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诞生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开创了纪传体例，为后代史书的书写树立了典范。《史记》也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典范，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继承了先秦叙事文学与诸子散文的精神，吸收了抒情文学《诗经》《楚辞》等经典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和风格，成为先秦文学的集大成者和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为后世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自《史记》问世起，至今两千多年从未间断。《史记》如何由经学附庸转变为史学和文学的经典？“史记学”的体系包括哪些内容？记者采访了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新科。

摆脱经学附庸后得以广泛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记》诞生之初颇受非议。从学术发展来看，中国历史记载从先秦就已开始，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写作传统，但史学以及史学家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汉代由于经学的盛行，史学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史记》等历史著作列入“六艺”类“春秋”名下，作为“经”的附庸而存在。汉代正统思想家如何看待《史记》？

张新科：司马迁编纂《史记》，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报任安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看出，这不是简单的历史资料的汇编，而是具有深刻思想的著作，超越了前代的历史记载，创造了历史记载的新纪元。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在官僚阶层和统治者眼里，《史记》乃洪水猛兽，如汉明帝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典引》）东汉司徒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传》）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三国志·王肃传》）可见《史记》在传播中遭遇的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记》是通史体例，班固《汉书·叙传》批评这是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那么《史记》是如何传播的？

张新科：为了突出刘邦开国皇帝的地位，《汉书》变为断代史，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史家的赞誉，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通例。

两汉时期的普通读者是无法见到这部著作的。《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是《史记》的第一个传播者。后来，《史记》在流传中有所残缺，汉元帝、成帝之际的褚少孙搜集资料，又补续了某些篇章，使《史记》成为完璧。当然，续写《史记》最有成就的是班彪，他的《史记后传》为班固编纂《汉书》奠定了基础。根据陈直先生考证，直到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才在社会上得到比较广泛的流传。

魏晋以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三国时代已有包括《史记》在内的“三史”之说。西晋荀勗《中经新簿》把当时的书目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把史学从经学中划分出来列为丙部（相当于后来的史部，甲部、乙部、丁部相当于后来的经部、子部、集部），东晋李充《晋元帝书目》又把史部提升到经部之后。到了《隋书·经籍志》，又把前代文化典籍列为经史子集四部，替代原来的甲乙丙丁四部名称，而史部正史类又以《史记》为第一，后来的学术分类一直沿用这一分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播是经典形成的重要因素。什么因素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

张新科：《史记》写作时是刻在竹简上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东汉以后有了纸张，一直到唐代，都是手抄本。宋代，由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刊刻印行《史记》较为普遍，为人们研读《史记》提供了方便。明代的印刷术有了新的发展，刻印《史记》达20多种，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出现，给《史记》评点和传播带来更大便利。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多种不同形式的媒介日新月异，直到今天的影视传媒、计算机网络等，都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书写工具的变化加上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推动《史记》成为经典。

走向经典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记》的传播在很长的时间段内都受到限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地位逐渐提高，直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张新科：《史记》本身具有非凡的价值，这是它成为经典的基础和关键。《史记》的价值可以归纳为“五度”。

一是广度。就时间长度来说，它反映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3000年的历史；就地域而言，它已经涉及今天的中亚西亚一带；就人物层次而言，它涵括了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乃至游侠刺客、商贾卜卦等各类人物；就社会面而言，它立体化反映了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脉络等各个方面；就学科而言，它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涉及历史学、文学、民族学、政治学、军事学、地理学、天文学、医学、教育学等。

二是深度。《史记》大胆突破传统观念，超越前人，如对待帝王的态度、对待下层人物的态度、对待周边民族的态度、对“义”与“利”关系的认识、对于秦王朝历史的认识等。尤其是司马迁自己所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历史学家、思想家的独特眼光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展现社会发展的历史全貌，揭示人性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积极进取、坚忍不拔、忧国爱国等精神。鲁迅赞誉其为“史家之绝唱”，绝非虚言。

三是温度。人物传记不是干巴巴的历史资料，而是反映了活生生的人，《史记》字里行间都有司马迁的影子，渗透着司马迁的情感，褒贬分明，有时甚至直接抒发情感，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因而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

四是美度。历史书写具有文学特质，用美的形式、美的结构、美的语言，写出具有个性化的人物；写人叙事具有典型性、戏剧性、完整性、多样性。

五是力度。首先是作者的笔力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如清人吴见思《史记论文》评《项羽本纪》“精神笔力，直透纸背”。其次是历史人物的活力，刻画人物时避免记流水账，而是放大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再次是对读者的感染力，引起共鸣。明代茅坤评价：“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还有作品永久的魅力和生命力，包括思想、艺术以及传主的价值。此外，《史记》传播到海外，更体现出它的影响力。

总之，由于其内在的非凡价值，使《史记》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历时性来看，《史记》的经典地位是逐步建构起来的，其具体表现有哪些？

张新科：汉魏六朝时期是起步阶段，有历史评论，也有零散的文学评价，提出司马迁“爱奇”“史汉优劣”“史公三失”等问题。唐代由于正史著作对《史记》的继承和发展，史学理论对《史记》的肯定，古文运动的兴起，“三家注”的形成等原因，奠定了《史记》的史学、文学经典地位。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史记》的受众面扩大，形成了评论《史记》的风气，或论史事，或评人物，或谈文章，有褒有贬，不宗一派。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如互见法问题、司马迁文章风格问题等，同时传统问题得到深化，如“史汉优劣”问题，出现了《班马异同评》等著作。元代杂剧把《史记》搬上戏剧舞台，180多种杂剧取材于《史记》。明代《史记》的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出现了大量评点著作，既有史学的，也有文学的，凌稚隆《史记评林》是评点著作的集大成之作。由于文学复古运动兴起，《史记》的文学地位稳固提升。清代是《史记》经典地位建构的高潮期，大量探究《史记》的著作和论文面世。在钦定的二十四史中，《史记》居榜首，列入《四库全书》史部第一。对《史记》的考证研究，在清代取得了显著成就，梁玉绳、张文虎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评点评论也多种多样，吴见思、牛运震、方苞、李晚芳、李景星等人的著作各有特色，评点集大成的代表是程余庆的《史记集说》。到了近现代时期，学者们在校勘、考证、评注诸方面用力较勤，吴汝纶、曾国藩、魏元旷、李笠、杨启高、刘咸炘、齐树楷、靳德峻、郑鹤声、施章、朱东润、李长之等，都有专门的《史记》研究著作。其他如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鲁迅、范文澜、吕思勉、余嘉锡、罗根泽、郭沫若、翦伯赞、周谷城、郑振铎等著名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论述了《史记》的经典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研究立场和指导思想发生质的变化，《史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问题不断深入，对《史记》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形成《史记》研究的高潮。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史记》在海外的影响也日益广泛，世界化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在《史记》普及宣传、研究资料搜集、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成就远远超过了古代任何一个时期，一门新的学科——“史记学”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共时性来看，《史记》成为文化经典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哪些？

张新科：一个时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对《史记》的传播和研究有重要影响。历代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魏晋以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备受尊崇。文史分家以及文史各自地位的提高，对于《史记》的传播以及史学和文学地位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唐代的科举考试，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宋代亦是如此，据《玉海》卷四九引《两朝志》：“国初承唐旧制，以《史记》、两《汉书》为三史，列于科举。”由于科举考试的强大动力，在当时形成了学习《史记》的良好风气。

《史记》创立纪传体，后来的正史全部采用纪传体，而且把《史记》八书发展为政书体，如唐代杜佑《通典》、宋代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等。文学方面，大量的传记直接继承《史记》传统；古典小说从唐传奇到明清长篇小说，基本采用纪传体；元代杂剧，许多题材来源于《史记》；诗词曲赋中有大量歌咏《史记》人物、事件的作品。这些不同文体，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史记》影响，反过来看，这些不同体裁对于《史记》传播也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典建构，读者是主体，尤其是评论家对《史记》的意义阐释占据重要位置。在《史记》走向文化经典的过程中，大量《史记》注本、选本、评点本以及古文选本的作用是不是也不可小觑？

张新科：是的。对《史记》的注释，从汉魏六朝时期就已开始，但大都散佚，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部书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从文字考证、注音释义，到注释人物事件、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无所不备。“三家注”的形成是《史记》研究史上第一座里程碑。此后，历代各种不同的《史记》注释、评点等大量涌现，如宋代《班马异同评》、明代的《史记钞》《史记评林》，清代的《史记精华录》《史记评注》《史记论文》《史记集说》等，举不胜举。时至今日，仍不断有针对不同层次读者的各类注译本。这说明，《史记》的传播范围与受众越来越广。

从汉魏六朝开始，就有大量的零散评论，后来这些评论逐渐形成一些理论，体现在文学点评和古文理论之中，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转合，小到章法结构、辞藻、对仗、用典、音韵等，深入细致。如茅坤以“风神”论《史记》，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用“义法”论《史记》，刘大櫆《论文偶记》中用“奇”“高”“大”“疏”“远”“变”来概括《史记》文章特点。当然，自近现代以来出现的专题论文和著作以及学位论文，更具系统性、理论性，是《史记》经典建构的关键所在。

从宋代开始，出现了古文选本，着眼于“古文”，《史记》也成为古文的典范，如《文章正宗》《妙绝古今》《崇古文诀》等，此后，明清古文选本越来越多，大都选择《史记》的精彩篇章，如明代的《先秦两汉文脍》《古文奇赏》《秦汉文钞》，清代的《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古文眉诠》《古文析义》等。这些古文选本基本以文学评点为主，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与此相关的学校教育以及史学史、文学史教材，对于促进《史记》经典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海外的《史记》研究也取得多方面成就，为《史记》经典的建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您能谈谈《史记》在海外的传播、影响与研究吗？

张新科：据《北史·高丽传》可知，《史记》在南北朝时期就已传到了朝鲜半岛。此后，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泛，隋朝时传入日本，目前已传播到世界各地。全本的《史记》韩文、日文、俄文、法文版都已面世，英文的全本即将完成。现有资料表明，《史记》还有德文等其他语种的选本。总之，经典不是自封的，而是经过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的检验确立的。

我们要通过“史记学”充分挖掘与阐释《史记》的文化力量和司马迁的人格风尚，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