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快评第180期】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回到祖国的怀抱。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团队展开对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工作。重建台湾的工作分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重建台湾的教育和文化，使台胞掌握中华祖国的语言文字，了解中华祖国的历史、文化。

为了普及“国语国文”，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从大陆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其中有国家主义派组成的青年党人、宣传委员会主委夏涛声，主任秘书沈云龙，《台湾新生报》社长李万居。1946年1月，应陈仪之邀，黎烈文抵达台北，任《台湾新生报》中文总主编兼副社长。4月，雷石榆抵台，任高雄《国声报》主笔兼文艺栏“南光”主编。5月，龙瑛宗在《中华日报》日文版文艺栏“文艺”，发表名作巡礼“阿Q正传”，介绍其内容与鲁迅精神。这批大陆左翼文化人士来到台湾，创办报刊杂志，教学讲座，传播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对台湾文化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具有代表性。

创建台湾省编译馆

陈仪与鲁迅、许寿裳等人均为浙江绍兴人，年龄相近，均赴日本留学，交谊颇深。陈仪认为，能够迅速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路径是军事而非文学。对于鲁迅、许寿裳等人的坐而论道，陈仪逐渐表示理解。他推崇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推介鲁迅的文学作品，请郁达夫到福建任职。

面对染上日化色彩的台湾社会，需要有留学日本的教育经历，精通日本文化的中国大陆文史专才来推展教育、文化工作。许寿裳（1883—1948年）曾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化有深厚的研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多所大学任教，主讲教育学、心理学、文字学、西洋史、中国史学名著、大学国文、传记文学、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博古通今，擅长诗文，通日语、英语、德语，学贯中西，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光复初期，陈仪力邀好友许寿裳来台湾，组建台湾省编译馆，协助他开展台湾文化的重建工作，改造台胞的心理。

1946年5月1日，陈仪致电许寿裳：“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专设编译机构编印大量书报，盼兄来此主持。”其时，许寿裳在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任专门委员。他颇想赴台工作，发挥自己专长。考虑到薪资及家室之累，瞻前顾后。

陈仪悉此，5月13日，陈仪致函许寿裳：“兄愿来台工作，很高兴。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语言文字——须先改造。”

台湾省编译馆的主要工作有“第一要编的是中小学文史教本（“国定本”、审定本，全不适用）；第二要编的是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物，如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月刊；第三为宣达三民主义与政令，须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第四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第五“译名著五百部”。“这样的工作，为台湾，为全国，都有意义，望兄化五年工夫来完成他。”关于许寿裳来台工作的薪资等费用，陈仪都做了初步答复。

6月25日，许寿裳应陈仪之邀，飞抵台北，筹建台湾省编译馆。他起草了“台湾省编译馆组织大纲”，计划编译的图书有：“1、关于本省各级学校教科图书，尤以本国语文及本国史地为首要。2、关于本省各级学校之参考需用图书。3、关于本省一般民众所需用之读物。4、关于辞典。5、关于世界名著。6、关于本省与南洋之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物产及其他各种文献。7、关于阐明文明及高深学术者。”

台湾省编译馆设学校教材组、社会读物组、名著编译组、台湾研究组。馆中人员分为编纂、编审、干事、助理干事。7月，编译馆筹备处成立，许寿裳任馆长。8月7日，台湾省编译馆正式成立。

编译中华文史读物

对于台湾省编译馆，陈仪、沈仲九等人寄以厚望。1946年7月18日，沈仲九告诉许寿裳：“编译馆四组中，一二两组治标用宜急，注重提高台胞的语文程度，三四两组治本。”7月28日，陈仪告诉许寿裳：“希望编一部中国通史，分量不要多，须令学生精读，其余之史则变成演义，使人浏览，国文亦须选百篇，为代表作，令学生精读。”陈仪期盼台湾省编译馆能够尽快编写出通俗性的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国文读物。

根据陈仪的规划，许寿裳拟定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规划。8月10日，许寿裳在记者会上谈及编译馆的旨趣与工作设想，“第一，促进台胞的心理建设”，“第二，对于全国有协进文化、示范研究的责任”。“学校教材组，是供应各级学校的教材，而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中小学的教材。”“社会读物组编撰的主旨，是在国民的教养。如宣扬三民主义、解释重要法令、提高家庭教育。”名著编译组着重翻译介绍欧美的进步作品，台湾研究组着重搜集台湾的文献资料。

台湾省编译馆草创之初，面临着人才、馆舍、职员宿舍、家具、交通车等困难。许寿裳不怕困难，设法解决这些难题。他吸收了台湾省教育处中小学教材编辑委员会和编审室的工作人员，又从大陆各地聘请了30余位编纂、编审。许寿裳邀请未名社的成员，翻译俄国文学驰名的李霁野（1904—1997年）到编译馆任职，担任编译馆编纂，负责名著编译组工作。李霁野又引介李何林（1904—1988年），担任编译馆“世界名著组”的编审。应许寿裳之邀，袁珂抵台，担任编译馆干事，编辑中小学教科书。

因中小学教科书的“国定本”、审定本内容多是战时材料，急需编出新的台版中小学教科书，许寿裳等人抓紧这项工作，编写“中国通史”、“中国地理通论”、“模范文百篇”。教材编写的原则是：“1、我民族的特长。2、我国历史上伟大而光荣的事迹。3、我国自然环境的优厚。4、我国政治思想与制度的优点。5、有教育意义和价值的一切事物，往往有在祖国已成常识而在本省则多茫然未知者，务择其最重要者，开列详目，视其性质，一一分别采纳于各科教材中。”

台湾省编译馆计划编写的教科书有：光复初等小学教科书，如“国语”、常识等；光复高小教科书，如“国语”、历史、地理等；光复初中教科书，如“国文”、中国史、外国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等；光复高中教科书，如“国文”、中国地理、国学概论等。

以台湾省编译馆编写的初级小学适用课本《国语》为例，第一篇课文是《我们是中国的少年》，全文如下：“我们是中国的少年，民族复兴的责任，放在我们的双肩。伟大的时代，给我们严格的训练。我们的身体，象狮子一样的健；我们的意志，象钢铁一样的坚。只知挺进，不知苟全。没有畏缩，只有向前。向前！向前！向前！争世界的正义，求民族生命的绵延！我们是中国的少年，我们是中国的少年！”台湾儿童自幼背诵此类课文，做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感与自豪感油然而生。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他们的中华祖国意识逐渐型塑起来。

台湾省编译馆编写了“光复文库”，出版的社会大众读物有《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日本改造论》、《中国名人传记》、《美国的女子》、《龙门（童话集）》、《经典浅说》等。

台湾省编译馆翻译的外国名著有《四季随笔》、《我的学生生涯》、《鸟与兽》、《价值论》、《美学的理想》、《伊诺亚克顿》等，惜大部分未刊行。

为了帮助台胞学习“国语国文”，许寿裳编著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自撰推介词：“内容分谈国语和国文两方面。因为前者已由教育处国语推行委员会出版了好些书，所以本书谈的较略。至于后者最主要的，须透彻了解国文的语法和虚字的用法，尤其是国文和日文语法的差别。著者为便于本省同胞容易领悟起见，特别把这些点详细指出。”该书兼顾了“国语和国文”，用中文和日文例句来对照比较，了解中文和日文的差别。这本书浅显易懂，有助于台湾青少年学习“国语国文”。

重视台湾文化

许寿裳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西安临时大学史学系主任兼教务委员、华西大学讲座教授等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如挚友鲁迅一样，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光复初期的台湾，许寿裳感慨：“此间风景优美，秩序亦佳。惟经日人统治五十年，教育虽较普及农工，而国语几濒于消失。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非国内他省所能企及。现值光复，由魏建功、何子祥诸兄努力推进之功，尚称顺速。倘能较速锐意于民生建设，则三民主义的实现，或可维持昌大，同所希望。”

所见所闻，许寿裳深感台湾在文化上至少有两种特点，为大陆各省所无，一是“有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基础”，“生产如此丰富，公有地产如此之多，实在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良好基础”。二是“丰富的学术研究”，“这种宝贵的材料，我们不能不注意的，而且要好好保持，继续发展”。许寿裳对日本人在台湾的学术研究还是予以肯定，主张学习与继承。

台湾省编译馆计划编写台湾历史、台湾地理等书籍，展开对台湾史的专题学术研究。台籍学者杨云萍主其事，拟定了研究计划。

宣传鲁迅思想

1920年代，一些台籍青年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在广州、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他们自动组织团体，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呼吁大陆同胞，关注台湾问题，倡导民族自决，最终实现台湾回归祖国。

鲁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许寿裳与鲁迅相知很深，对鲁迅的道德文章深表敬佩。他经常与鲁迅探讨中国的国民性，其病根何在，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1946年9月，台湾文化协进会的机关刊物《台湾文化》创刊，以介绍中国文学文化为中心。11月，其第一卷第二期为“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刊载了许寿裳撰写的“鲁迅的精神”、“鲁迅的人格和思想”等文章，还有杨云萍的“纪念鲁迅”，田汉的“漫忆鲁迅先生”，黄荣灿的“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思想家”，雷石榆的“在台湾首次纪念鲁迅先生感言”等文章。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等反传统命题，对台湾进步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有着重要影响。

在左翼文化人士许寿裳、黄荣灿、雷石榆等人的组织与宣传下，光复初期的台湾掀起了鲁迅文化热。一批台湾进步青年通过阅读鲁迅的文章，学习国文，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教育。

必须指出，陈仪团队来到台湾，迅速实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重建，但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强硬推行各项政策，急于求成，想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忽视台湾人民的心理感受，操之过急，引起强烈反弹。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发，陈仪被迫引咎辞职，其核心团队的大部分成员随他离开台湾。1947年5月，台湾省政府改组，魏道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撤销台湾省编译馆，许寿裳闻讯，“事前毫无闻知，可怪。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

许寿裳改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继续传播中华文化，引导台湾青少年学习五四以来的新知识、新文化。1948年2月，许寿裳在寓所中被暗杀。

台湾省编译馆的运作不到一年，许寿裳草拟的工作计划多半未能实现。对于台湾文化的重建，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从台湾文化的祖国化建设过程看，许寿裳等大陆文化学者白手起家，不畏艰难，传播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引导启蒙台湾青少年学习中华文化和人类新知，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关于许寿裳的死因看法不一，但国民党当局难逃其责。

大陆赴台作家，如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等人，协助重建台湾文化和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批进步文化人士推介“国语国文”，传播中华文化，介绍五四以来中国大陆的新文化及西方进步文化，去除日本殖民文化色彩，重建台湾文化，兼顾了文化重建中台湾化、中国化、现代化。（作者褚静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