表民族主义精神的经典作家作品，并总结概括“爱好和平”“喜欢正义”“思想高尚”“道德完备”的中华民族“优美民族性”，以此“激励全国学子发扬我国文化之精粹，以树立民族之自信”。

而后，陈遵统又参照这一标准，编撰了《宋明爱国文学》等著作，均得到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的大力支持，并为其作序，影响深远。

二是认真编撰国学教材。陈遵统弃政从教伊始，就全身心投入国民教育事业。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代文学丰富璀璨，其中许多经典饱含深邃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独特的民族风格，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大众文学，“若夫格律声色之散见于文者，包涵万象，发于自然，而又不失其时代性之背影与民族性之特质，即所谓民间文学者”。

因此，他认为，“民族文学”的建设并非文人的专项事功，而是应该普及全民的社会教育，“研究文学的重要性，既然这样，所以它的工作，是属于全民的，而不是属于少数智识阶级分子的；而且工作的成功，是要迅速而又普遍的”。

为了让国学经典走入寻常百姓、深入普通人心，他尝试采用简明的结构、清晰的层次和“纯粹的大众语”等方式编撰国学教材。其代表作《国学常识问答》，专为学子入门而作，在结构上首创“问答体”形式研讨国学体例；在编排上效仿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设置目录学、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附录共七类，涵盖经史诸子及百家之学；在论述上引经据典论证翔实；在文辞上则采用文白相融的语言，既通俗易懂又典雅温润。其学生郭毓麟评价：“则知其嘉惠士林，造福后学，厥功甚伟也。所谓学海津梁，舍此书其为赖乎？”可谓确切而中肯。

更重要的是，陈遵统的“民族文学”主张不仅具有重视传承的历史性、立足当下的现实性，更具有开放的进步性和发展的前瞻性。他强调，传承传统的目的，不是为了守旧而故步自封，而是为了融通中西而开阔胸襟、纵横古今而独立自强，即“类皆取旧籍之良法精言，使之贯穿中西，汇通今古，俾不学无术者，末由自进，而徘徊歧路者，知所适从也”。

因此，陈遵统坚持不要满足于历史的梳理和经典的甄选，还要追求传统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民族智慧的动态阐发和开放转化。如他在编著《共和国教科书》时，大量举证西方启蒙运动和民主革命代表人物如卢梭、罗兰夫人、华盛顿等的言行事迹，对传统儒学概念如“仁义礼智信”等进行现代意义的价值重审和内涵新释，指出：“这些个人修养被视为处于竞争的世界环境中共和国民应普遍具有的素质与能力，它们与宗法社会权力等级范畴中的忠孝节义观有着本质区别。”

可见陈遵统建设“民族文学”的构想，是从时代进步、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实际出发，深刻把握并动态阐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精神实质，通过扬弃继承和转化创新，努力建构独立自强的民族文化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审美启迪、精神激励和价值引领。这样的文学主张和文化观点时至今日仍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为新时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