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系列发布文史研究文章。除修订个别标点，适当调整排版并补充图片外，编者不对原文做更多修改。为尊重原作者，本系列在“浔阳叙话”公众号上首发，再由编者“冯晓晖”公众号转发，并在国内主流自媒体网站（今日头条、百度、搜狐、新浪、网易、微博、豆瓣等）上同步转载。

知道邓祖禹，是从一张《江西省政府布告》的落款上看到的。布告的时间是民国三十二年，落款是省长邓祖禹。日伪时的江西省省会设在九江，管辖着沦陷区的几个县。这个邓祖禹，对他的资料了解不多，只是在九江市档案馆看到有伪省政府成立时，九江的敌后情报员，向县政府写的一份情报提到了邓祖禹。说是六月十五日，邓从武汉坐飞机到江北二套口机场，同行四人，到后即有小汽车接送至九江（需过渡）。九江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场面，在莲花池九江戏院召开了欢迎和庆祝大会（伪省政府正式成立时间是六月十七日，十六日情报上写是十九日有误）。邓的其他详细信息不清楚。

近日，见到本由南京市档案馆编印的《审判日伪汉奸笔录》一书（图3），里面赫赫有邓祖禹的一节，内有邓的“自白书”丶审讯纪录丶证人证词丶判决书等内容。以此和百度搜索的信息相比较，发现网上的很多内容不靠谱，例如，网上载邓是吉安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曾任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而他的自白和审讯却明确是江西清江人，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也没有任过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的职务。

为了解脱和减轻他汉奸的罪责，他在自白书及审讯中，极力表现他在九江任伪职时，做过一些对抗战有益之事。如，原在虞家河活动的抗敌自卫队虞济民，曾派码头工人徐菊生丶胡根弟二人去江边炸日本仓库被抓，由邓以“事非得己，情有可原”而释放。又如邓曾指示任星子伪县长的夏炜，和日本人交涉，释放了被捕待杀的游击队120余人（实为106人）。

邓说此事之后还由民国江西省主席曹浩森训令在游击区的星子县政府，内有“夏某深明大义，颇堪嘉奖”等语。审讯时经历者夏炜还从杭州寄来了详细经过的证词。细阅此证词，大有读惊险小说的味道。

夏述：其受邓委派，任星子伪县长。到任后不久，查悉县府看守所内，有日军寄押犯人百余人之多，既无名册，又不知罪行，只是随时任意提出杀害。这天已是月底，又提去五人要到南门处决。时间紧迫，夏炜只身赶到南门阻止，又因天雨积水，临时改在北门，两门相距三里，夏炜只好先到南门附近的日警备队，身上未带证明文件，卫兵不许进，语言不通，后用纸写了一“夏”字，才让进。

在三楼会见了日警备队负责人上山中尉，因翻译不在仍用笔谈。上山表示此批犯人系前任移交，案情彼不知，只交待必须全部处死。夏炜表示，中国人案件应由中国官厅处理，这是邓省长的意思，并以生命担保这批人均系良民，最终上山允许未决人犯全部交由县政府处理。上山乃拨电话去刑场制止死刑，可是电话久接不通，于是派名士兵赶去刑场，夏炜和上山随后赶到，因时间耽误较久，五个人已被杀两人，剩下三人刀口捡回条命。之后，这剩下的106人都被夏炜放了（据邓自白最初有129人）。为此，夏受到敌星子联络官花田的上告，一度将伪县长夏拘押，终因伪省长邓的周旋而释放。

因夏是邓任伪警官学校教育长时的学生，邓任伪省长将其带来，又将其任命为星子县伪县长，在此案中是利害相关的同一方，其证言审判官给予置疑。如对其言受到曹浩森嘉奖反诘：“中央政府省主席怎能嘉奖伪县长？”又经函查江西省政府答复为“无案可稽”，不能成为有功的证据。故在1946年10月19日首都髙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邓祖禹：“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十年”。其后有匿名电报及检查官要求复判及判死刑，而邓祖禹也在1947年11月22日上交了不服判决申请复判状。经历又审丶笔录等反复，在1948年2月28日，作出二次判决为“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其它仍同上判。

这其间，邓祖禹汉奸案还另出新闻，1947年8月2日《申报》刋出【本报苏州1日电】：“伪江西省长邓祖禹，迄今在逃，苏髙检处顷特令无锡地检处调查罪行，俾报请通缉”。对照审判汉奸书上各日期，邓于1945年10月27日被捕，经审讯于1946年10月19日第一次判决，难道在邓在判决后至其1947年11月22日上诉这一年中，越狱逃跑后又被抓回不成？越狱逃跑不罪加一等？还能理直气壮不服判决去上诉？二审及判决对此也没有片言只语的记录？且邓祖禹也没有在江苏或无锡任过伪职，轮不上由上述地方髙检处丶地检处来查罪行丶报通缉。为此，此条消息和现在某些自媒体的消息一样，是不可靠消息。

第二次判决离南京被解放只有一年多时间，此后这位在九江做了半年日伪省长，判了十四年徒刑的邓祖禹，其下场究竟是如何结局，就不得而知了。然这些经历，终是九江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特据相关资料予以记存。

陈新代（作者像）

【读后记】这是陈老师最新的一篇研究文章，内容很有意思。汪伪时期九江曾为江西省省会，才两年，也不大体面。对汪伪时期江西被占领区的研究文章特别少，陈老师的这一批尤为可贵。

我曾写过这段历史（见《九江历史上的今天 · 6月17日 · 汪伪政权的省府九江》），您可对照着来读。我那篇是概述性的，陈老师的这一篇抓住一个事件展开，视角不同，但陈老师这篇更有深度和价值。

在我那篇文章中，也将邓祖禹其人作为重点来写，但由于史料来源不同，差异不少。比如邓祖禹的籍贯，我写的是吉安，陈老师考证是清江（今樟树），吉安曾为庐陵道的治所，庐陵道下辖清江，这么说好像也过得去，但一般没这么表述的。

邓祖禹像 编者配图

再比如邓祖禹的上任，我写他从南京乘船而来，本篇记录从武汉坐飞机到江北后过渡。汪伪的首府在南京，江西汪伪政权成立前由湖北汪伪省政府代管，新任的省长从南京或武汉赴任，都说得过去。但陈老师的史料来自旧档案，我的资讯录于《申报》，前者比后者更权威，因此陈老师的考证才是对的。

差异还有不少。写这些是想说，历史研究就是这样，挖掘整理多了，拼图就会更完整、更准确。我们永远无法做到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我们只要做，总是能找到些有价值的东西，不去认真做，或者别有所图，历史就会变得更模糊、更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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